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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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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哥哥阿尔方索则将我们叔叔詹姆斯超凡的精力和活力与贝蒂的语言天赋完美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听者和观察者，他能记住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事情。他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谈论任何热点话题，不故弄玄虚，并总是以一种直接、深刻而且轻松的氛围，以最舒服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不过，要是需要什么建议的话，对他可别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但听他谈话总是一件乐事，因为他说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且总是以一种迷人的、生动的语调来讲。
迪斯雷利太太说古斯塔夫英俊，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她的说法。他是雅各宾一系中唯一能以其炯炯有神的、柔和的、湛蓝色的大眼睛来夸这个口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眼睛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其他人的眼睛没有什么不同，而现在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儿时的任何痕迹，除了一种人们或许可能会叫做忧郁的气质外。他的眉毛长得很精致，眉形很好，淡淡的很清爽；他有一头深棕色的缎子般的头发；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他的嘴巴很大，然而并不能以能言善辩来赞誉它，最多只能说它温和敦厚，而且它既不暴露对感情的理解，也不显示感情的深度。古斯塔夫人显得精瘦，他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透着高贵的气息。我希望能在神龛上看到他的画像暗指结婚。——译者注。
她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9年后，她看到立在神龛上的是阿尔方索的画像，摆在了她女儿莉奥诺拉画像的旁边。在那个时候，她早已经改变了她对新郎的看法。现在的阿尔方索似乎是“一个10～15年来操纵着世界运转的男子汉，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会尊重，也不会爱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仆一样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结论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个已经没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觉上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任何深沉，应该更会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责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会持久”。无论如何，她的女儿“攀上了世界上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应该不会想要从自己梦寐以求的罗氏朝廷走下来，而去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这番感慨毫无疑问基于夏洛特自己的经历，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0）
以“父母之命”作为决定性因素这样一种原则当然还是不应该太过分。夏洛特没有能为她的另一个女儿留住阿尔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们的配偶选择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安瑟尔姆的女儿朱莉也拒绝了她的堂兄威廉·卡尔的求婚，以及那些亲缘关系更远一点的亲戚，比如纳撒尼尔·蒙蒂菲奥里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亲以及未来岳父所主导，他们花费了数月来起草这份婚姻契约；尽管这其中的谈判主要涉及单列给新娘的资产数目，以便给她某种方式的财务独立，但这不应该被错误地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女权至上倾向。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尔姆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与威廉·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节制，当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即宣布他想与自己的孙侄女、人见人爱的朱莉（当时还不到20岁）再婚时，这种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家族里的其他人在医生们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反对他的这个图谋。不过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虑到这件事中这位年轻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担心的就是，如果对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绝太生硬，他有可能会从公司里退出他的资金，并娶一个外人。
守旧与改良
正如夏洛特所强调的，近亲婚配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儿子和女儿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远远高于他们的教友，但还是不能与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期间对其教会所做奉献的程度不应该被低估：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远胜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时的情况，这也是1848年后那段时间内家族和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规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们都能度过一个没有一丝遗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给他的侄子和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们过得愉快，而且打猎能够满载而归。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吗？这可是深爱着你们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这样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他根本不认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办公桌前有什么不妥。他和卡尔在出席犹太聚会时总是会有一些惹人侧目的古怪举止（而他们的妻子则都能中规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坚守着家族的犹太传统，与他在汉娜·梅耶叛教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别无二致。尽管他几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节那天，他非常不情愿地取消了到伦敦的商务旅行，以便研读《哈加达》载有故事《出埃及记》和逾越节家宴仪式的书，在逾越节家宴时阅读。——译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兰克福拉比利奥波德·斯坦的新作时很是高兴（尽管他捐助的规模没有记录下来）。他的妻子贝蒂与丈夫一样以一种世俗的心态待人接物，但她同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认为遵守教规就算不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当她听说她的儿子阿尔方索参加了纽约的犹太聚会后，她宣称自己“（高兴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并继续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1）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儿子，不仅是出于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情感。以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你的举动对那些可能淡忘掉这些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对那些一直坚守这个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通过这种方式，你让那些试图责备我们的人能够与我们重归于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这说明阿尔方索按自己的意愿去参加犹太人聚会明显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卡尔在此期间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难得一见的正统犹太教徒。他继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洛反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改良运动，他支持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区，并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来，在舒泽大街新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但他反对由新的社区拉比萨姆森·拉斐尔·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随者全部撤出法兰克福的主流社区。作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威廉·卡尔秉承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原则，认为实践过程中的多样化不应该威胁到犹太教社区的团结。
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把自己当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圣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访问巴黎时揶揄安东尼，说他总是在看祈祷书，这个代表着虔诚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赎罪日一丝不苟地斋戒，尽管大家都担心当时正在席卷巴黎的霍乱传染会使斋戒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成为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如果逾越节期间纳特在巴黎，安东尼和列昂内尔就会给他提供逾越节薄饼。就算是在英国度假期间，列昂内尔和他的家庭也都过赎罪日，斋戒并做赎罪日祷告。但这四个出生在伦敦的兄弟并不像威廉·卡尔那样守旧。1851年，迪斯雷利很无心地给夏洛特和列昂内尔送来了一大块波兰公爵送给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么处置它，这违反了我们的规矩，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将它送给罗斯柴尔德夫人（因为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过这道菜），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洁的肉，不过我担心它是。不过，由于我提到了赠送人也热爱上帝，我想他们会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许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猎时射杀的则不行，而送来的这块肉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猎杀的。
他似乎做对了，尽管这并不是爱戴贵族的反映。实际的情况是列昂内尔的家庭与詹姆斯家的一样，并不严格遵守饮食戒律。事实上，梅耶对鹿肉是如此着迷，他于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讲中竭力为牡鹿狩猎活动进行了辩护！1859年马考雷在列昂内尔家用过餐后写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猪肉，一律没有；蒿雀肉馅配约汉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美味”。
对于更大范围的宗教问题，这几个英国兄弟比较倾向于支持改革运动，这与整个英国的大气候有关。当（1853年）倾向改革的西伦敦教会的代表与总拉比发生了矛盾，从而有人试图将他们从教区代表理事会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列昂内尔公开声明反对这种他称之为“教皇独裁”的做法。“他拥有所有方面的神职权利，但他不应该像天主教牧师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可能是，而且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们没有权利来质问他过节是过了一天还是过了两天”——这是守旧派和改革派在实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样的说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改革派教区在上一年与主流的守旧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会向列昂内尔寻求帮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2）
朝向改革的这种趋势在与他们的妻子有关的事情上就更加明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犹太教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的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希伯来语知识。以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为例，她参与了改革运动的进程，使犹太教的礼拜形式更加现代，而且更加精确，而之前的礼拜堂仪式与教堂仪式比起来显得比较落伍。“如果一个人无法到教堂去聆听一场优秀的布道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声疾呼，由于不懂希伯来语使她非常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图。她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导，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们公共礼拜的队伍中”。因此，她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的成长过程混合了犹太教义与圣公会的形式。安息日在家里进行简短的家庭礼拜后，路易莎给她的女儿们上《圣经》课，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阅读犹太教和非犹太教的宗教文学，他们涉及的课程包括《以色列历史与文学》。赎罪日的戒律被很严格地遵守着，康斯坦丝在她1861年的日记中做了记录。她的母亲路易莎在1857年发表的安息日演讲，比如有关诚实、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内容，很多都包括在当代的圣公会布道书里：
主啊，您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万的生灵中如此宠爱于我，赐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乐善好施，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怜悯之心，使我远离自私自利，使我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好恶。主啊，请您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给饥饿的人以食物、衣不蔽体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还有能力和办法去这样做，否则我将不配享受您对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对我如此的厚爱和呵护。荣耀归于我的上帝，阿门。
由于在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中成长，因此路易莎的女儿们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喜欢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礼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夏洛特成长于法兰克福那种非常守旧的氛围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她给儿子利奥的信里显示，她经常参加非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作为地主，她认为她没有理由不参与到自己地区圣公会教堂的事务里。她在1866年聆听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顿教堂（靠近加奈斯贝）里典礼上的布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弥撒给迷住了，但伦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这方面，她并没有显得太独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赠蒙特莫尔地产时对牧师的任免进行了直接的干预，促使一名牧师离职。“我希望”夏洛特说道，“差异可以得以解决，因为在宗教活动活跃的时候，基督教牧师与犹太人捐助者间的争吵总是让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国天主教的时尚世界所吸引，鉴证了（时间跨度正好一年的时间）一场天主教义卖活动，由曼宁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礼，在肯辛顿的加尔默罗修道会礼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会教堂举行两仪式。在每次活动中，她都要回请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
夏洛特总是把她在这些场合中的所见所闻与犹太人聚会礼拜的情况做比较，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有利于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会出现比较强烈的批评倾向。在出席犹太免费学校的颁奖仪式时，她觉得：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3）
我被那些参加典礼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这些人有犹太学生、主教、资助人、朋友和来宾，他们也参加过（天主教）慈善会的类似活动艾德雷博士（可能是总拉比的儿子赫尔曼，贝斯瓦特犹太教堂的首席牧师）简单讲了几句话后就匆匆离去，就好像房间里面有什么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犹太教堂的A·L·格林拉比，他同时还是替她颁奖的人）从侧门逃也似的离开，没对任何人说半句话。没有一个来宾，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空椅子。我一个人就霸占了如此大的地方，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宁愿退到唱诗班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现的礼仪、绚丽的仪式，他们的各种做法、各种优秀的做法是那么高贵和庄重，而我们，则根本没有人来费这番心思。
按照这个说法，一切都变得十分明了了，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组织曾经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申请过经济资助。这些申请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师就说服夏洛特为他在布罗涅特福德的学校捐出了50英镑。
这同时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还是通过慈善工作来保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男性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长期存在着。在维也纳，安瑟尔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从浏览那些申请资助函开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决定给每个申请人的资助金额；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动物园散步的时候，都有一名银行的职员跟随，给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发硬币。在法兰克福，雅各布·罗森海姆是威廉·卡尔的“乞丐事务秘书”，但威廉·卡尔仍然自己对资助事宜做决定。他的儿子这样写道：
每天晚上，通常是20点或是21点，我父亲都会到位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去面见男爵，有时候是去格鲁内博格，亲自将一份由我母亲认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请资助人名单交给男爵。这些申请来自整个犹太人圈子，由每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来自东西方的福利组织推荐。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由男爵亲自决定他认为合适的金额。偶尔，他还会很惬意地阅读收到的每一封感谢信。在提交给男爵之前，对每份申请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过的拉比进行调查，每条信息都要进行登记，并逐字逐句地抄录到一本书里。
对每份申请都如此谨小慎微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申请资助的量大到用这种传统方式根本无法管理的时候，特别是当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穷困犹太人的数量大量增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对像列昂内尔这种处理几百万业务的人，期望他亲自去处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给“为贫困的外国人建立救济所基金”捐赠几百英镑，或者两年后他的叔叔阿姆斯洛让他捐给法兰克福犹太人女子学校的类似金额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有点荒唐了。因此，大量的这类工作开始被委托出去。在伦敦，阿希尔——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博士，1866年后当选为大犹太教会的秘书长——按照当时某媒体的说法，成为了列昂内尔的义务“私人慈善代表”，虚拟的“纽科特‘慈善部’经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费多回忆起了“一间特别的办公室，有几名雇员在那里专门记录资助申请，对申请进行研究，收集这些申请资助人的真实情况”。慈善变成了很难从更单调乏味的银行事务中分离出来的一堆繁杂事务。1859年之后，这项工作的某些部分转交给了新成立的“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或者说至少是由“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进行协调。比如说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纽尔·斯贝林的人——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荐”的人，“非常渴望开一家小店，并为此目的自己筹措了很小的一笔钱”；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维森家族一位远亲的女儿，她需要钱为她的女儿准备嫁妆。然而，这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取代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4）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女人所处的位置使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变成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待这项工作与她们的丈夫在银行工作一样的勤勉。犹太人免费学校从内森的时代起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善的一个重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他们所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东尼在1847年成为了该校管理委员会的总裁）对其事务性工作的参与。当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参观的时候，她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机构”，为“大约900名从最底层家庭选拔出来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准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却对这些“在贝尔街的小学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儿子描述他们“无法形容的邋遢和肮脏——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于改善这些高加索夏洛特经常用“高加索”我个词来形容犹太人是她的信件里很不寻常的一个特点。这个词在这种用法是由18世纪的解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布鲁门巴赫生造出来用以描述五个人种类型其中的一种，这五个种类是他通过测量头骨形状区分出来的。另外的四种是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很显然他是想为包括所有欧洲人和中东人在内的人种进行分类。人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她在1865年时宣称，“一直没有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她每周一次的贝尔街之行“根本谈不上愉快”，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的这些卑微阶层非常肮脏，天气不好时就裹在破毯子里”。另外，她发现“要是不对他们的进步和总体的提高非常感兴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走进这些贫穷、肮脏的小孩子中间”。到了19世纪70年代，通过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英国督学。——译者注的视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东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转，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年度预算增加了20倍，教师数量增加了25倍。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参与过的其他教育机构还包括建立于1855年的犹太学院，宗教知识传播协会的安息日学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于1867年在南伦敦创立的博拉犹太人学校。与以前一样，还有救助病人的善举。在成为犹太妇女慈善贷款会和妇女慈善协会成员的同时，路易莎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康复之家，供应由夏洛特资助的位于阿替雷利街的特别厨房烹调出来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个老年人临终关怀之家，重组了伦敦慈善产房，出任妇女慈善贷款会以及东区母亲之家缝纫协会的总裁。另外还有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创立的位于怀特齐普尔的犹太婴儿白天看护所，以及位于诺丁西尔地区沃尔枚路的犹太聋哑人之家。最后，夏洛特还积极参与了新改选后的救济理事会（BoardofGuardians）的各种活动。例如，在1861年的时候，她帮助格林拉比向理事会提供了10台缝纫机，这些机器用于出租或者出售给那些希望通过做针线活挣钱的贫困的移民妇女。之后，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镑给由格林创建的“女孩车间”。
在1884年对夏洛特的追思弥撒上，赫尔曼·阿德雷回忆说，夏洛特出版《祷告与默念》和《致孩童》（最初是为女孩免费学校而作）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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