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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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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盖老的生圹，当时她已回到杭州，因为天热，她很少出来。我和那个朋友到过白乐桥她那非常幽静的住处，门前淙淙的溪水，院子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我们在窗下阶前融洽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另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又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凉亭里坐了一个下午。我们谈得少，我拿着茶杯，感到时间慢慢地在身边过去，我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觉。但是同她分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还是想回上海，在这里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从灵隐送她走回白乐桥，她对我们频频挥手，那么善良的笑脸，多么真诚，又多么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们五六个人从广州到海南岛参观，坐一部旅行车在全岛绕了一周，九姑也在里面。接着她又和我全家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她很兴奋地写诗词歌颂当时的见闻。我还记得，我们在海口市招待所里等待回湛江的飞机，已经等了两天，大家感到不耐烦，晚饭后闲谈中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谈了一个多钟头。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样多的荆棘，她既困难又坚决地冲出了旧家庭的樊笼，抛弃了富家少奶奶的豪华生活，追求知识，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些坚持斗争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会病死在家中。她没有屈服，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她谈得很朴素，就像在谈很远、很远的事情，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还不能没有激动，她说不久前在一次学习会上她谈了自己的过去，会后一位同事告诉她，以前总以为她是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旧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她也经历过艰巨的斗争，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说的确是这样，我从前也听见人说，她孤独、清高，爱穿一身黑衣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然就孤单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笑了。她那样的人在旧社会怎么不被人误解呢？她哪里是喜欢孤独？她那颗热烈的心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
这以后她和我一家的往来更加密切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她。我们和她在黄山度过一段时间，又同在从化洗过温泉。一年中间我们和她总要见面两三次，书信的来往更是频繁，她喜欢读萧珊的信，也写了不少的信给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我还兴奋地说十年后要到西湖庆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实说无忧无虑，也得打个折扣，因为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九姑虽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动地要求参加我们的学习会。我笑着夸她“学习积极”。她说她来“取经”，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样的学习，我才看出来她也有点紧张。这年清明前后我和萧珊并没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经和几个同事匆匆赶去北京开会。形势越来越紧，连萧珊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铜厂去了。
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炼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
怀念方令孺大姐（3）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参加前面提到过的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我从北京到武汉再转到杭州，分三路参观的亚非作家们将在杭州会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当地的作家进行联系。我以为九姑会出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可是在这里连一个文联或者作协分会的熟人也看不到。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我不敢往下问，害怕会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离开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宾诗人问我为什么在这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来。回到上海，送走了外宾，我自己也受到围攻，不能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有似梦非梦的感觉，当时也是如此，我总以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了，抄家，强迫劳动，一夜之间成为贱民等等。我的女儿在家里待不下去，她和同学们一起出去串联，经过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还借给她零用钱。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虽然靠边，却未受到隔离审查，还留我女儿在白乐桥家中住了一晚。据说黄山宾馆的服务员揭发她在黄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愤慨。一九六一年我们在黄山过暑假，后来萧珊带着孩子来了，住在半山的紫云楼，黄山宾馆就在紫云楼下面，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里并不豪华，九姑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待遇。清早我们都喝豆浆，谁也不曾见过牛奶。但是对运动中的所谓揭发，我们都有一些体会，上面要什么，下面就有什么。年轻时候看旧小说，我总是不懂“莫须有”三字怎么可能构成天大的罪名，现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来了一个封建文物大展览，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约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分会旧址批斗前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我也给揪去陪斗。在会上杭州来的“造反派”发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进党内的“罪行”。石西民没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担心，可是以后我也不曾得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屋子减少了，只剩了一间。她已经七十八岁，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时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扑克。她给我来过信，可是我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再过一年半，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还是给捏在“四人帮”的爪牙的手里。我的女儿也去了杭州，她也去过白乐桥。她和她的爱人给八十岁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但是他们除了工作和学习，还有自己的活动，还要参加搞不完的批这批那的运动，哪里能经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儿、女婿回上海过国庆，我问起九姑的情况，我女儿说她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节后他们回到杭州就给我寄来方令孺同志追悼会报道的剪报，原来我们谈论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间。
九姑活过了八十，不算短寿。在靠边期间她还下过水田劳动，经受了考验，也终于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没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四人帮”垮台后我两次去西湖，都没有到她的墓前献花，因为这样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还不如心上的祭坛，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我两次经过白乐桥，都是坐在车子里匆匆地过去，眼前一片绿色，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可是我眼里有一位老太太拄着手杖带笑地不断挥手！
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写完
《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过去我在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书上发表过的前言、后记集在一起，编成《序跋集》，并为这个集子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气候并不炎热，因此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那样喜欢风。风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吹，它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我的头脑迟钝，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风向，常常是这样：我看见很多人朝着一个方向跑，或者挤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风来了。
说实话，有一个长时期我很怕风，就像一个经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风那样。风不仅把我吹得晕头转向，有时还使我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
但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十二级台风也好，龙卷风也好，差一点把我送进了“永恒的痛苦”，然而我也见过了世面，而且活下来了。我不能说从此不再怕风，不过我也决不是笔记小说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我从未想过要把过去写的那些前言、后记编成集子。去年我还在怀疑写这些东西“是不是徒劳”。今年年初有一位长住北京的朋友来信动员我编辑这样一本《序跋集》，连书名他也想好了。他说明他这样建议和敦促（他后来还帮忙抄稿，他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收藏者），只是为了支持一位广州朋友的工作，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艺出版社，不愿向钱看，却想认真出版书刊。北京的朋友爱书如命，也熟悉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脑子里贮藏着不少生动的书的故事。他关心书，关心写书的人，当然也关心出版书刊的人，他热心地替广州那家出版社组稿，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对他我才不便用一句话推出门去，他有具体的办法，还可以举出书名，还可以替我搜集稿子。我不曾拒绝，但我也没有答应。我还想慢慢地考虑。
有一次我意外地听见别人谈论那位广州同志的事，人们说冷风又刮起来了。我起初不肯相信，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有人在我面前显得坐立不安，讲话有些吞吞吐吐，或者缩着脖子，或者直打哆嗦，不久就有朋友写信来劝我注意身体，免受风寒。于是关于我的谣言就流传开来，有人为我担心，也有人暗中高兴，似乎大台风已经接近，一场灾祸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我非常冷静。有风，我却不感到冷。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自己的事。我喜欢把自己比做春蚕，三十年代初我们几个未婚的年轻人游西湖到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签，签上有一句话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尽可能多吐丝，这就是我惟一的心愿。倘使真有龙卷风，那么也让我同它做一次竞赛吧。我要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决定编辑我的《序跋集》。
编选自己的集子，我已经有不少的经验了。但《序跋集》和别的集子不同，《序跋集》中有一些为别人的著作或译文写的前言、后记还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集子里出现。我还想指出：这本书是我文学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也是我在各个时期中写的“交代”。不论长或短，它们都是我向读者讲的真心话。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监督组”规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一份“交代”，不能回家。他们就是用谎言供奉神明的。我却不敢用假话来报答读者。我把五十几年中间所写的前言、后记搜集起来，编印出来，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饰地让人们看个明白。我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五十几年的长期探索、碰壁和追求等等等等，在这本集子里都可以找到一些说明。我希望对我有偏爱的朋友多看到我的缺点。对那些准备批判我的人我提供一点材料。编辑的时候我没有改动原意，只是偶尔删去多余的字句。有些“豪言壮语”今天成了大话空话，但当时我却深信它们，因此也让它们保留在书中。
这本集子的编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经没有精力完成搜集和抄录的工作。我首先得感谢那位北京朋友的帮忙，其次我依靠了我的侄女国煣的努力，大部分的稿子都是她抄写的。我也感谢广州的朋友，他在困难的时候还不曾失去工作的勇气和信心，肯接受我的这样一本集子。
从决定编选到序文写成，经过了三个多月，抄写的工作还有一小半未做完。这中间几次刮起冷风，玻璃窗震摇不止。今天坐在窗前停笔深思，我想起了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巨人的花园”。春天已经来了。
五月二十二日
怀念丰先生（1）
丰一吟同志来信要我谈一点我和她父亲交往的情况。我近来经常感冒，多动一动就感到疲劳，但生活还是忙乱，很少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后，我匆匆想过几次，我发现我和她父亲之间并没有私人的交往。我觉得奇怪。按情理我们应当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恺先生和我都是在开明书店出书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亲切、友好的语言谈起子恺先生，他们中间有的人同他一起创办了立达学园，有的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第三，我认为他是人道主义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义的成分；第四，不列举了。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爱讲话，不善于交际，不愿意会见生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于纸笔。我难得参加当时的文艺活动，也极少在公开的场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离开自己的作品。今天我还坚持这个主张。作家永远不能离开读者，永远不能离开人民。作为读者，我不会忘记子恺先生。
我现在完全说不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丰先生（我后来就习惯这样地称呼子恺先生），也讲不清楚当初见面的情景，可是我还记得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欢他那些漫画。看他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看他描绘的儿童的心灵和幻梦，对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后一直是这样。一九二八年底从法国回来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要在开明书店出版。索非常常谈起丰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善良、纯朴”。他又是一种辛勤的劳动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译著和画集。他介绍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讲述西方音乐家的故事，他解释西方绘画发展的历史；他鼓吹爱护生物，他探索儿童的精神世界。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脱稿，曾托索非转请丰先生为这书写了封面题字，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传》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我在记忆里搜索，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我已经没有条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战前我从索非那里经常知道丰先生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细节。后来我读到他自己的文章亲切地描述他在家乡安静的写作生活，然后是战火爆发、侵略军逼近家乡，他同家人仓皇逃难。从此他从浙江，去江西、湖南、广西，再去四川。这期间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同他不曾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是他的脚迹始终未从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感到亲切的喜悦。他写得十分朴素、非常真诚，他的悲欢、他的幸和不幸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开明书店遇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事后才想起这是丰先生。另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他在沙坪坝的新居去看望他。记不起我们谈了些什么，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样一个人：善良纯朴的心，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始终愉快地、勤奋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还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他的亲笔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后，我几次见到丰先生和一吟同志，听说他要翻译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他开始自学俄文，并表示要学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这两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他从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版。（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我就听一位老友讲他正在阅读丰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参加学习，他发言不多。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大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带头“发扬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料不到风向变得这样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够沉着，信口讲话，我的脑子也跟着风在转向，另一方面我对所谓“引蛇出洞”的说法想不通，有意见。听见人批评《阿咪》，我起初还不以为然，但是听的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接受别人的想法，怀疑作者对新社会抱有反感。纵然我不曾写批评文章，也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回想起这一段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我不能不因为没有尽到“作家的责任心”而感到内疚：在私下议论时我不曾替《阿咪》讲过一句公道话。其实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从未替我那篇发言讲过一句公道话。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压力把我仅有的一点独立思考也摧毁了。接着的几年中间我仿佛在海里游泳，岸在远方，我已经感到精力不够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怀念丰先生（2）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参加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后回到上海，送走外宾之前我到作家协会分会开会，大厅里就挂着批判我那篇讲话的“兴无灭资”的大字报。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楼的文学评论家，我被邀请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见对面一张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后，大祸就临头了。我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害怕。我盼望着出现一个奇迹：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这是妄想。我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开始用大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其实大多数的熟人都比我早进“牛棚”，用不着我同他们划清界限了。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过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陕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里。我去作协分会开会、学习、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听，他早在六月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只是几顶帽子中的一顶，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为“权威”，我不是“反动的”，难道还是“革命的”？我居然以为自己“受之无愧”，而且对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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