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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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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我常说自己写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写字不如小学生。他讲的是真话。我从小就很少花功夫练字，不喜欢在红格纸上填字，也不喜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因此毫无成绩，这是咎由自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我也不习惯讨好编辑、迎合读者，更不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动自己的笔，我写过不少不成样子的废品，但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空谈！离开了创作实践，怎么会多出作品？！若说“老作家盼了一辈子才盼到”使他们流泪的这一天，那么读者们盼了一辈子的难道也是作家们的眼泪？当然不是。读者们盼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辛勤劳动，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没有它们，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们的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创作自由（2）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再认识托尔斯泰（1）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做《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 ① 这说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做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 ① 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 ② 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持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 ③，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甚至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他这样的生活作风，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沾染形成，变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质。” ① 这哪里是研究？这样的腔调，这样的论断，有一个时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给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奇怪，难道又在开托尔斯泰的批斗会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再认识托尔斯泰（2）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这很对。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连我的朋友也写这类的话。他们说得不错。我每天出去，路上总看见五个衣服破烂的叫化子，我呢，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马车夫。”
在一九一○年头几个月的日记里，经常记着托尔斯泰因为这个问题所感受到的敏锐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写道：“我没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过的是罪恶的生活，我四周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难过，十分不好意思。” ①
够了。这些话就可以说明伟大作家最后几十年的内心斗争和家庭悲剧的实质了。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病榻上不愿意见他的妻子，一是决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跟什么“小白脸男妾”、什么“大男人主义”怎么能拉扯在一起？！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人难道自己不感到恶心？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再说端端（1）
一
我还想谈谈外孙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的，现在端端不再是“我们家庭最小的成员”了（我儿子结了婚，家里添了一个一岁的小孙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还是带了不少的课外作业回家，到家后休息不过半小时，就埋头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点钟，中间只除去吃一顿晚饭的时间。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总觉得：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过童年，我并不曾忘记我是怎样过来的。虽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我也还是一个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脑筋想主意，我有时背书背不出来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们游戏的时候。我始终不曾感觉到读书像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别是做母亲的总以为孩子不肯多动脑筋，做作业做得太慢，自己又没有工夫辅导孩子，有时看见到了九点孩子还在用功，就动了气，放连珠炮似的大骂一顿，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课。孩子的父亲偶尔和我同声说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将来念中学，考重点学校，功课更多，老师抓得更紧，现在不练就一些本领，以后怎样过日子？
端端并不理解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练就应付那些功课的本领。她母亲责备她“窍开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两篇文章写成相隔三年，这就说明三年中她的情况并未改善，可见进步很小。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不稳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爱面子，又怕挨骂，每逢考试成绩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马上告诉大人（姑婆、太孃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绩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设法拖延一两天，终于给妈妈知道，还是挨一顿痛骂。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忙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生。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地教育成人的。”
当然，谁也不必把孩子的话看得太认真。的确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孩子不会因为功课重就“看破红尘”，也不会因为挨骂多就起来“造反”。一切会照常进行，不必紧张。孩子虽爱面子，但也不会去考“重点学校”，她父母也不会强迫她考“重点学校”，我更不鼓励她念“重点学校”，因为做“重点”学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还不够条件。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语，遍地皆是；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今天的孩子当然也不是鸭子，即使我们有十分伟大、极其崇高的理想也不能当做“饲料”使用吧。要是作为“饲料”，再伟大的东西也会走样的。何况用“饲料”填鸭只是为了让鸭子快快长肥给人吃掉。我们给孩子受教育却是为了让他们做有用的人，为建设祖国长期尽力，这是“百年大计”，决不是单单把他们“养肥”就解决问题。
为孩子们着想，培养他们最好是“引导”、“启发”，使他们信服，让他们善于开动脑筋，学会自己思考问题。真正懂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他们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听话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孩子总比不动脑筋的好。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发展的。不论是人，不论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依赖父母的子女是没有出息的。下一代不会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抛在后面，因为我们常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填鸭式教育”决裂。未来决不会跟过去和现在一模一样。
再说端端（2）
最近人们又在谈论教育改革，这是好事。改革教育，人人有份，它不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大家都希望这一次能改出一点成绩来。我看，单单伸起颈项等待是没有用的，有意见就讲出来。不能再走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老路了。多考虑，多议论，多征求意见，一切认真对待。总之，千万不要忘记认真二字。
二
我的前一篇关于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一段《随想》则写得很吃力，还删改了三次。为什么会这样困难？我找出一个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写端端，却想到自己。我的书橱里有二三十册笔记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间给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又退了回来的。本子上记录着“老师们”的“讲课”，全是我的字迹。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像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应付没完没了的作业，背诵、死记“老师们”的教诲；我强迫自己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连串的指示当做精饲料一股脑儿吞在肚里。是的，这全是为我准备、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饲料。为了讨好“老师”，争取分数，我发奋，我虔诚，埋头苦学到夜深，只换来连夜的噩梦：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却一样也找不回来。应该说，有一个时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开窍”的小学生，永远记不牢“老师们”的教导和批评，花费了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得到的却常常是迎头的倾盆大雨。头发在灌输和责骂中变成了银丝，拿笔的手指颤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写作成为惩罚的苦刑，生活好似长期的挣扎。“没劲！没劲！”甚至在梦里我也常常哀求：“放学吧！”我真想做一个逃学的“小学生”。说老实话，我同情端端，我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三
关于端端我还得讲几句公道话。固然在学习方面她有缺点，成绩也属于中等，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不能把人看死”，她还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十一岁的小姑娘。她也是要变的。
我妹妹批评我“偏爱”端端，我不否认，生活把我和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过根据这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老外公和小外孙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现。我摔伤后从医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两张床放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清早她六点起身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晚上她上楼睡觉，总是先给我铺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让她再上床睡一会，我笑着说：“这是包给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来了。”似乎她为这种没有报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五月二十五日
寻找理想（1）
一 来信
江苏某县某乡中心小学十位同学四月十八日写信给我：
敬爱的巴金爷爷：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获得了“三好”或“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社会上常以收入多作为自己的骄傲。有位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的老师，当我们问她工资多少时，她脸红了。我们有位同学数学考了九十四分，她呜咽起来，原来爸爸答应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奖金。许多家长都用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我们取得好成绩。有些同学在谈到将来时，往往把单位好、工资高、奖金多作为自己最好的向往。一句话，为金钱工作、为金钱学习，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作为三好学生，我们可以攻克学习上的重重难关，但是在这里，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十只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不甘沉沦，我们决心探索、寻求，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一个“寻求理想”的活动。
巴金爷爷，我们读过您写的很多书。现在您已上了年纪，可是我们还常常在报纸上、电视里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我们想您那里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打开我们心灵窗户的神秘钥匙，因此，我们想向您请教。当您伏案写作的时候，您想的是什么？您写了那么多的书，您追求的是什么？
巴金爷爷，我们知道您很忙，您有很重要的工作，您还需要休息，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搅您，但是我们十分需要您的帮助。十只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请您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指点。
祝您长寿。
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
写信人的名字给我删掉了。
二 我的回答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信使我感到为难。我是一个有病的老人，最近虽然去北京开过会，可是回到上海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写字手指不听指挥，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们一个回答，我很难办到。我只能跟在你们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地落在后面，我还可以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这就说明我不但并无“神奇的力量”，而且连你们有的那种朝气我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神秘钥匙”了。
不过我看你们也不必这样急，“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我“呼救”呢？你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你们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我不能不问，你们是不是感到了孤独，因此才把自己比做“迷途的羔羊”？可是照我看，你们并没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们四周的一些人。
我常常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时会是十分古怪，叫人难以理解。人们喜欢说，形势大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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