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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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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存在的巴黎银行，特别是那些老式的银行在应对着工业信贷银行的挑战：他们也看到了这种股份合作的形式对长期投资所具有的合理性。尽管他们的资本金与佩雷尔家族的不同，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但在法国和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资本金使用方面，与工业信贷银行使用其债券持有人和储户的钱的方式其实一模一样——而且从远期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显然更为成功。这里指出一个简单但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工业信贷银行的规模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它的初始资本金是2000万（后来到6000万）法郎，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资本金在1852年的时候超过了8800万法郎，如果合并罗斯柴尔德银行，全部资本金则不少于23000万法郎。而在工业信贷银行的初始资本金里，佩雷尔家族自己只占有大约29％。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6）
现实中，他们真正所做的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做到了的那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与工业信贷银行的差异也并没有他们所声称的那么巨大。（只有那些对巴黎不很熟悉的人才会像俾斯麦那样把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佩雷尔混在一起。）佩雷尔家族一直在用圣－西门式的花言巧语来解释工业投资的共同收益，而他们自己则做起了公债和铁路股票的投机，并且把所得利润悉数收入自己的私囊中。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并不讳言他们的投机和收益，他们把对自己所属的更为广泛的群族的贡献当成是慈善，并把这些做法与他们的生意完全分离开来。当1850年卡斯特兰第一次碰到安东尼的时候，他被后者的抱怨所震惊，安东尼说：“在伦敦，你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做棉花或者是公债，你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在这里（巴黎），除了公债你根本没有投机的机会。”圣…西门主义者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对于他们来说，是调动全法国的储蓄去追逐由蒸汽所驱动的乌托邦。这种风格上的差异，被股票经纪人费多鲜活地写进了他的文章里。与佩雷尔兄弟不同，他认为詹姆斯只能算是“一个可靠、聪明而狡诈的‘资本商人’”：
使他庞大的财富收益最大化这项唯一的工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工作内容。月末的每一次清算都是一场战斗，他必须为保卫他的银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荣耀，并且为证明他的实力而战。他不放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何消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消息——无论是政治的、金融的、商业的还是工业的，他都要竭尽所能从中获利，这更多的是靠他的本能。他绝不放过任何盈利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多么微小。
正如我们所见，像费多这样的小人物，与詹姆斯这样的人做生意是一件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人们只需要到工业信贷银行的办公室，就能看到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间可能会出现的最大的反差。
在佩雷尔兄弟这里，不用担心有什么过分的话语，也不用害怕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情绪失控。这些迂腐的谦谦君子，过度的仇恨使他们浑身都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们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像铁棍一样僵硬紧张，非常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并且对自己充满了自恋。他们总是身陷大批朋友的包围之中，这些人都竖起了耳朵，以便能跟踪到他们客户谈论的关于他们正在操纵的股票的话题，了解他们是要买入还是卖出。工业信贷银行的雇员肃立在楼梯上，等着询问你是否要下单。每个人都充满着暴富的幻想，不惜任何代价；每个人都试图能与他的庄家的方向保持一致。
詹姆斯显然对这个反差感到很欣慰。有一次，他颇带讥讽幽默——这种幽默成了他在第二王朝时期的招牌——地指令费多代表他去进行一次投机，具体的做法是购买1000股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这种事他干了不少于5次，让他的经纪人吃惊的是，在清算的时候他真的会全额付清这些款项。当费多表示出他的不解时，詹姆斯假装很吃惊：
你的意思是桑（什）么，我年轻的朋友？我根本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听好了：我对佩雷尔先生的菜（才）能拥幽（有）最大的新（信）心。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金融家。我是家族里的一分子，我很高兴能把我微薄的财富透（投）一部分在他们的事业上。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资本都委托给如此聪命（明）的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7）
与他们身处同时代的人——例如比较有名的金融家尤里斯·伊萨克·米勒——有时候会把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归因为这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北方的犹太人”由于来自于日耳曼人粗犷和拘谨的氛围，他们在对财富的自私自利的追求中显得“冷淡”而“有条理”，对国家的利益显得很麻木；而“来自米迪的犹太人”不仅“更有贵族气息”的“拉丁”气质，而且得益于法国更为宽容的犹太人政策，因而以一种更加利他的、以公众利益为重的方式来考虑生意。另外有些人则把这种差异更多地归因于政治因素：罗斯柴尔德代表“金融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其对手代表“金融民主和一种‘1789’经济现象”。
在现实工作中，这两家银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乏味的铁路特许权领域。最起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共和时期，那些铁路狂热分子曾经被泼过冷水。铁路的投资和建设由于政治家们在关于特许权应该授予谁的遥遥无期的辩论中而中断，利率过高、股市交易萎缩而且劳工运动导致了劳力不足。当时只有一条主干线还在建设（从凡尔赛到雷恩的工程）。拿破仑的政变最立竿见影的后果之一就是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大权在握的当天，他就批准了从里昂到地中海沿线的特许权，两天之后，巴黎到里昂的也确定了下来，而且都授予了一个财团，而财团的成员包括了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北方公司的特许权也在重新谈判之中，所有条件都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利于该公司。王朝的建立对于铁路大亨们来说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幸事：在1852～1857年间批准的特许权总数不少于25件，之后到1870年间又另外批准了30件。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拿破仑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弟弟默尼公爵扮演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在他的眼里，这个新政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自己聚敛财富提供机会，因此他强烈支持将很多小的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大的线路。詹姆斯早在1852年初的时候就搭上了默尼这条线，并且很喜欢他所听到的一切。很有意思的是，法国分行这个时期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詹姆斯持有很多铁路公司的股票，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占巴黎分行总资产的大约15％）。这些股票的市值这个时候更是高歌猛进，因为投资人对新政权的鼓励政策做出了反应：阿波尼估计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仅仅一个星期里就赚进了150万法郎，而且还“不用付出一分钱”。考虑到巴黎分行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资本金的巨大增长，这个数字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最大的六条法国铁路线中，罗斯柴尔德家庭控制的北线是使用率最高的，也是盈利最好的：尽管从里程上看，它只占了整个法国铁路网的9％，但却占了全部货运量的14％以及全部客运的12％。票价和运价与成本的比率是27∶1这是在19世纪50年代时候的情况，而在19世纪60年代，运量比19世纪50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
然而，詹姆斯和佩雷尔家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一次争执出现在1849年，当时后者正为他们拟议中的巴黎到里昂再到阿维尼翁的项目进行融资，而之前他们并没有知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2年，项目推进得很快，尽管此时离可以确定真正的矛盾激化何时出现还为时尚早。朝激化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出现在詹姆斯决定参与到巴黎到里昂线的辛迪加中的时候，他拿走了这个项目股份的大约12％（其他的股东包括巴赛隆尼、霍廷格尔和巴林，而且，尽管没有以受让人的名义出现，塔拉伯特也似乎在其间起到了带头的作用）。这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佩雷尔家族竞争的回击。在一系列说明性质的信函中，詹姆斯向他的侄子们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8）
关于里昂铁路，如果不去认真考虑，而又有两家其他的公司参与修建，就会对北线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此我对霍廷格尔说，我们要持有与其他银行一样多的股份，而且如果巴林要安排在伦敦进行认购的话，他应该跟你一起行动。总结起来说，我不想看到在新政府下面竟然会出现没有我们名字在上面的大项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有人会说：“我们不再需要罗斯柴尔德。”只要我们能得到我们希望的份额，我们最好保留住这部分兄弟情谊相关的这些人物跟部长们都混得很熟。
信函中还无意间将佩雷尔两兄弟中的一个称为是“一个混蛋”，这说明他们与詹姆斯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
但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并未就此结束。事实上，伊萨克·佩雷尔还接受委托，作为詹姆斯的代表出席新了巴黎—里昂公司的董事会。另外，他的兄弟伊迈尔也以北线董事会主席的身份起着领导作用，并参与了北线特许权的重新谈判——其他的主干铁路线合同在1852年１月敲定。公司通过发行不记名债券筹资4000万法郎，并使用这些钱购买了勃罗尼—阿缅铁路，修建了新的支线（比如到毛勃格的支线）；作为回报，其特许权延长到了99年，但是国家获得了可以选择在1876年购买这个公司的选择权。一直到当年的晚些时候，分歧才显现出来，这时候詹姆斯再次对塔拉伯特给予了支持。
塔拉伯特现在的目标是将新的巴黎—里昂公司与他的通向南方的铁路——阿维尼翁—马赛、马赛—土伦及其他在伽德和赫霍的规模较小的铁路线合并成一个大的环地中海公司，所经过的路线与佩雷尔家族起初所想的非常类似。詹姆斯决定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认购2000股，而资金紧张的现实使佩雷尔家族被晾在了外面。（默尼是另一位股东的事实，使我们对那种简单化地认为佩雷尔家族有新的政权做靠山来对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不得不产生怀疑。）当詹姆斯拒绝为佩雷尔家族的米迪公司提供类似的金融支持时，佩雷尔家族受到了致命一击：尽管詹姆斯认购了330万法郎的事实使认为他不重视这件事的说法站不住脚，但阿尔方索从董事会辞职却是投出了不信任的一票。因此，佩雷尔家族创办了工业信贷银行，作为对看起来似乎被逐出了以墨尼为代表的政府作为后盾的新的塔拉伯特…罗斯柴尔德轴心所做出的回应。
佩雷尔家族有现成的铁路融资的模式为他们提供另外的融资源泉：在工业信贷银行诞生之前，已经出现了两家成功的半公众银行。第一家是福尔德的地产信贷银行，成立于1852年3月，是由政府支持的抵押银行，通过向存款人出售抵押债券——一种在19世纪特别流行的投资方式——为土地所有人提供长期贷款。到1853年底，其资本金增长到6000万法郎，放贷总额2700万法郎。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对地产信贷银行与对工业信贷银行一样地充满了敌意，他在1853年时认为，地产信贷银行贷出款项的利息过高，而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它所设定要在农村地区实现的目标存在太多的疑点。它根本没有达到支持农业经营者的目的，而是被用来资助城市资产的开发，投机的性质很大：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些问题，也就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拒绝参与到这个事情中，尽管他们一再地向我们提出邀请地产信贷银行使自己卷入了危险的业务中，而且直到现在，它还是靠这些业务牟利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企业。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9）
另一家新的银行是股份联合银行，一家由时任《铁路日报》编辑的米勒在1850年用500万法郎创办起来的信托投资机构。尽管米勒一直到1853年才把这家银行转型成更加野心勃勃的铁路通用银行，他后来声称它给本略特·福尔德建立一个更大的企业提供了想法：
我对我自己说，如果米勒先生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创建这样一个机构，一个由更有影响力的人员组成的组织就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金融组织，可以同时引领重大的金融活动和工业企业。我（从巴登）回来后，就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我发现没有再比MME和佩雷尔更合适的人选而这正是工业信贷银行诞生的途径。
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内务部部长佩西尼因为固执地反对阿希尔·福尔德，而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成立工业信贷银行的想法——尽管这可能是福尔德兄弟在工业信贷银行失败后推卸责任的托词。事实上，福尔德兄弟和佩雷尔家族是平等的合作方，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的股份。
工业信贷银行的新意在哪里？不管佩雷尔家族原本的想法是什么，法兰西银行没有遂它的愿，批准它称自己为银行。本质上，它只是一个信托投资机构，由佩雷尔领导的一个团队投资了2000万（后来是6000万）法郎成立，基本的功能是吸引小规模投资人的存款进入铁路领域。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很多投资人都被烫到了手，当时无数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高浮动利率的股票。工业信贷银行把这些事情简单化了：他们为投资人提供标准化的不同期限的债券，并用他们的钱去投资董事们认为合适的各种股权和股票。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居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间的中介机构，一家发行债券来代替不可转让的存款凭证的储蓄银行。当年11月20日公布的最终银行章程是谨慎的政府部长与佩雷尔家族相互妥协的结果：流动资金账户以及从销售短期债券中募集的资金不超过银行实收资本金的两倍，也就是两倍于财政部要求的标准；从长期债券中募集的资金不超过6亿法郎，十倍于其资本金。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工业信贷银行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庭银行实力的情况。确实，在它们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詹姆斯也非常恼火于他昔日的下属那些社会虚荣的表现——特别是当他们在紧邻费里耶尔的阿盟维利耶购买了8200英亩的地产，还购买了紧邻木桐酒庄的帕尔默葡萄园，甚至在纳特位于法勃－圣－欧内赫大街的房子隔壁购买了住房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对这个新银行的保留看法深藏在心底。在11月15日一封给拿破仑的私人信件里他这样写道：这个银行会马上发展得特别大，而且特别容易受到危机的伤害。这种说法比佩西尼后来所说的那些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詹姆斯提出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传统的保守派对股份合作制公司通常的反对理由。这种观点认为，董事可能会是“无名小卒”而且“不负责任”，还会通过使用别人的钱来滥用自己的权利。但詹姆斯之后提出了更为可怕的预言，他认为新银行可能会建立起一种“对商业和工业的可怕的控制”的基础。“通过他们投资的巨大数额”，他警告道，这个公司的董事可能“为市场制定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将不受控制且压制竞争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手上这可能是一个灾难当这个银行完全活跃起来以后，可能比政府本身更强大”。与此同时，它的所有可怕的力量可能置于沙粒堆成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出现灾难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接近实际的原因。因为银行提供给投资人的债券是固定利率，而它自己在股票上的投资是“多样的、有疑问的、不确定的”。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个银行会将经济带入到“深渊的边沿”。考虑到这个新银行所得到的许可，它可能会出现准备金不足的情况。詹姆斯预言如果它陷入困境，政府将不得不在“常规的破产”，还是暂停黄金和白银赎回中进行选择。这些显然是有些夸张的担心，似乎是精心设计出来吓路易·拿破仑的；但这些并非是凭空捏造，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0）
不过，詹姆斯反对工业信贷银行这个事实不应该被看成它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对抗一定不可避免。可能的情况是佩雷尔家族在向詹姆斯提供他们的新企业的股份方面确实很真诚，而他的拒绝并不能证明他们对他带有敌对情绪。也不应该太过分地曲解这个事实：银行的章程公布在《世界导报》上的时候正是詹姆斯离开巴黎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很多最亲近的下属——陀罗尼亚、奥本海姆和海涅——都出现在股东名单里这个事实，也弱化了反罗斯柴尔德的说法：这些人如果惹怒了詹姆斯，他们的损失会非常惨重。
真实的情况是，工业信贷银行公开声称自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金融“中心”，它更多的挑战是针对法兰西银行。佩雷尔在1854年宣称，这个新机构的创建，是“为了满足引入新的流通机构、新的信托货币——这种货币带有其自身所拥有的常规利益——的需求”，这种说法暗示，他认为这些债券起着准货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正如更精明的同时代的评论家所能看出来的，它所做的是对法兰西银行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奉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一种反应：在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拒绝以铁路股票做担保放贷，而用国债担保的贷款采用的是相对较高的6％的利息。由于国债收益在1852年11月时降到了36％，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也是詹姆斯持反对态度的理由：在1852年，罗斯柴尔德兄弟持有的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价值为1131078法郎，由于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使这部分股票出现了贬值。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兰西银行联手的开始，而当阿尔方索在1855年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时，这种关系臻于完善。
工业信贷银行一炮打响。它每股价值500法郎的股票以1100法郎开盘，4天后达到了每股1600法郎。在其1856年3月的顶峰时，它的交易价格达到了1982法郎。这些是对原始股股东来说巨大的资本收益，很难相信詹姆斯能够做到不对此眼红。红利看上去也不错，从1853年的13％涨到了两年后的40％（意味着4％和10％的投资收益）。这样的结果似乎在宣布詹姆斯的灾难预言不可信。另外，这并不是造假账的成果。因为那些年正好是法国铁路建设最辉煌的时代：在1851～1856年间，总投资增加了5倍；19世纪50年代铺设的铁路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还多。另外，票价和运费费率与营运成本的比率也处于空前的高峰期。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佩雷尔家族能够分享这个市场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的目的达到了。
然而，它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确实，通过使用工业信贷银行所募集的资金，佩雷尔家族能够通过控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的铁路公司网络——波尔多—塞特、巴黎—里昂经波奔奈斯线以及西线（合并了巴黎—卢恩、卢恩—哈夫、迪普—费康，以及凡尔赛—雷恩的铁路线）。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控制着北线，而且是巴黎—里昂铁路最大的单一股东，这条铁路后来在1857年与大中部线连在一起，形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网；在米迪和阿德内斯—埃特—欧伊斯也拥有部分不太起眼的股份。在他们中间，佩雷尔家族在法国的各种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中拥有8个席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有14个。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新的参与者，最著名的当属墨尼——他在1853年成立大中线公司，这说明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佩雷尔的同盟军。但是争夺线路的战争远没有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明显：查尔斯·拉斐特在西线是佩雷尔家族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北线的大股东。加里亚公爵是工业信贷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北线董事会的成员。佩雷尔家族可能是最终连接成东线的各条铁路中最重要的人物，但却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854年时为东线公司在伦敦销售了价值250万英镑的债券。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1）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米勒后来声称，詹姆斯面对来自“新银行”的竞争，到1855年时已经放弃了抵抗，然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工业信贷银行自己冒险把战线拉得太长。詹姆斯曾经说过，它的资本金“微不足道”，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与佩雷尔家族兄弟的野心比起来，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早在1853年，工业信贷银行就曾经试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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