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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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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我还拜访了知名化工企业帝斯曼（DSM），他们的两个产品让我非常惊讶。一种是同等直径下强度超过钢材15倍的迪尼玛（Dyneema）聚乙烯纤维，用它制成拇指粗的缆绳，便可以在海上拉动万吨巨轮。另一种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干净以后完全隐形。
帝斯曼有一个研发部门，公司每年拨给他们超过5000万欧元的预算，允许他们自主进行任何探索性试验，怎么折腾都可以。刚刚提到的两种产品，就是在这种思维不受禁锢的环境中被“偶然”发现。一个研究员家里买了几幅名画，用玻璃画框装裱起来，玻璃的反光总是很影响观赏效果，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最后鼓捣出了这种既避免画作被污损，又不影响观赏效果的“隐形玻璃”。迪尼玛纤维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的副产品，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化学实验，却生成了这种拽不开拉不断的玩意儿……
对不起扯远了，我只是想证明当我们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会有“效果”，却很难获得“成果”。如果只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那么每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嘴里蹦出来的一定是书上那几个例句，所说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语，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you？”的层面上，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正能够用英语深刻而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学英语的最终目的。我在耶鲁遇见过一个中国女孩，GRE接近满分，却被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缺乏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28、见证国际最高赛事
我从小自诩英文超好，听说读写样样在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是在1998年，受到极大震动。作为当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我同时获得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的参赛资格。
与我同行的赛友叫梁励敏，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她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多年以来，这个比赛到最后一轮，就成了北外和外交学院的“死掐”。客场心理作怪，凡在北外举办的赛次我必输无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当年的竞争对手加好朋友，居然殊途同归。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她继续深造以后也来到央视英语频道，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即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巨大差异。1918年，一群英国老贵族成立了“国际英语联合会”（The English Speaking Union），旨在“推广真正的英语”。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便由这家机构主办，是世界上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英语演讲赛事。
比赛地点位于伦敦一所古老的豪宅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名誉主席，现场评委多是享受世袭爵位的“贵族”们。比赛分组并不以母语是否英语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与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选手直接竞争，没有任何“照顾”，我们感到压力空前。其实这样的比赛机制恰好说明评委不看重发音、语法等，关键的评判标准还是演讲内容。不过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天是辩论赛，采取的是“热气球辩论”：丘吉尔、特蕾莎嬷嬷、猫王乘坐的同一个热气球突然被子弹击中，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跳下去，才能保证另外两人的安全。请选手自选角色进行演讲，并展开辩论，最后大家投票支持“应该继续活着”的角色，票数最低者淘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还向组委会推荐过这种经典赛制。
大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大家就纷纷举手，几秒钟工夫，三个角色已被一抢而空。这时候，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经过一分钟准备，扮演丘吉尔的葡萄牙男孩儿开始发表演说：“我是丘吉尔，我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为世界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还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中……”慷慨激昂，外交家的风范。
“请不要听信政客的言论！”扮演特蕾莎嬷嬷的印度女孩儿沉稳地说，“这都是他们拉选票时的漂亮托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我只懂一件事，那就是爱。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爱献给世界上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她的话语诚恳感人。
“猫王”是由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儿扮演的。她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希望你的亲人和朋友还能听到我的歌声，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走过坎坷人生，请让我留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国家的赛友们出去“感受伦敦”，把白天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来以后，我发现酒店门前的草坪上，有个人坐在路灯下读书。走近一看，是梁励敏。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准备明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
看到她这么认真，我也不好意思贪玩了。第二天，我跑到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点点地修改自己的演讲稿。我的演讲题目是Starry Starry Night，灵感来自一首我钟爱的纪念画家梵·高的老歌，和他著名的画作《星夜》。借此，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和环境的故事。
凭着这篇讲稿，我一直坚持到决赛，成了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尽管并未进入“三甲”，但我很高兴自己击败了一个美国选手和那个扮演过“猫王”的澳大利亚选手。
今天的我走遍世界，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发音，只在乎你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口音甚至成为一种个性的符号。在耶鲁，学校里公认我的英语比大多数美国人要好，我相信这个“好”指的不是发音，而是指语言质量和信息深度。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一开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某些领域的词汇，因为我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更高，其意义和用法却比西方人还地道一些。相反，如果过度追求标准的“美音”“英音”，练习夸张的卷舌，不但浪费精力，在外国人听来也会显得十分Weird（怪异）。我很欣赏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这其实正是我们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前提。
29、被耶鲁破格录取
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一计划每年邀请18位学员在耶鲁大学进行一系列强化学习，我们那个班可谓藏龙卧虎——菲律宾前能源部部长，巴拿马前贸易部部长，巴哈马公安部部长，尼日利亚律师，立陶宛总统的首席幕僚，德国总统的顾问，锦湖韩亚集团的继承人，委内瑞拉的总督等。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将在未来十年内竞选总统。
莱文校长雄心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再做几年，我们就不用去达沃斯搞世界经济论坛了，耶鲁的世界学者年会完全可以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的特别批准和亲自安排下，28岁的我“走后门”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耶鲁大学及其校友们对“世界学者计划”极为重视，倾注了最好的硬件和软件资源。耶鲁校园里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古老的别墅Betts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着数百年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后年久失修，美国前总统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和耶鲁本科同班同学罗兰·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资予以修缮，然后捐给耶鲁。别墅的一楼是耶鲁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总统、现任中心主任赛迪略（ErnestoZedillo）的办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卫守护，还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古色古香的餐厅。二楼和三楼则是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这个项目共有51门课，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议题。组织授课的都是耶鲁各门重要学科的殿堂级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称他们为“镇校之宝”毫不为过。
对于普通的耶鲁学生，“校长”只是遥远的象征，鲜有机会接触，只有博士毕业才能由他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而我们每周都与校长会面交流，能够参与学校各种重要活动。毕业典礼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长、副校长、校董同时出席。
我一向不赞成本科生直接出国留学。受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大学生寒窗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稀里糊涂。毕业后凭着很高的GRE、托福、雅思成绩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继续埋头苦读，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须离开校园那一天，对国外的事同样懵懵懂懂弄不明白。这样的“边缘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国，乡亲们把他当“海归”，其实他从来没有融入过国外的主流社会。留在国外，外国人又把他当中国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遭遇过这种困境。
30、20万美元，交换中国思想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生活层次的差别，有精英政要，也有普通劳动者。还存在地域的差别，我们有甘肃、陕北，他们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在我们听来都是英语，其实有着优雅和俚俗之分，大学教授和卡车司机一开口绝然不同。既然出国留学，如果不能享受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对个人成长的意义就不大。
美国本国学生考进哈佛、耶鲁的难度远远高于在中国考北大清华。学习成绩只是考量标准之一，学校还要参考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公益心，以及家庭背景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耶鲁，一定会优先考虑耶鲁校友的世家子弟，或父辈曾给耶鲁捐资的学生。对于名校招收留学生的标准，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你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研究成果，以及领导力、公益心。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名校会予以优先考虑，因此应届本科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直接申请留学，优势不多。
留学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前提：在你把中国的事情弄懂之后。我出国学习时距离大学毕业已经6年。在这6年中，我对自己的国家、人民、社会、历史、文化都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自己想从国外学什么，今天的中国缺少什么，带着问题去看去学，比盲目出国的收获大得多。耶鲁为每一位世界学者投入20万美元，我的回报是一些关于中国的思想，以及一些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些价值想法、观念当然并非金钱能够衡量的。
很客观地讲，一个人在中国能够撬动多长的杠杆，在西方人眼中就有多重的价值。在中国是个人物，才更有可能在美国是个人物。本科毕业以后立刻出国留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跟本国学生争夺教育资源、分享物质精神文明果实的“小不点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和待遇下，很难说能否真正摸到美国的脉。
当前中国留学生越来越趋于低龄化，对于低龄出国留学我也是不赞成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群“70后”聚在一起聊《射雕英雄传》、《铁臂阿童木》、“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小时候吃的零食玩的游戏，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而一个年龄相仿但很早就出国念书的人则完全不知所云。更不幸的是，美国人在一起聊的那些事，他也不一定清楚。文化上的“两不搭”很容易造成心智的扭曲，不知归属何在，错过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今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化竞争的适应能力固然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我自己在这方面便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除了在耶鲁一年，从未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是我的国际化程度不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差。
我有一个理论，东西方教育各占50％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最不利的，而最佳状态是“80％~20％”。前者貌似两边都懂，其实对哪边了解都不多，中文英文都不能准确自如地表达。对于后者，80％代表他的文化归属，20％代表他的国际化程度。
我表哥的两个孩子就一度令我担忧。他们出生成长都在加州，加州别名“华人州”，一大群有着相同背景的华裔孩子，俗称ABC，形成一个小的社区。打开家门，他们彼此用英语交流；在家里，父母要求他们说中文，他们不情愿；跟我在一起时，用中文也远不如用英文聊得起劲。他们小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爸爸就像当年教我一样，每天给他们念《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荷马史诗》，那时他们对中文还多少有些感觉。后来回到加州上学，很快就变成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如果他们将来能做到80％美国人加20％中国人，也未尝不可，只是我担心他们做不到。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曾经打算送孩子出国读私立中学，都被我现身说法、成功阻止。现在，那几个孩子在国内读完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业、心态都发展很好。可见100年前就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今天又有新的意义。延伸开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必然要以一种“为体”，另一种“为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人。
31、耶鲁，受用一生的教育
“耶鲁世界学者计划”是一个博士后项目，精英云集。论学历、资历或阅历，带着“走后门”色彩混进来的我都只是个点缀其中的小不点儿。回国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严重的“言必称耶鲁”倾向。美国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稍加改动便能诠释耶鲁于我的意义：“这只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我个人的一大步。”对不起，这是个不谦虚的玩笑。我倒是相信一点，哪怕一根木头，在那个班里竖上一年，也能被熏出点儿文化来。
由于央视这个特殊平台，我24岁时就已采访过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但与他们的接触不外乎短暂的交谈或一同进餐，我仍然只能从局限的角度看中国、看世界。直到来到耶鲁，和我的17位同学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才深刻感受到何谓“多元”。我们时常在会议室展开激烈讨论。大战略、城市建设、全球艾滋病的控制、能源和环保、司法改革、WTO贸易……没有任何议题能令所有人达成一致。欧洲人、非洲人、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永远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初我很惊讶，我的观点如此正确，证据如此确凿，别人居然不认同？后来逐渐意识到无所谓正确不正确，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耶鲁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32、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一岁。若说稳定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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