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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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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
金融杠杆
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
安塞尔姆自然地被派回了柏林，进行一轮冗长而又格外艰难的谈判，普鲁士多名官员和大臣使出的计谋让谈判难上加难，这些官员和大臣因反对取消转换协议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卡尔也被派去柏林协助安塞尔姆，双方才能够达成妥协。实际上，支付了大约14万英镑的罚金后（实际支付时，经过各种扣除只付了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被允许延期转换债券，直到欧洲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普鲁士官方为什么同意妥协？罗特尔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进言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如果内森·迈耶·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迫严格执行合约规定，”他指出，“不顾当下不利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场里以任何价格抛售全部的4％利率债券，进而给我们的公共信誉带来严重打击。我们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冯·罗斯柴尔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间人，而是反对者的角色，那么这些交易肯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的弱点同样会给普鲁士政府带来负面冲击，尽管迫使它履行合约，普鲁士能够在短期内获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国贷款以及转换普鲁士签约于1818年的债券（后者联合了多家其他银行业公司），使得他们遭受了大量损失，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类交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尽管他们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但仍缺乏这类交易所需的现金，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由欧洲各国的债券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兑现。罗斯柴尔德银行因此拒绝为了赚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额的贷款业务，而且他们在账目上的垫款还将增加，他们接下来就会寻求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新近发行的债券，这将损害相关的国家。
但这番话如果不是因为普鲁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来应付备战所需的各项开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用詹姆斯的话说，普鲁士尽管“在所有大国之中，最不希望开战，最希望避免战争爆发”，但它仍然不能忽视1831～1832年间发生的重大战争威胁。罗特尔写给国王的信显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谢尔的劝阻，取消了发行新债券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现金垫付款，总额达到了500万泰勒元，以国库券作为抵押；他们还向一笔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资金的提供，在延缓债券转换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方决定在1833年恢复债券转换，而到这时，普鲁士的4％债券价格已经恢复到了92点，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因素”。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仍拥有一些财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确保在债券转换问题上获得普鲁士方面的妥协。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采取任何举措影响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弗雷德里克·威廉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纳特的）私人商务政务员的头衔。
如果说他们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确实，俄罗斯在对付波兰人时比任何大国都需要金钱。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罗斯财政大臣坎克林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罗斯人1831年初直接联系了他们的代理人加塞尔寻求一笔贷款时，詹姆斯仍然十分谨慎。“（俄罗斯财政）大臣一定非常缺钱，”他说，“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履行（偿还）义务，如果他不能支付利息的话，那我们届时就很难办了。”他认为任何贷款只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而且以分期的方式一小笔一小笔地发放，他反对内森立刻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决定。“为了防止战争爆发，”他警告说，“无论是法国、俄罗斯还是普鲁士都难以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他们将利用一切围绕战争的借口来为自己无法支付利息开脱。”另一方面，如安塞尔姆认为的那样，如果战争的危险消除——尤其是俄罗斯赢得了对波兰的决定性胜利后——这些政府将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只要危机持续，继续用钱的政府会“接受任何条件”。实际上，詹姆斯真正的担忧是政治上的：他并不反对提供俄罗斯政府多达500万英镑的贷款，只要这一事实不被巴黎方面知晓即可，因为法国极为同情波兰。“可以预料的是，”他指出，
我们将遭到报纸的严厉批评，除此之外，在此基础上提供贷款，我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波兰人能够获得胜利的话，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许多事情的紧张程度，因为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与自由派合作。有没有可能声称（俄罗斯财政）大臣与加塞尔安排贷款并以加塞尔的名义提供？我建议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考虑，防止我们介入这件事的消息为公众所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他一周后重申了自己的疑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支持俄罗斯打击波兰的消息传出去，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乱棒打死，因为这里的公众极为同情波兰。”但是，他很显然准备冒触犯众怒的风险提供贷款，只要相关条件足够吸引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发生于波兰在奥斯托卡彻底战败前。实际上，内森在这场战役后的几天中，成功地向俄罗斯政府兜售了一些枪支。詹姆斯对于收获的利润感到“异常开心”；再一次，他唯一担忧的就是被公众知悉已发生的交易：
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提供你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以“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登记卖了枪支，那么请将这一信息严格保密，否则我就可能被枪杀，因为人们会说是我卖出的枪屠杀了波兰人。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给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我们正向卢森堡提供资金以帮助他们镇压比利时人。他并没有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他相信我。亲爱的内森，由于公众的思想已经转向自由主义，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这就是你为何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卖枪的信息走漏给报纸的原因。
1832年年末，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请求再次浮现。詹姆斯再一次感到忧心不已，他认为英国媒体“将把我们撕碎，会声称我们正向沙皇提供贷款，使得他能够发动战争”。但他再一次准备冒险。毕竟，“似乎没人能够用100万英镑来征服世界。”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列昂内尔认为“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必须有条款规定战争爆发后我们不一定要继续付款”（这一条款也用在了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罗斯柴尔德贷款中，我们在之后的章节里将看到）。但是，如詹姆斯预料的那样，坎克林再次“欺骗”了内森，他只是把罗斯柴尔德的贷款意向当做了一个筹码，来迫使俄罗斯政府的传统银行家霍普提供更好的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这笔贷款的传闻让那些法国流亡者——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他们为俄罗斯领头的反对革命的行动提供银行服务——感到吃惊不已，他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衰弱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目前“在伦敦（内森）和塔列朗的领导下为革命运动”提供服务。毕竟，这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干预，从而让荷兰避免接受24条协议的最后机会。内森和詹姆斯可能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取代霍普处理这笔贷款，他们就能够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它不要采取干预行动。相反地，内森在成功取代霍普之后发出的俄罗斯将开战的警告是一个幌子。因为这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他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行动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赢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就行。
詹姆斯则认为他哥哥获得俄罗斯的业务过于艰难。“在我看来，俄罗斯可能会走向衰败，没有他们，我们能够更高兴地做生意，”1834年，他在另一笔贷款发放时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该亲自写信给彼得堡，因为你被拒绝过太多次了。不要给他们另一个让你难堪的机会。”“你认为我们会与俄罗斯达成友好的条件吗？”他两年后又问。他显然认为不可能。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罗斯柴尔德金融实力的局限性。
即便是合伙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有困难存在。在伦敦，保守党权势衰落——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开始，1834～1835年的皮尔政府倒台宣告其彻底失势——毫无疑问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1830年12月内森试图讨好格雷的财政大臣奥尔索普时，后者对他几乎不屑一顾。“冗长的谈话结果，”奥尔索普提及，“就是我满意地看到，他一定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个傻瓜，否则他绝不会认为他能够如此轻率地骗我按他的意愿行事。”而且，不管内森对于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从未得到过太多的政府内部信息：实际上，格雷在1834年的辞职让他大吃一惊。但是，内森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辉格党“将他拒之门外”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财政政策让他变得相当多余。除了一个例外——1835年补偿奴隶主的1500万英镑贷款——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再无其他大笔的借贷。政府开支逐渐下降，而收入则保持平稳，尽管间接税继续呈轻微下降趋势。出于这样的原因，内森在伦敦的影响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尽管内森也愿意充当政府间的信息渠道，但是他很难影响信息的内容。辉格党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时战争，更多是靠运气，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精心设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显地成功利用金融杠杆打压了法国的激进政策，尽管他的实力不应该被夸大。革命让巴黎分行处在了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背负着大量不断贬值的3％和5％利率的公债，以及为发行4％利率的波利尼亚克贷款而欠法国财政部的1000万法郎。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国政府被迫立刻开始借贷，发行大量的国库券。詹姆斯的第一反应带有他的鲜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诉内森，“这里将有大买卖要做”，而且他打算参与其中。尽管他猛烈批评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讨论资助政府财政方面一点也不迟疑。他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们解释说：“我认为，与现任政府做生意，将推高公债的价格。”而且，“商人们全都同意提供贷款，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些钱显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也被“军队收受我贿赂的一个上校”证实）。实际上，詹姆斯和内森在这一时期，向法国政府兜售了大约28万支英国枪械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一种值得注意的“对冲”举动，这主要是他们口头上一直宣扬和平主义。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证称法国的军备完全是用于防御目的，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难以承担。詹姆斯对这样一个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战争的爆发对于（法国政府）非常危险”，他还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一笔又一笔地借贷，用新借来的钱偿还之前的利息”。当塞巴斯蒂亚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国拒绝“听人使唤”时，詹姆斯表示怀疑：“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爆发战争，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也解释了为何詹姆斯会支持佩里埃的原因，因为后者似乎认识到了财政对于法国政策的束缚：
佩里埃告诉我：“如果我们选择战争，我们将难以承担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财政部就陷入破产状态”简而言之，除非得到维持和平的保证，否则他不会组建政府如果佩里埃不加入政府，那么我担心面临破产的财政部将被迫发行5％的债券。
这也解释了詹姆斯给佩里埃提供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原因所在，它不仅仅是因为和平以及合适资助的贷款能够带来公债价格的上涨：
我将与佩里埃沟通一下，可能接受委托发行一笔贷款。财政部需要资金我们必须提供资金协助政府，并确保银行家参与其中，给这些人提供资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够从这些事中抽身我认为佩里埃将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诉你，我们或许能够与佩里埃做生意。
但事实是，詹姆斯无力阻止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战争中。他只是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坚持内森建议的条款，“为防止战争爆发，这些协商好的款项支付不能是强制性的”。他能够做的只是希望佩里埃“（对奥地利入侵博洛尼亚）不要摆出过于好战的姿态，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希望获得贷款。”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使得法国政府在教皇公国问题上避免了与奥地利开战。市场对于贷款将稳定财政状况的期望抵挡住了战争危险带来的悲观情绪。实际上，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场的一次轻微上扬提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贷款条件，这也被詹姆斯认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个迹象。而潜在敌对国的大使，比如韦特（普鲁士）和波佐（俄罗斯）个人也对参与贷款业务感兴趣，也向列昂内尔暗示，和平将被维系。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十分重要。“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向内森坦白说，“今非昔比，以前，这样的贷款完全由我们自己包揽。”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实际上，1831年的贷款数额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外，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公众订购“国家贷款”的计划以失败收场：8000万法郎的“国贷”只卖出去2500万法郎，剩余的最后只得卖给银行财团。如果当政的是一个比佩里埃更为激进的政府，那么它肯定会效仿18世纪90年代的做法，通过印钞票来追求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里埃仍然在任，金融现实主义就一直占据着上风。8月，随着比利时危机逐渐缓和，詹姆斯很高兴地听到政府准备再筹集1亿法郎的贷款来减少流动债务。两个月后，他和列昂内尔再次确证，佩里埃说他“将实现维莱勒没能做到的事，他将发行5％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减少它们”，这是一个削减开支的明确信号。此外，维持偿债基金的决定也让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感到十分高兴。1832年，他们再次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力。5月，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财团竞得了4000万法郎的巴黎市的贷款。这为获得另一笔15亿法郎的政府贷款铺平了道路，同样也是由财团共同运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坚持等到荷兰放弃对于比利时的宗主权，然后再提供贷款。到这个时候，认为法国可以无须英国同意就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想法并不被认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虑提供另一笔贷款时，外界对于法国的侵略性担忧已经消退，这一点可以从公债的价格走势上看出来，2月，3％利率的公债价格短暂地达到了80点。实际上，法国政府选择削减了军队规模，继而控制国防预算，而且，很快就开始讨论实行另一次债券转换计划，降低现存的债务成本。类似的事4年后仍在讨论。
简而言之，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受限，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施加给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银行联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30年代，不存在罗斯柴尔德垄断法国公共财政的现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贷款都是由银行团体公共运作的；与此同时，国库券的售卖业务参与者更为众多。詹姆斯拜访佩里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财政消息，而非发挥自己的金融杠杆作用。他在1832年1月谈道：“与萨洛蒙一起去拜访佩里埃，打探他是否有什么消息，进而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信息来决定我将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债，因此行事必须万分谨慎。”
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普鲁士、俄罗斯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决心在比利时或波兰问题上开战，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无力阻止。不过，这也低估了这一时期梅特涅的奥地利在中欧以及东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奥地利的参与，实际上更是领头，反对革命传播的保守远征是难以想象的。这点让我们关注到萨洛蒙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被描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后爆发战争。
早在1830年11月，萨洛蒙便暗示根茨，罗斯柴尔德兄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无力资助发动一场战争。类似的是，当梅特涅派奥地利军队进军博洛尼亚时，詹姆斯对佩里埃进行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疑问，在战争前夕，他问：“奥地利如何能够支付它的（债务）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一场战争）。”与詹姆斯一样，萨洛蒙在维也纳也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1830年春天，当奥地利政府发行3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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