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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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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 “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 “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 “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谭平山告诉他：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 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 “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 “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而在寻找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极端的人，却没有成功可言。
张国焘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
十六 牢狱之中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在逆境中诞生的。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尚存的工会，其活动也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等路的工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京奉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并拥有一定势力，工会基金亦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拥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工会、粤汉路工会、津浦路浦口镇工会、株萍路工会等也秘密恢复，特别是胶济路工会在工人运动低潮中居然秘密成立，并拥有会员1500余人。《工人周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振奋铁路工人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1923年2月7日这个血腥的日子，怀念先烈，汲取教训。
因为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各路代表20人。中国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了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仍然有一条或两条铁路代表缺席；没有派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和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07页。张国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提出总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宣言》号召工人参加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但必须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522页。大会还准备就列宁逝世致电莫斯科。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培此处采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2页）的说法。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亦持此说法。另据王家玺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所载，会议选举孙云鹏为委员长。，总干事张国焘。同时，张国焘还被指定担任党团书记。
对于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在北京的苏联代表斯列帕克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 “领导会议工作的是张。他的工作很出色。”《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设在北京铁匠营21号。总工会除邓培、张国焘总负责外，还有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等参与工作。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对北方铁路工会进行了恢复和整顿，会员迅速增加，仅胶济路工会在短短三个月内，会员就发展到3000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国民党一大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工农运动逐渐高涨，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更有了蓬勃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军阀势力大为恐慌，他们采取从外部压迫和从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也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右的偏差。
为了总结经验，调整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于2月25日建议中国共产党在5月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和工会工作等问题。这样，5月10日至15日，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s。y工作与c。p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决议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国民党工作时，要“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而不是在左右派之间起调和作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据会后在5月20日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一篇题为《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的文章所谈，这次会议有三个重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第二个意义是： 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个意义是： 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纠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是一副谦逊的样子，积极参加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态度诚恳，从不提中共三大的争论。结果他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当然令他高兴。不过，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这次会议“无异于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9页。。从这一点来说，他认为自己是最终胜利的一方。
铁路工会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均被搜去。随后，侦缉队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信函多件。
张国焘等人被捕后，遭到了野蛮的审讯。据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国焘起初还能挺住。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否认自己就是铁路工会的总干事张特立。当敌人问及共产党鼓动铁路工运等问题时，他也装作不知道。
但是，从总工会会所和他的住所搜出来的大量文件和信件却暴露了他。在李钟英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敌人查出了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路总工会函，函中称张国焘为总干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国焘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张国焘和杨子烈又被押往京师警察厅。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国焘写下了这样的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与抵制日本诸运动，亦参加后又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需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国焘与保定在狱诸人中二三人颇有友谊关系，又国焘自问良心，实用所信之主义亦应处在帮助之地位。故国焘始终帮助铁路总工会之此项救济事业。案所谓《工人周刊》出版已久，由《工人周刊》社编辑，在去年春间以前，国焘亦挂名《工人周刊》社编辑之一员，但从未经管此周刊。此周刊被查禁出版以后，即久已停顿。所供是实。《张国焘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张国焘的身份证实后，敌人又审讯了杨子烈。杨子烈在自供状中这样写道：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钱五元。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的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杨子烈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张国焘满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不料，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
王怀庆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 “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紊乱，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以维治安而儆效尤。而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肄业，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无异妍度，妨碍善良风俗，毫无廉耻思想，亦应按律办理。除饬详讯该犯等确供再行另拟办理外，相应审讯情形先行函达。”《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他贪生怕死，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据王怀庆于5月30日给内务部的密函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 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②《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但敌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张国焘也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共71人。
6月2日，王怀庆密咨内务部：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 伊等以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平）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义。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②
内务部接到王怀庆的两个密咨后，立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李大钊闻讯，立即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陪同下，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乐亭老家。
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到乐亭去抓他。两次扑空后，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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