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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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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淫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起点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优胜劣汰，而不是论资排队按规模大小进行保护，说句老实话，有些所谓的大企业你是救不活的，与其迟死，还不如早点办后事。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抓大放小是国务院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不是针对每个市每个县的，县市一级是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的，只有好坏企业之分，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市里对国企改革这一块，是按照企业效益好坏来决定扶持或改制的，而不是根据规模来制定改革战略的。”
叶正亭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这个年轻的书记就是厉害，中央的精神被他三下五除二就吃透了，而且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气魄还是能力上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相比之下，黄以恒的抱残守缺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黄以恒不是没有气魄的领导，当年合安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就是气魄与胆识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在国企改革中行动缓慢反复论证，主要是出于谨慎，现在动不动工人就会闹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让工人们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他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河远的大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合安县，如果简单地卖了或改制了，等于是把黄以恒的政绩一笔勾销了，黄以恒的难处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其实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历史就是包袱，不能甩，甩掉等于是否定历史。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干。
叶正亭对河远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了调子，这个调子与黄以恒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有与会人员在新鲜和振奋的同时，明显感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河远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叶正亭在市委秘书长林彬和新上任的市计委、经委一把手的陪同下来合安调研，主要是对工业区进行考察，叶正亭在合安县级干部参加的形势分析会上，只字没有提对工业区改革的意见和措施，也没有对工业区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进行分析，他只是说合安工业区在我省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至于下一步如何走，市委和市政府还要做具体研究。郑天良发现叶正亭甚至连在“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基本观点都没有重申和强调，如果要是按效益来决定改制方案，合安工业区第一个要卖掉的就是啤酒厂，因为啤酒厂是亏损最大的企业，现在的市县两级政府硬着头皮向啤酒厂输血并用行政措施强迫全县销售摊派的啤酒，硬撑着挽救一个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企业。但大家都不说，叶正亭也没说。合安太敏感，工业区与黄以恒的政治名誉是连在一起的。
叶正亭没有让宣中阳等县领导班子陪他们吃晚饭，叶正亭一行自己在蓝湖宾馆吃工作餐，这使郑天良觉得叶正亭有点作秀，因为省里领导下来都是要县领导陪同吃饭的，难道你一个市委书记比省委书记官还大，也许是叶正亭不想跟宣中阳在酒桌上说太多的与工作无关的话。不过，散会前，林彬秘书长解释说：“叶书记要求全市各党政部门到下面去都不允许大吃大喝和前护后拥，这是叶书记改进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市委马上就要下发专门的文件将其制度化，希望各位要理解并贯彻执行。”
宣中阳在走廊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我晚上回家吃过饭后到宾馆来看你，有些事我还想跟你私下里进行汇报。”
叶正亭说：“你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晚上也想歇一歇，看看足球，英超利物浦对曼联，一场龙虎斗。”
宣中阳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叶正亭这样说了，他也就只好顺着往下说：“那我晚上就不来打扰你了，好长时间我也没看电视了，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神经。”
叶正亭说：“我们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苦行僧的领导是很乏味的。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像大连的薄熙来市长一样养一支足球队。”
他们说笑着握手道别。
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
《放下武器 》许春樵
25
郑天良被黄以恒釜底抽薪后一脚踏空，女儿郑清扬居然又跟吴颢私奔，他气得心脏痉挛，血压猛升，医生要他注意控制好情绪，保持平静的心态。于是他从沈汇丽的身体上找回了一种平衡，他想象着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一种被补偿的感觉每天都在抚慰着他受伤的情感。但这些话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在听到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的那天晚上，他在红磨坊喝得酩酊大醉，他尽情地笑和不计后果地喝白酒，赵全福说：“你有什么事这么高兴？”郑天良说：“我女儿从深圳打电话来了，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三千块，比我还高两三倍，能不高兴吗？”赵全福看出了郑天良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你是在为黄以恒连任市长而高兴。”郑天良扳起脸：“你不要瞎说，黄市长跟我公私关系都很密切，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女儿清扬什么时候到市里上班，他还要为我女儿接风呢。我说女儿到南方去了，黄市长感到很惋惜。”赵全福问晚上是不是还回去住，郑天良说你给我在二楼开一个房间，当晚，他将沈汇丽从河远约回来，两人在套房里一夜销魂，沈汇丽问郑天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真让人受不了，郑天良趴在沈汇丽柔软而光洁的裸体上热汗淋漓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粒毁天灭地的‘伟哥’”。沈汇丽在郑天良的煽动下蛇一样紧紧箍住郑天良，两条蛇在吱吱作响的床上缠在一起，你死我活。那天晚上，郑天良死而复生。
今晚，郑天良在家里吃饭坚持保留着农村用的大碗，他嫌城里的小碗吃饭太麻烦，尤其是喝稀饭三两口就卷进了胃里，今天晚上郑天良喝了两大碗红豆稀饭，小菜是周玉英腌的五香萝卜干。周玉英说：“你看你的吃相像从牢里刚放出来的。”郑天良说，“牢里整天是酒肉，所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吃稀饭就特别香。”
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了，她说自己在深圳很好，让父母放心，她还在电话里对郑天良说：“爸，我留给你的那封信太刻薄了，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哟。我在深圳拉广告，发觉这里的吃回扣和以权谋私勒索钱财简直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相比之下，老爸你还是算相当廉洁的了。”郑天良听到了女儿的表扬，比听到领导的表扬还要高兴，他对着话筒谦虚地说：“你老爸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电话让父女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全消除了。吴颢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月薪四千多，他们每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大家都很忙。
郑天良觉得女儿离家出走从客观上为自己解了围，不然送上门的女儿一脚悬空，这会让他在进退两难中蒙受巨大的耻辱。所以他在前些天去市里开会遇到黄以恒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黄以恒问起清扬的事，郑天良轻描淡写地说：“清扬嫌市里的发展空间太小，在我把调令拿回去的时候，招呼没打一声，跑到南方去了，死活不愿来河远。真没办法。”他的意思是女儿根本看不上你家建群，所以就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权势进行了一次坚决的反抗。说完这些话，郑天良心里就像夏天吃冷饮一样神清气爽。他似乎看出了黄以恒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这种神情对郑天良是一种安慰。
郑天良放下饭碗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郑天良拿起电话，是市委秘书长林彬打来的，他说叶书记让你马上到他房间来一趟。
郑天良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在激动和迷惘中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叶正亭找他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势和心态跟叶书记说话，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叶书记知道了他跟沈汇丽和王月玲的关系，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全完了。但他坚信，这两个女人不会出卖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卖自己，而赵全福只是隐约知道一些，他手里绝没有证据。不知怎么了，郑天良越往下想，心里就越没有底，而且想的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赶到蓝湖宾馆二O 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抵制，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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