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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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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从白区到根据地
第一节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红军发展到10万人（7万支枪），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这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致使党内原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离苏回国，于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
7月底，红军第一次打长沙取得了胜利。红三军团乘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桂系对战湘南衡阳、宝庆地区，长沙空虚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长沙。但在由湘桂边境回师的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的反扑下，红三军团被迫仓猝转移，遭到较大损失。
虽然长沙得而复失，8月5日又被何键夺回，但红军打下象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毕竟是第一次。这一胜利冲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他们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许多大城市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8月3日，决定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东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事先他们征求了刘伯承的意见。
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沪顺起义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六大关于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方针，他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是有疑虑的。然而，这是他切次进入中共中央决策机关工作，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他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等提出反对意见，但提醒他们目前进攻的重点不应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而应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并指出南京暴动如果成功，据提供的力量计算，仅“可以固守一个月”。
李立三军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刘伯承这样的军事专家来为他的冒险主义方针壮大声势。因此，他抓住刘伯承的意见大加发挥。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6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刘伯承说过的如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竟推断出“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思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但对于第二次打长沙的计划并未停止执行，而是认为应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保证二打长沙的胜利。这就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立三路线，而只是部分地纠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倾冒险计划。
刘伯承对周恩来素来敬重，通过参加会议和单独交谈之后，深为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进一步认识到立三主张之非计。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其他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到了会。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他说，在湘鄂赣豫4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第一步应当是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我们现时的一切工作布置，应直接间接地帮助这一中心步骤达到目的，不容许我们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发展，减弱长沙、岳州胜利的可能。中央认为项英主张在何键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军力向湘赣两方发展，是不妥的。刘伯承委婉陈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后，接着详细地谈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心意思是围绕着红一、三军团二打长沙，湘、鄂、赣3省的红军部队应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和积极截断铁路线，牵制敌军调动，以保证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及株（洲）萍（乡）铁路。最后，他强调指出：“必须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大的发动农民暴动，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动与影响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汉的胜利。”刘伯承发言完毕，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加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帅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当时情形来定”。
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传达到红军一、三军团前，两个部队的领导准备再打长沙，认为上次三军团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长沙，现在是两个军团并肩作战，若鸟张两翼，车行两轮，打下长沙更是不成问题。为了加强作战的领导，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年7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红军学校校部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住城南校舍。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2月1日开学。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有15名专职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3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第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科一个连，连长郭耀山，指导员伍修权。特科三个连，即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在教育方针上，汲取了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宝贵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经刘伯承指导写成的红军学校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中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尽管教员少，教员的科学知识、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浅弱，又缺乏参考书，刘伯承还是尽可能提高教学质量。他把教员组织起来，亲白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对教员们说，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使用，他经常加班加点。夜深了，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他坐在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奋笔疾书。人们看到他这种工作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教员和工作人员们都更加勤奋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机关枪班排战斗》、《排教程述要》、《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仅3月份就装订出版军事教材9种，计6249册。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生的脑中去”。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在教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串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划箭头的姿势，至今仍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刘伯承还根据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光辉胜利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许多学员足参加过战斗的，经刘伯承理论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说明，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提高了胜利信心。
在3个半月的学习期间。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小时，总共31小时；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个小时，演习10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诸如进攻的几个阶段，防御的纵深配备，追击退却的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种手段才能达成侦察任务，怎样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够应用战术原则。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作为政治委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了“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日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这“三化八点”教育，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工作总结中称它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红军学校全部课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课计有八门：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土地问题；红军问题；苏维埃问题；政治工作；武装拥护苏联。政治连因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军政教育比例为倒四六，即军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课程上增学：党的建设；社会形态发展史；党史；国际材料讲演等课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尽管红军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跃的，到处歌声嘹亮，朝气蓬勃。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地。从上海来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联星、赵品山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留苏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里手”，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两周举办一次文娱晚会，由赵品山领导的话剧团演出节目。李伯钊还给大家跳过乌克兰舞。篮球比赛也经常进行。那时条件艰苦到连篮球都买不到，篮球破了，修修补补接着打。补丁多了球变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样竞赛激烈，鼓掌声、喝彩声不断。各连都有列宁室，每周出1次墙报，发动大家写稿，又学政治，又学文化。10个单位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130期墙报，每期平均约百篇稿件，计有1。1万篇以上，学员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经过3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当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百分之六十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刘伯承主持了第二期毕业典礼，隆重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
红军学校第三期于6月9日开学。这一学期学生增加到1000以上，编了两个步兵营、I个政治营，还有上级干部班和团政治委员训练班。
6月26日，刘伯承被委任为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红校的工作加上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同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红军的作战方针展开了争论，这个争论是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负责人分歧的继续。8月间，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3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由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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