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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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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骗子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当然没有发言权。我没有见过小骗子，不过在他还被人当做“高干子弟”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谈论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听说他给抓起来了以后，还说：“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又听说他还说：“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还听说，有人同情小骗子，甚至表示将来开庭审判时愿意充当小骗子的辩护人。不用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骗子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过我却不曾听说有什么人同情受骗者，我只听见人批评他们“自作自受”。至于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应当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假货。”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的一本戏《钦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有人今天还感到头痛。可是不幸得很，这位俄国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反驳道：果戈理鞭挞的是俄罗斯封建社会，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跟我们“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他们说得对：毫不相干；而且时间隔了一百四十三年，当时的骗子和今天的骗子不会有类似之处。但奇怪得很，今天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跟果戈理时代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不是一样地为了私利？两个骗子差一点都把老婆骗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骗子更聪明，他远走高飞，反而写信给朋友把受骗者嘲骂一番，而我们的小骗子却给关进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这样，小骗子也不是傻瓜，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这句话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认：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就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看戏，有人把汽车借给他，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可以挑选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给他未婚妻活动调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当然，他甚至可以出国访问，可以享受其他的许许多多—— 一句话，作为小骗子的罪状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许的了。不会有人写报道或者编话剧，也不会因为话剧上演的问题发生争论了。事实上这样的事自古以来经常发生，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为什么呢？
小骗子的一句话使我几个月睡不好觉。我老是想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生活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会高高兴兴地钻进了小骗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恼，因为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谴责的东西。尽管三年来我们不断地说，要纠正“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可是后门越开越大：有人看不见前门，找不到前门，有问题无法解决，连配一块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载，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门，终于撞到骗子怀里，出了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某些衙门为什么不可以打开大门，替人民多办一点事情呢？我们的某些干部为什么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关于话剧能不能公演的问题，倘使要我回答，我还是说：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有人说话剧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我看倒不见得。骗子的出现不限于上海一地，别省也有，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倘使没有产生他的土壤和气候，他就出来不了。倘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他钻不到空子，也就不会有人受骗。把他揭露出来，谴责他，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为了消除产生他的气候，铲除产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做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写
悼方之同志
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工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我现在记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已经发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这以后才公开了它。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过几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一到北京，反右的斗争，就开始了，许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后，我听说“探求者”们都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陆文夫的名字后来倒在《文艺报》上出现过，先是受到表扬，说是他“摘帽”以后写了不少的好作品，后来又因此受到批判，说是他的表现并不好，总之，他还是给打下去了。一直到许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报刊上重新出现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两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后发表了《阁楼上》和《内奸》两篇小说，受到读者们的重视。我读过前一篇，别人对我讲述了后一篇的内容。我听说有些刊物的编辑不敢发表他的作品，这说明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品。我等待着他的更多的作品，却没有想到他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电报来要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我回了一封短信，说我生病写不出文章，请他原谅。这是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的信。我今天才体会到这封信带给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经太迟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国解放那年他才十九岁。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也不过二十六岁，我也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开始写短篇。他的作品说明他很有才华。他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后果。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关于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听到不少。可是像千万根针那样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听说“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这样的话是那些不爱惜自己的时间、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来，我幸福多了，我还有五年的写作时间。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灵之火将永远燃烧，他的爱憎还激动着人心。他的作品没有能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勤奋地写作的人今天是不会少的。我也要奋笔写下去。当然我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不过把笔当做火、当做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抱负，这样的愿望我也是有的。我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它们呢？
十二月四日
怀念老舍同志（1）
我在悼念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桥机场送别的事。那天上午离沪返国的，除了中岛夫妇外，还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岛、井上两位赠送的书，回到家里，十一点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记》，里面有一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老舍和广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① 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小说《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一九七○年十二月，那个时候老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含糊其辞，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责。只有在虹桥机场送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负责人在坦率的交谈中讲出来的。但这一次也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至于怎样死法和当时的情况中岛先生并不知道。我想我将来去北京开会，总可以问个明白。
听见中岛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老舍见面的情景，那个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我和老舍，还有中岛，都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有些细节我已在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描写过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爱的眼光望着周总理和陈老总，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们。那天我到达人民大会堂（不是四川厅就是湖南厅），老舍已经坐在那里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谈话。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过一会中岛先生也来了，看见老舍便亲切地握手，寒暄。中岛先生的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我的确看到一种衷心愉快的表情。这是中岛先生最后一次看见老舍，也是我最后一次同老舍见面，我哪里想得到一个多月以后将在北京发生的惨剧！否则我一定拉着老舍谈一个整天，劝他避开，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有什么办法使他不会受骗呢？我自己后来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走进“牛棚”去吗？这一切中岛先生是比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触，就知道他有所预感，他看见我健康地活着感到意外的高兴，他意外地看见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兴。他的确比许多人更关心我们。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在替我们担心，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他比我们更清醒。
可惜我没有机会同日本朋友继续谈论老舍同志的事情。他们是热爱老舍的，他们尊重这位有才华、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们的心上、在他们的笔下他至今仍然活着。四个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桥机场送别井上先生，我没有再提“壶碎”的问题。我上次说老舍同志一定会把壶留下，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虽然含恨死去，却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人间，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单单提两三个名字就够了：《月牙儿》、《骆驼祥子》和《茶馆》。在这一点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怀念老舍同志（2）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
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呢？我曾经对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看过《茶馆》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写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馆》。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他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可以说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老舍夫人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地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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