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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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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外交政策的轻视”，是他们热忱地希望萨里斯伯利能够留在权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当费迪南德在1885年决定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他坚持声称他希望以自由党人的立场出现。但是，他对有偏激倾向的迪尔克明确表示，他对这个党的对外政策有疑虑，并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会建立在坚持帝国主义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的条件之上。这封信注定要被大量地引用来说明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性：
我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个保守派。保守主义已经毁了好几个海外的国家，而自由主义政治一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包括你）都应该心存感激。无论对任何形式的托利主义，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倾慕。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我没有能力来对这个问题表达决定性的意见，我为生我养我同时也是我所衷心热爱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玻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进入到下院，我会支持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终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风格逐渐成形，而且如果这种风格让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强调），我将退出这场游戏，退回到平常的低调生活状态之中。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能记得费迪南德成为新设立的白金汉郡中区单人选区议会候选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纳蒂已经被授予了贵族身份。现在已经证实，格莱德斯通选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升纳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替换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1884年10月29日，哈亭顿的秘书勒景诺德·布雷特就这个问题给自由党总督导和机要秘书理查德·格罗斯维诺爵士写的信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特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您和格莱德斯通先生应该对纳蒂·罗斯柴尔德特别客气。他并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党人，但是我认为让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党人阵营的话，反对就更少。”这是一个拐弯抹角的提议，一个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他随之警告格罗斯维诺在下院用费迪南德替换纳蒂可能不会产生自由党领导层所期望的结果：
如果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会相互倾轧，期望费迪南德更容易相处或者是更听话，是可以用纳蒂作为代价来替换，实际上这将会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团结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了，如果自由党与纳蒂分道扬镳，就意味着与他们的整个家族决裂，而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得。
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他取代了纳蒂的位子，罗斯柴尔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仍然会与之前一样。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评论所说的：“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想进入国会，而我告诉他他是托利党人，而且应该站在托利党人的立场上他永远不会以现在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最终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费迪南德开始的时候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为争取那些非国教人士的选票，他甚至对戒酒也表示了支持），到1890年，他在议院里描述自己是“萨利斯伯利政府坚定和狂热的支持者”。
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间经常出现的政治访客名单中，自由党人士略占优势：爱德华·汉密尔顿以不少于52次的到访数领先于其他人，然后是自由党领导人哈亭顿（10次）、自由党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哈尔科特（9次）、罗斯伯里（9次）以及迪尔克（2次）。其他的自由党人访客包括格莱德斯通、勒景诺德·布雷特、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斯（后来的兰喀斯特公国的首相以及商会的主席），该党未来的领导人赫尔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顿爵士（后来当上了新的南威尔士总督）以及达尔豪斯伯爵（后来当上了苏格兰的国务卿）。两位最常见的访客是自由统一党人士：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他到过17次，以及约瑟夫·张伯伦，他曾12次做过瓦德斯顿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儿子奥藤陪同前来。同时，几乎有与自由党人同样多的托利党人：哈瑞·查普林（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后来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顿停留过26次；萨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阿瑟·贝尔福（8次来访）；萨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书兼印度副国务卿乔治·科赞（也是8次）；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尔特·龙（5次）；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两次）；战争部次长布朗罗伯爵（也是两次）；以及外务部次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9）
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自由主义的并不只是帝国问题。他们对以城镇为根据地的激进的自由党人，比如张伯伦和德勒科本所倡导的社会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我不称自己是激进分子，”费迪南德解释道：
是由于我认为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像张伯伦和您本人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推行那些琐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说废除那些可能会激发不健康的对社会和金钱贪欲的狩猎规则，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已经在法国有了很好的例证；你们应该做的正事是在广泛的原则下管理好人民，并把他们带入到广阔的天地中。
甚至张伯伦关于由地方当局强制购买土地分配给工人阶级的说法都让纳蒂大为震惊。罗斯柴尔德脱离格莱斯通式的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是对他的政党的国内政策走向的不信任。为什么爱尔兰问题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的一个原因，正是提高爱尔兰佃户的土地份额的提议唤醒了英国地主们心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对保护自己土地财产的担心。
统一主义
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里。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两个。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下放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想法也似乎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的统一，而且会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出现大范围的分权化情况开启不好的先例。正是爱尔兰问题这两个双重的重要性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政治联盟，有“年轻的辉格党人”纳蒂·德·罗斯柴尔德、“托利民主党人”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激进自由党人约瑟夫·张伯伦，并因此破坏了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重振了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罗斯柴尔德在爱尔兰问题上反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880年，当时纳蒂在投票反对格莱德斯通的《爱尔兰土地法案》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贵族中的“年轻辉格党人”组成的群体，这个法案试图为那些不缴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绝的佃农提供补偿。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一种很原则性的说法，也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正如纳蒂告诉迪斯雷利的，他所关心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征用”还要坏。纳蒂是反对自由党领导层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坚定的6人之一，两次投票反对《干扰补偿法案》，两次投票反对对方提出的修正案。这使他与辉格党中的显贵比如J·C·敦达斯、C·W·菲兹威廉姆和阿尔伯特·H·G·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四世）处于同一战线。在1885年12月的选举结束后（这次选举给了帕奈尔的爱尔兰国民党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权力），当格莱德斯通开始考虑更为激进的地方自治解决方案时，很显然纳蒂将会按提案反对者的原则来调整自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0）
事后我们可以知道，格莱德斯通的想法——“通过爱尔兰人的立法机构进行管理来作为与帝国事务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应该能在反对“罗马统治”的倾向在乌尔斯特冒头的这一敏感时刻令人信服地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满意。设计中的爱尔兰议会只拥有有限的权利，而把国防、外交和海关留在了“帝国政府”的手中，同时取消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权。如果托利党人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一点，他们应该给帕奈尔提供一些与他们自己类似的东西（就像事实上他们想要去做的）。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反对与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动力的关联，远胜于爱尔兰自身的追求；至少，这是纳蒂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
格莱德斯通重新恢复对自由党的领导一度让纳蒂十分沮丧，因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顿（一位继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辉格党人精英）来坐镇。在一封写于11月29日的晦涩的信里，他告诉哈亭顿：“格莱德斯通的名字应该改成爱查波德”，并随附了摘自《旧约》的一份解释性的说明：“埃里的孙子被叫做爱查波德，或者‘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击败后出生。”在格莱德斯通的儿子暗示过他父亲对爱尔兰的决定5天之后（1885年12月17日），纳蒂与伦道尔夫·丘吉尔举行了一次会谈，纳蒂在会上告诉他，为了萨利斯伯利的利益，应该考虑自由党分离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约翰·莫雷和张伯伦已经被分开，前者没钱，只能依靠国家的工资，自然对G·O·M表示完全服从帕奈尔已经牢牢控制了格莱德斯通，而且后者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这次会谈的目的非常明显。丘吉尔和杜鲁蒙德·沃尔夫爵士（丘吉尔自诩的“第四党”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两人都已经在考虑“通过罗斯柴尔德为（与辉格党人）联合进行谈判”，尽管丘吉尔对爱尔兰与大陆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体化的想法，让很多辉格党人觉得令人吃惊的激进。
还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辉格党中的哪一派愿意舍弃格莱德斯通分裂分子与保守党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保守党人的政府一直要执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于6月8日遭受致命失败前非常关键的几个月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骑墙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尔可以为萨利斯伯利提供来自自由党阵营塞瑞尔·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为了鼓励###者，艾尔弗雷德告诉哈亭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哈亭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乔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1）
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实上是“一个哈亭顿—萨利斯伯利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丘吉尔和纳蒂说服哈尔科特加入他们计划的尝试没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决后的第5天——在瓦德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告诉贝尔福，他认为一个自由统一党…保守党联合政府“没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对哈廷顿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够尽管不是完全的对我的理解，并通过在发言席后的各种咨询”确保“行动中有足够的团结性”。当纳蒂在三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这从本质上说其实应该是哈亭顿的意见。
“摆脱格莱德斯通”的共同目标在一种报复的心态中实现了。那年7月份的大选结果对于格莱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来说是“毁灭性”的：选出的代表中保守党人316名，自由统一党人78名，而格莱德斯通派有191名，爱尔兰国民党人85名。苏格兰地区的失败特别惨重——“老头子屁滚尿流”——这里由纳蒂督促着丘吉尔和张伯伦竞选。脱离G·O·M在乡村选区的说法与费迪南德在艾勒斯贝利的一样。但是统一党内的和谐——反映在布雷特的记忆中的丘吉尔、纳蒂和张伯伦“三人齐心协力领导帝国的事务”——并不长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统一党人”一起到门特摩尔打猎很简单，但是要让他们一起在政府里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12月份，萨里斯伯里、丘吉尔和张伯伦对政府的《县级议会法案》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而且丘吉尔因为自作主张在同一个月讨论国防预算而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次年的2月份，纳蒂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彻底失望——一个他认为“非常腐朽的”胁迫和《新土地法案》简单混合的政策。“你会发现你的老同事被那些无休止的熬夜和越来越强烈的对一个强硬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这样对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尔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哈亭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乔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乔。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哈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哈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2）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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