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张国焘传-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不行的，惟一办法“是要大声疾呼地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攻击。只有这样，是惟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只要饱受军阀摧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张国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对军阀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存软弱的心理，中国惟一的出路在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张国焘批评了主张“裁兵”的软弱心理之后，也批评了国民党对军阀政府的“否认”态度。他说，只是一味地不承认军阀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只是消极地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让他们作恶。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末”。他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张国焘： 《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出版。。张国焘认为，靠任何软弱的呼吁或者根本的否认都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怎样才能使人民推翻军阀呢？在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中，只有掌握反抗的武器——枪杆子，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尽管他反复强调依靠人民，但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是“二七”惨案的重演。
第三，国民党应该依靠人民，不应该仅仅依靠武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国民党的缺点多有批评，尤其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曾针对国民党各方面的弊端给予了尖锐的指摘。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抨击国民党弊端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是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地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如是，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两次政府，但都因军阀的压迫而不复存在。他认为，国民党与其倾全力去建立一个不稳固的政府，还不如倾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作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张国焘号召国民党去组织和支持人民的斗争，但又强调指出： 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军事行动和人民之间，人民是第一重要的。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惟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这样，才能组织一个真正的、不受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张国焘：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首先指明了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国民党只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真正建立并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商团叛乱、刘杨叛乱或陈炯明的反扑，任何一次反动浪潮都可能将国民政府湮没。
第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
张国焘认为：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而资产阶级势力很小，所以新式的工人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势力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旧官僚和军阀，是反动势力。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才造成了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 “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 《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十二 “二七”惨案前后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 《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法斗争。交通系是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一个官僚集团，其爪牙布满各条铁路。吴佩孚为了清除交通系的势力，拟在北方六条铁路线上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李大钊等人趁机找关系将共产党员安插进去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
不久，铁路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最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京汉铁路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便可相继成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代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丝毫未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允诺。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委员们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反对，按原计划召开大会。
2月1日，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向会场整队进发时，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发生扭打。代表们奋勇冲进会场后，军警马上将会场重重包围。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黑暗势力的强压下宣告开幕。
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惨案时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以及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刘仁静（左五）等人的合影
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团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30多人。恶劣的环境使原来筹划的会议议程无法正常进行。
据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全路代表和执行委员除了史文彬、凌楚藩不知去向外，全部上了讲演台。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国焘（特立）宣告奏乐开会，这时黄殿辰郑州警察局局长。在台上面色如土，举起两手摇摆，口中说了一句不准开会外，就呆若木偶。我们里面的音乐和外面的枪声对比奏乐后，由我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继由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讲话，他说明了工人阶级根据现政府的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之权，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人民的权利，京汉工友成立工会早经路局批准，手续完备，现在任加干涉，显然是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继由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特立及各省市名流人士，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有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的代表也讲了话，大家一致高呼：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双方坚持到下午四点钟，由张特立致谢词后，宣告散会。《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632页。
为了保证安全，各地代表们在会后迅速离去。总工会委员们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全线同时举行总罢工；并决定，为反抗军阀的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罢工的总机构，指挥总罢工。关于罢工的领导机构，罗章龙回忆是“京汉总工会党团”，对外公开的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房文祖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赞同这种观点。而萧谕⒈怼兑蔡妇┖禾反蟀展さ牧斓嘉侍狻芬晃模衔斓蓟故恰爸泄投楹鲜榧遣考捌浞植俊薄Ｏ衷诙嗲阆蛴谇耙恢炙捣āＨ缬芍泄仓醒氲呈费芯渴宜吨泄膊忱贰罚ㄈ嗣癯霭嫔�1991年版，第83页）上卷这样写道： “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反抗军阀武力压迫，全路自4日起实行总罢工”
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 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此外，还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首先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
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声援罢工工人的活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深为不安。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抓捕罢工工人。
江岸车站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其他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丧尽天良的反动军阀残忍地折磨着拒不下复工令的林祥谦。当愤怒的罢工工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扑过去想救林祥谦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一时间，整个江岸车站血肉横飞，成了杀人的刑场，枪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
这时，张国焘正与一些罢工负责人隐藏在一个村庄里。当听到军警捕杀工人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急忙下令所有负责人即刻离村，主要负责人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茶楼集合。
黄昏时分，张国焘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熟悉道路的杨德甫带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集合地点走去。这是一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 “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地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页。
但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指责他领导不当，说： 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争论仍然在继续。眼看已到了夜半时分，张国焘心里暗暗着急，看来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 “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页。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了。接着，大家的讨论转到怎样执行复工令的问题上。经过大家讨论，由张国焘亲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这个复工令后来由湖北工团联合会作为紧急通知下发。命令说：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会后，大家分头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发出密令，通缉张国焘、林育南、包惠僧、项英、许白昊、杨德甫和李伯刚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不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京汉铁路大罢工毫无疑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作为一次失败的罢工，更有着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张国焘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之后，能够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并于危急关头安排人员通知京汉路各分会，尽量将工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张国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国焘一直负责工运工作，由于他的推动和其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罢工187次，参加罢工人数30万以上。在这些罢工中，除了少数取得全部或部分胜利外，大多数都被军阀或帝国主义势力所镇压。这除了客观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外，主观上则是由于罢工领导人，尤其是居于全国工运领导地位的张国焘等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不是详细周到地考虑发动罢工的时机、条件和罢工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使反动势力害怕和妥协，为工人阶级争得幸福和自由。事实上，每一次罢工的失败，都会在工人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都会使党经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张国焘虽然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