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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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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运，今天我还能探索，还能思考，还能活下去，也还能不混日子。不过也只是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东西，连《创新独白》也没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发扬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中讲了几句自己的话，不久运动一来，连自己也感觉到犯了大罪，“文革”时期我在“牛棚”里给揪出来示众、自报罪行的时候，我从未忘记“报”这件“发扬民主”的“反党罪行”。这就是刘郎同志在《除夕·续旧句》诗注中所说的“折磨自己” ① 。这种折磨当然是十分痛苦的，现在我还忘记不了（不是不想忘记）。
我讲这些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就是让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创新，不肯创新。有人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唯唯诺诺地混日子保险，我们不是经常告诉自己的小孩：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
所以我还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
再谈探索（1）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谈到了探索和创新。
探索，探索，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对我发问：你不是说过高老太爷的鬼魂还在到处出现吗？问得好！但鬼魂终究是鬼魂，我们决不能让它借尸还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终南山进士学习呢？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谈探索吧。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条大路在我面前展开，我的脚踏上去，就到了文学之宫。过去有些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给我几页篇幅，我看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并不是文学家。
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是个不知轻重的“后生小子”，该可以原谅吧。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据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是在成名成家之后，因为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人生问题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来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我从来不曾离开文学。我有时写得多些，写得好些；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
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索，因为我又拿起了笔。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写不出作品。
我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读者有所帮助，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作品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人是读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读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却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坏的影响。我今天还不曾给革掉作家的头衔，我的作品还未在世界上绝迹，这应当感谢读者的宽大，不过这也许说明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不算太坏。不会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就聚众闹事或者消极怠工或者贪污盗窃，这一点我很放心。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说高尚，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地写了出来。我很少说假话。我从未想过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给人们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不是说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说：“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小说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小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再谈探索（2）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探索之三（1）
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见到当代法国著名画家让·埃利翁先生，他对我国很感兴趣，希望到我国访问并在大城市中举行画展。我们谈得融洽。他和我同年，为庆祝他生日举行的他个人的画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开幕，我因为日程早已排定无法接受他的邀请，深感遗憾。最近得到朋友们从巴黎来信知道让·埃先生的愿望就要成为现实，他的画展将于今年秋季在我国京沪两地举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上海再见到这位老人听他畅谈访问我国的观感，这对我将是莫大的愉快。不用说，这次画展对我们两国文化的交流也会有大的贡献。
让·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为画展的目录作序，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重视，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终于辞谢了，因为我拿起笔准备写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绘画一无所知。我喜欢画，却不懂画。
同时我喜欢诗，却不懂诗。朋友们送诗给我看，新诗也好，旧诗也好，我看后也可以背上几句，但是意见我一句也提不出。对小说、散文也是如此。
记得两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里来，拿出一篇小说要我看后给他提意见。他以为小说不长，不过几千字，看起来不费事，提意见更容易。可是我差一点给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里，他当时还是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来，解了我的围；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见，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说：“你不是编辑过文学刊物和文学丛书吗？”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些文学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编的，我只是挂个名，帮忙拉点稿子。丛书呢，我倒编过几种，但也只是把书推荐给读者，请读者做评判员，我自己很少发表意见。
所以到今天我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然而我写文学作品写了五十多年，这也是事实。当然，评论家也可以说它们不是文学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说它们是“破烂货”，而且我自己反复声明我决不是为了要做“文学家”才奋笔写作。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当时怎样看，怎样想，就怎样写。没有作品问世的时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时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一句话，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我发表文章，也曾想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会效果与作品实际上产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请读者自己评判。作者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说。回想起来，我也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个写文章的朋友谈起文学技巧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过小小的争论，他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话：“熟能生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写熟了就有办法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那位朋友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有特色，的确是好文章！可是他后来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离开生活去追求技巧，终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当然他不会赞同我的意见，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我不能说服他，他也不能说服我，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探索的路。
探索之三（2）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还活着，他放弃了文学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绩。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账，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的探索是正确的，不！但它是认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明我探索的目标：“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二月二十八日
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① 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友谊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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