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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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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驻防川北阻挡红军北上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上年4月2日，蒋介石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南部、理番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三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刘伯承探悉此情，于8月7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德操吾兄麾下：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故，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
举国血气之士，奠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①其一斑也。现在伯南②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技，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颖无任盼复之至。
孙震见信，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与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
①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后蒋介石以收买手段，使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戈。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②陈济棠字伯南。
第六节援西军司令员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刘伯承率领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中间翻越一座大山时，遭敌机空袭，刘伯承和汪荣华都负了伤。警卫人员赶忙上前救护。刘伯承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继续前进，停久了就危险。”刘伯承被弹片炸伤了臀部，失血较多。但一时既找不到担架，又无马匹，只好简单包扎一下，几个人搀扶着他慢慢走。汪荣华伤在小腿上，包扎了一下，也坚持跟着行军。
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还在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很大。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唯恐自己的领地甘肃、青海有失，调集10余万兵力来围攻西路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惨重。至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下八九千人，退守到张掖县的倪家营子。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决定组织援西军，准备前往援救。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刘伯承、张浩受命后，率所部集中到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地区侍命。不久，奉命向西开进。
这时候，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至3月中旬遭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使援西军的援救行动未能实现，援西军中止西进，在西峰、镇原、固原地域停留下来休整。
6月初，西路军幸存的一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陆续跑回来。他们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纵横，好象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帅、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机关于部。刘伯承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且亲笔作了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准备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下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散失，还有女同志身强者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与此同时，刘伯承、张浩领导援西军，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一再强调：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
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7月12日，第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国焘战线斗争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的直接帮助之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经过了军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的联系到四军本身许多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在四军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全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政委①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小组会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的检查，在部队中不断的开展了一些具体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矗”在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张浩等团结教育了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投入抗日战争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①指任弼时。
第七章到敌人后方去
第一节抗日誓师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卢沟桥头炮声震地，火光烛天。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突然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举国上下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气概。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人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刘伯承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愿为国效命，与日寇决一死战，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被迫逐步表明了对日抵抗的方针和立场，9月23日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一个广泛而可靠的基矗形势的巨大变化给刘伯承带来了新的使命，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加紧进行着党和红军的许多决策活动。7月22日至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和张浩、陈赓、郭述申，从甘肃镇原县屯子镇援西军司令部驻地前往出席。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听说刘伯承一行到达，出来迎接。会议室里，聂荣臻、邓小平、左权、黄克诚、王震、陆定一等人已先期到达。
刘伯承打开他的黑色笔记本，象拿毛笔一样，捏起一支铅笔，准备作记录。张浩知他惯用毛笔，小声说：“善使刀者不善使枪，还是找管毛笔吧。”
刘伯承改变握法，微微一笑：“胡服骑射，时移事异，不得不改了。”
任弼时宣布会议宗旨：“今天的会，是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接着他就卢沟桥事变阐述了当前形势：卢沟桥是控制平汉路、北宁路的枢纽。日军去年占领丰台，现在又突然占领卢沟桥，显然是早已策划好了的。日军已包围北平，天津去年就修好了飞机场，平津共集结了3万人。
日本动员了40万兵、400架飞机，准备陆续开到中国来。日军的意图，以大军威胁南京、平津，进而占领华北。
他边讲边翻着稿子：“二十九军打了一下，目前已退到永定河以西。华北当局动遥但二十九军下级官兵自动起来抗日，是可以拉到抗日阵营里来的。美、英、法从维护在华利益出发，都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但并无实际行动。蒋介召调10个师到保定、石家庄一带，想求得和平解决，而无抗日决心。蒋介石的宣言，态度还比较强硬，但行动很使人担心。估计有两种前途：一是愿和平解决，无最大的抗日决心；二是在抗日运动的压力下提出抗战到底。我们党和红军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党中央号召全国抗战，武装保卫平津。现在正处于争取实际抗战的阶段。”
任弼时讲完，由彭德怀作报告。他指出红军改编的意义，是改变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和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他强调指出，改编以后选择与教育干部是最重要的环节。提出要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改正缺点，要反对在红军实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与会者相继发言。轮到刘伯承发言时，他的话很条理、有节奏，使人听得明白、清晰。他分析说，卢沟桥事变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往北直接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往南已严重损害了英、美的殖民利益。日本陆军的重点是对付苏联，海军则是针对美国的。蒋介石搞中庸之道，实行投机政策。他这个亲英美派一方面依靠英、美的支持来牵制日本，一方面想利用日苏冲突来坐收渔利。看他17日的谈话，软话对日本，不肯关闭和谈的大门；硬话对民众，对民众抗日运动提出种种限制。然而日军重兵已临华北，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因此又不得不对日本也说几句硬话。不这样，他就控制不住抗日运动，担心被我们所利用。
刘伯承强调，我们应该按照党中央7月21日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去努力，争取发展到积极抗战、全国性的抗战。国共合作、联蒋的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从国际国内矛盾来分析，蒋介石是有可能抗日的。如果他不抗日，则毫不留情地批评、揭露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归结到一点，中心在抗日，同时中心也在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努力。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代表社会进步力量，有国际性党的组织，我们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我们为了抗日才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就变成了无目的的行动。
我们与国民党联合，是两党平等地位，为抗日而合作，而不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无条件的合作。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倒到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民众上面。当前只有抗日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才能争取民众，才能在蒋介石一旦倒向帝国主义时不致被出卖。为着达到这样有利的目标，红军改编有重大的意义。但我们要有名正言顺的指挥机关，对国民党的让步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会议中间，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赶来参加，会议发言愈加踊跃。会议一致通过彭德怀的报告及有关决定。
会议召开前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25日会议结束时，军委的命令期限已满，军以下部队都顺利完成了改编任务。会议于是要求与会将领回去继续抓好全面改编和军政训练，待命出征。
8月7日，援西军奉命移防。刘伯承、张浩率部山镇原出发，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红军新的集结地陕西三原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
8月22日，刘伯承和张浩前往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为了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复杂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与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发言，着重围绕军事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对会议情况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于25日结束。当天，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刘伯承被列为委员。其他10名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徐向前。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立即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3个师，林彪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贺龙为第一，二○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刘伯承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不久，南方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8月27日，刘伯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吸引谁的问题。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负责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后的领导工作。刘伯承被任为委员。其他委员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各师军政委员会，刘伯承被委任为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1日，刘伯承和张浩马不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9月4日，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作了传达，并宣布了改编的组织。以援西军为主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红四军的第十、第十二师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第七七○团。红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
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师直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另有一部分干部组成了教导团。全师共1。3万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连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脱离第一二九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九师准备出征的人数是9160余人。随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除刘伯承、徐向前的职务已明确外，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刘伯承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改编，在改编过程中抓好思想教育和必要的训练，以保证部队顺利出师。他和张浩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而日夜忙碌着。
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去，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又历尽艰险长征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一生。多年来眼看着许多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改编的消息刚一传开，红军内部就产生出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
一连几天，刘伯承和张浩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形势转变关头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解释改编的意义和策略。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刘伯承让他坐下，启发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
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刘伯承还发动大家学习、讨论，通过干部战士自己的教育来辩明是非。
讨论中，有人联系到半年多前的西安事变。当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活捉了蒋介石，红军人人兴高采烈。后来又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参加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掉了蒋介石。许多人感到不解与气馁。经过教育和讨论，终于明白放蒋介石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一个英明决策。刘伯承及时抓住了这个突出的认识事例，把它同怎样正确对待改编联系起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许多干部战士深有体会地说：“相信党中央不能全凭感情，还要不断提高政策和策略水平，否则会跟不上形势。”
刘伯承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抓紧时间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内容涉及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及决议，辨证法、政治经济学大纲，还有日本大本营有关侵华方针、策略的材料。他对人说，面对形势的巨大转变，急需用革命的理论充实自己，同时要赶紧研究一下日本将如何进行战争。
刘伯承、张浩见干部战士认识趋向一致，决定举行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
会前刘伯承指定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担任誓师大会总指挥，参谋处长李达协助。他把两人找来，嘱咐说：“这是我们改编后的第一次阅兵，也是我们开赴前线抗日的第一次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单、朴实，但要庄严。主要是把部队组织好，要造成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气氛。”
9月6日，正是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的季节，可这一天却显得有点特别，一清早，天低云浓，细雨点点。援西军所属部队，陆续向设在石桥镇的会场开进。不一会儿，雨点密起来，滴在人们脸上，感到冷飕飕的。陈赓和李达商量，打算请示师长，大会等天晴了再开。他们刚商量妥，就见刘伯承、张浩带着一群人骑着马来了，军装已被淋湿。
刘伯承问：“你们干什么去？”
“报告师长，雨越下越大，是否？？”陈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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