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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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鹄吹囊巫由稀！�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去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的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在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刘伯承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不巧，弥群所在单位利用那个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弥群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刘伯承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刘伯承的三女儿解先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到家里来征询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她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但你们问我她能否入党，那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刘伯承的长孙降生时，他已双目失明，年满八旬。他非常高兴地给孙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荣华赶快把名字告诉儿媳妇。家里人每次把小孙孙抱到他面前，他都慈祥地抚摸着孩子胖乎乎的脸蛋。但就是对全家的这个宝贝疙瘩，刘伯承夫妇也严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孩子在妈妈医院的幼儿园里长大，在一所普通小学上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刘伯承对子女处处严格要求，为的是培养他们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对子女们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在家里，刘伯承冬天经常穿着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一双家制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时都破了，还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荣华看到这件毛衣实在不能穿了，便给他买了一件新的。他接过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说：“我这件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何必花钱买新的。”仍然舍不得把旧毛衣脱下来。
刘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给老三。老五刘蒙上中学了，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黄军装。有一天，阿蒙放学回到家里，嘟着嘴对汪荣华说：“妈妈，以后我不穿姐姐的黄军装了，同学们都笑话我。”
汪荣华仔细端详着儿子：挺高的个头，穿一身女式黄军装，模样确实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是啊，你长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妈妈再也不让你穿姐姐们的衣服了。”
生活上刘伯承对子女严格要求，学习上更是毫不放松。他一再勉励子女们刻苦读书，掌握真本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一定要当官。他严肃地告诫子女：“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个通报后，写信给长子太行说，这次教育部通报了一个高等学校的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儿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女则一个也没有——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就在这封信中，刘伯承问太行：“谦虚谨慎习惯在修养否？”
刘伯承经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他双目失明以后，有一次让幼子太迟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突然间，他挣脱了太迟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边走边对太迟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太迟：“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
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搞科研工作。他业务熟练，安心本职，曾主动放弃到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副部长。二女弥群是空军司令部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女解先、四女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夫妇爱子深切，教子有方，博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汪荣华被评为北京市1986年度的“好家长”。
第四节“十万军帐哭刘公”
191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战争年代，他创伤遍体，头、眼、腿、脚等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残疾。
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备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又使得左眼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怀，周恩来3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因个别医生诊断失误，药不对症，致使病情逆转。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才使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恢复而长期卧床不起。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
1975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1980年8月1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刘伯承关于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刘伯承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了。
10月14日，北京一个平常的秋日，凉风瑟瑟，阴霾满天。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被装点成黑纱缠绕园柱、挽幛悬挂横梁的庄严肃穆的灵堂。
刘伯承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灵枢两旁。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向刘伯承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老搭挡、老战友的遗容。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险阻，淮海大地的硝烟，万里长江的怒涛，西南边关的征尘，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现，？？慢慢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聂荣臻右臂套着黑纱，坐着轮椅车，由工作人员推着攀上40多级台阶来到大厅。刘伯承卧病在床之后，聂荣臻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总希望他有所恢复，能跟他说上几句话。如今，物是人非，聂荣臻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潸然滚落腮边。
杨得志、秦基伟、王平、洪学智、肖克、宋时轮、陈锡联、张爱萍、杨成武、陈再道、尤太忠、向守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以及三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列队缓缓地走进大厅，默默地将右手举到额角，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功勋卓著的老元帅致最后的军礼。
张震、李德生，带领全军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以及驻京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军队院校的奠基人、最高学府的老院长作最后的告别。
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等部门的领导与群众，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步入大厅，向共和国大厦的创建人鞠躬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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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哀乐阵阵，1500多人依次出入，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
徐向前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刘伯承的感人场面——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吏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简要概括了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为推翻帝制、保卫共和英勇斗争，又为创建人民军队、实现社会主义艰苦征战，也为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悼词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一生的卓著功勋。指出他对党无限忠诚，几十年来成为全党、全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榜样；他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他的精辟独到的军事论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始终不脱离群众，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自奉俭薄，克己奉公，严格管教子女，廉风、家风，堪称社会的楷模。悼词热情赞扬他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追悼会上，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北京市和四川省等领导机关，献了花圈。
这一天，天安门广尝新华门和外交部，都下半旗向刘伯承致哀。行人路过，纷纷驻足静默，向他们敬爱的一代元戎寄托自己的哀思。
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诗：“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说的是人生一世，做了好事善事，自有众人称颂传扬，用不着自己去立功德牌坊。
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军指战员的心中，矗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刘伯承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撒向祖国各地。
1986年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遗骨，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去执行抛撒骨灰的神圣任务。飞机载着他们穿过重重云层，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和着徐徐的清风，刘伯承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
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回到了祖国山河大地的怀抱之中，回到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过的地方，与长眠在那些地方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了！
后记
《刘伯承传》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编写的。经过12年的努力，终于完稿付梓，并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与读者见面。
小平同志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从1980年3月编写组成立开始编写，到1992年修改成书，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坚持以下三条原则：一、据实直书而不拘于定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而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或评论。
二、材料丰富而不至于芜杂。采用真实可靠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材料，摒弃那些似是而非、查无实据或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材料。
三、文字生动而不虚构、浮夸。对传主的生平业绩，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如见其人。
当然，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社会效果又是一回事。良好的愿望能否变成现实，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鉴定。
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历史传记。
编写人员先后采访了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和了解情况的人。其中主要有刘华清、张震、杨白冰、薄一波、宋任穷、李德生、陈锡联、肖克、何长工、郭述申、李达、李聚奎、林浩、郭林祥、尤太忠、向守志、钟汉华、曾绍山、孔石泉、孙毅、韦杰、孙继先、陈明义、鲁加汉、肖永银、马忠全、卢仁灿、黄鹄显、徐斌洲、仲曦东、鲁瑞林、吴忠、刘昌毅、孔庆德、陶汉章、王智涛、王义淮、刘明辉、赵遵义、党必刚、刘叔禹等。还有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黄维、杨伯涛、文强等。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人还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刘伯承的夫人和战友汪荣华，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给予编写工作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解放军画报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省档案馆、四川省政协、重庆市政协、南京市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处和国防大学图书资料馆等，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大批历史文献资料，使传记有了可靠的依据和凭证。
本书于1983年4月写出送审稿。全书分为22章，42万字。从拟定纲目到成文，都是在李曼村指导下进行的。具体分工是：陈石平写青少年时期，宋科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岗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1945年8月至1947年7月），曾克写解放战争中期（1947年8月至1948年1月），薛洪兴写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1948年2月至1950年10月），齐生平写军事学院时期，李曼村写1958年以后。先由各人写出初稿，然后逐章逐节进行集体讨论、修改，最后由李曼村、宋科、薛洪兴三人统稿。
王文治、王济民、刘蒙、朱玉、谢武申等，也参加过编写工作，对本书的撰写作出了贡献。
后汲收各方面意见，对书稿进行修改，于1992年4月写出修改稿，扩展为24章，50万字。建国前的18章由薛洪兴执笔。建国后的6章由齐生平执笔。全书经薛洪兴加工润色，最后由李曼村、黄玉章审阅修订。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办公室、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对《刘伯承传》的编写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与帮助，并两次主持召开书稿讨论会，使书稿逐步改进，得以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奉献给读者。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最后，对于所有帮助、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一九九二年八月
附录 刘伯承生平大事年表
（1892—1986年）
1892年诞生12月4日（清光绪18年壬辰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
1897年5岁
入私塾读书。
1903年11岁
读完私塾。随应县试的父亲刘文炳赴县城，目睹父亲因出生吹鼓手家庭被逐出考场，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
1904年12岁
转入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
1905年13岁
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初步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06年14岁
考入夔府官立中学读书。
1907年15岁
春因父亲病故，家庭经济发生困难，被迫辍学，回乡务农。
1910年18岁
从万县乘江轮出川到上海，试图寻找工作，未果，仍返回家乡。
1911年19岁
年末到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有人劝他不要去从军冒生命危险，而应去经商谋个人发达，他慨然回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1912年20岁
2月至12月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
1913年21岁
夏由司务长改任排长，随部队参加四川讨袁（世凯）战争。在綦江打了第一仗。因有勇无谋，只顾自己一人向前冲，没有指挥士兵跟上，结果败退了下来。
8月在寒坡场战斗中智勇结合，对士兵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并率先冲锋，率部一举攻占敌方阵地。因功摧升为连长。
1914年22岁
四川讨袁战争失败。为免遭四川反动当局的缉捕，避居上海。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5年23岁
受孙中山派遣，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回川进行革命活动。
1916年24岁
年初为响应云南护国军的入川行动，与王维纲在涪陵新妙场集合原第五师部分人员和当地革命党人、农民群众约400余人，举行起义。被编为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负责截断北洋军的长江交通。
3月与革命党人张明安领导壁山县丁家坳农民起义，将起义队伍编为义勇军。指挥义勇军伏击北洋军的辎重部队，缴获两连人枪，军装5000套。
3月20日在丰都攻城战斗中，头部中弹，颅顶受伤，右眼致残。
秋回到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
1917年25岁
10月参加护法战争。代表第五师到泸州与云南护国军谈判，结识了滇军旅长朱德。
1918年26岁
2月随第九旅参加讨伐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战争。临难受命改任营长，率部强渡涪江，协同友邻部队攻克战略要点射洪县太和镇。
3月升任由熊克武任督军的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副团长。
1920年28岁
8月至10月升任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率部参加川军为驱逐滇黔军而发动的“靖川”战争，在保卫成都和克复重庆的战斗中，担任主力，连建奇功，被上级表扬为“千里转战，凌厉无前”。
1921年29岁
8月至9月率部参加川军援鄂战争。以出敌不意的战法，先后歼灭和击溃北洋军各一个团。
1922年30岁
夏率部参加四川新旧军之间的“一、二军之战”。采取伏击战法歼灭第二军杨森部主力第三十六团，继而协同友邻部队重创敌第九师。
8月升任两团制的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
1923年31岁
3月至4月参加由孙中山发动的讨伐北洋军阀的“讨贼战争”。率部与敌苦战，掩护主力撤退，并以奇袭手段击溃临阵叛变的一个旅。
4月14日因不满有功不赏，反遭人忌妒、诽谤的处境，向上司提出辞呈，未获批准。5月率部反攻被敌夺占的成都城。在成都近郊龙泉驿重创敌一个旅，并协同友邻部队夺回成都。
本月率部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法一举歼灭甘军12个营。8月在作战时右大腿负重伤，随即赴成都治疗、休养。秋通过吴玉章结识了杨闇公。在这两位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1924年32岁
1月13日对劝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友人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极力深研后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9月断然拒绝熊克武等人以升官为条件让他重返军队的劝诱，表示愿追随杨闇公、吴玉章考察四川内外的国民革命形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10月至12月随吴玉章出川，经贵州、湖南到上海。沿途感受到国共合作后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各地都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声势。
1925年33岁
2月随吴玉章从上海到北京，见到了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赵世炎，从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5月随吴玉章从北京到上海，亲身经历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贪婪性、残暴性，对工人阶级巨大的斗争力量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6月随吴玉章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和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反帝怒潮。
1926年34岁
5月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7月同吴玉章从重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汇报四川军事运动情况，提出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设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9月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促使川军各派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参加国民革命。
10月经吴玉章提议，被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委任为中央党部特派员，全权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
11月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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