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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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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说知识分子
一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论就是从他们嘴里嚷出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落实”，也就是由于这类人从中作梗。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尊重知识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简单，“要使用知识分子嘛”。我要你替我卖命，就得对你客气点，做个笑脸，说两句好话，让你心甘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有好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家在困难条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宁愿早日献出生命，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中也很少见，你要他们出力卖命，为什么不该尊重他们？但是“翘尾巴”论者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们卖命还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后抽嘛！”“四人帮”就是这样做过的。结果呢，肯卖命的人都给折磨死了。不要知识，不要科学，大家只好在苦中作乐，以穷为光荣。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指手画脚，乱发指示，坚持外行领导内行，无非要大家都变成外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整了别人，也整到自己。这样一来，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批斗难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拿知识分子做枪靶子吗？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把知识当做草原上的草一样想用野火烧尽它们。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几十年中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验上，最后差一点死在“四人帮”的毒手上。当时我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的大业，摘去知识分子的小帽。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让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随意打骂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我还在痴心妄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我还在等待从一个大运动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时甚至希望做一个不会醒来的大梦。但是我终于明白，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阴似箭，我绕了数不清的大弯，然后又好像回到了原处。可是我也用不着再为这顶知识分子的帽子麻烦了。我就只有在油锅里熬剩下来的那一点点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开会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听的话鼓励也好，我总要交出它们，我总要走完我的路。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为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我已经心安理得了。
二
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我不是写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我写了几十年，我写“斯文扫地”的社会，在其中知识分子受罪，知识受到践踏，金钱是惟一发光的宝物。在那个社会里，“秦始皇”、“清朝皇帝”、“希特勒”一类的鬼魂经常出现，知识分子是给踏在他们脚下的贱民。谁不曾胆战心惊地度过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寒夜”！黑暗过去，新中国成立，知识分子用多么欢快的心情迎接灿烂的黎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新的生活开始了。三十几年来他们的欢乐和愁苦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了好的政策，更盼望认真落实，痛痛快快，不打折扣，也不拖泥带水，更不必留下什么尾巴，不让人有使用鞭子的机会。拿鞭子抽人不是新社会的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有甘愿挨打的“人下人”了。
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的公民，把他们当做平等的公民看待，这才是公平合理。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有知识或者没有知识，同样有一份义务和一份权利，谁也不能把别人当做待价而沽的货物，谁也不是命运给捏在别人手里的奴隶。我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也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倘使有人把某一个时期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无数读者同情的眼泪，唤起他们愤怒的抗议吧。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根据知识划分公民的等级，并不是聪明的事。用恩赐的优惠待遇也收买不了人心。我们说肝胆相照，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为你创造并保证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你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同样地心情舒畅，什么事都好办了。谁也用不着再为香臭的问题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再说创作自由（1）
三个多月没有写“随想”，原因仍然是写字困难，杂事不少，既无精力，又无时间。几位老朋友看见我这么久不发表文章，以为我要搁笔，担心我心上那点余烬已经冷却。有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找不到题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说真话，那么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我似乎应当“搁笔”了。我从来不“找题目”做文章，只是有话才说，但我也有避开摆在面前的题目不声不响的时候。因为有病，经常心烦意乱、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题目讲不清楚，不如不写，沉默对养病的确有好处。不过为了报答朋友们的关心，表示火种犹在，我又带病执笔，无论如何我总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计划。
前些时候大家兴奋地谈论“创作自由”，确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半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又在议论怎样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可能还要谈一年半载吧。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传播的那样，一提到“创作自由”，有人就想起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坏事，担心又出现了什么“自由化”的问题。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创作自由”好像一把悬挂在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宝剑，你想着它拿起笔就有千万斤重。我劝他不必提心吊胆，我说：“不会有人打小板子了。”我从小看惯了大老爷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小板子比外国的宝剑更具体，更可怕。
我这一生和“创作”的关系不能说不密切。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区外国穷学生住的公寓小房间里写头一本小说《灭亡》，或者在贵阳和北碚的小客栈中写《憩园》，或者在重庆和上海两地断断续续地写《寒夜》，并没有人来看我如何下笔，或者指导我怎样写作，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我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写下去的权利或自由。我只顾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我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懂得一些写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没有花费时间考虑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它夺走（后来我在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那又当别论了）。我下笔之前从来不曾想好完整的、不会变更的小说情节，我是边写边想的，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写作计划（腹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应当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执笔的时候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活着总是希望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尽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能“白吃干饭”，而且别人也不让我“白吃干饭”。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无法存在。作家并无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法术，单靠作家的一枝笔，不会促成国家的繁荣富强，文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有句古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责任再重大，也得有个界限。坐在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底下，或者看见有人在旁边高举小板子，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这样是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的。
前一个时期人们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讲过几句。其实关于“黄金时代”，关于“我们文学的春天”，我在作家们的集会上已经谈过多次了。我不是预言家，我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我个人长期的愿望。有人问我这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能说：等待了三十几年，今天我终于明白黄金时代决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它等着作家们去迎接它，拥抱它。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空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开一百次会，人人表态，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们勤奋地写作，让大家团结起来，脚踏实地在创作实践上比个高低吧。
再说创作自由（2）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 。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 ② 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做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四谈骗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三篇谈小骗子的随想。有人怪我多事，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出现几个小骗子，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必让大家知道，丢自己的脸。还有少数几个受了骗的人想起自己在这出丑戏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恼羞成怒，忘记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认为别人揭露骗子就是揭露他们，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更奇怪的是当时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最好还是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里并没有骗子。所以连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没有再写谈骗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过去了五年。是不是骗子们就“自行消亡”了呢？没有。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门上街，可是我也听到这样那样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买过、用过假药假货，甚至接触过一些睁着眼睛说谎、吹牛的人。我不声不响，反正心中有数，我不想捞到什么好处，偶尔遇到骗子也不会吃大亏。
我说过，即使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子。骗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气候。他们出现了，生存了，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还有不少毛病，还有养活骗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应当搞好清洁卫生。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不是一笔勾销，否认他们的存在，而是揭露他们，培养大家识别骗子的能力，不让一个人受骗，必须找到产生他们的原因、土壤和气候，消灭原因，破坏土壤，改变气候，不让骗子在新社会中生存。
骗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食人间烟火”；骗子并非一出现就很“成熟”，他们也是逐渐长成的。供给他们各种养料，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的，就是各样受骗的人。那些人替骗子们创造活动的条件，提供活动的机会，即使后来明白自己上了当，也要保护骗子过关，表示本人“一贯正确”，或者让骗子漏网，大事化小，或者让大家相信新社会万事大吉，不用杞人忧天。那些人从喜欢听好话，发展到喜欢听假话，再发展到喜欢讲假话，这样同骗子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把骗子当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发户变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挖空心思，带头发财，改善生活，提高消费。于是“向钱看”推动一些人向前飞奔。目标既然是发财，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样，只要会动脑筋，手腕灵活，能说会道，就会左右逢源，头衔满身，买卖越做越大，关系越来越多，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着我多说了。
现在不会有人重读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则他会吃惊地发现连骗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变了。他们不再是打着“高干子弟”假招牌活动的小骗子了。他们也不再用假话为个人谋小利，过舒适的生活。他们是人们眼里的“财神爷”。他们中间有的行骗九个省市，诈骗金额百多万元，如上海的黄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骗出资金一千九百多万元，如广东的刘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个县市，共诈骗一亿多元，如福建的杜国桢案。名字多，人多，到处都有，我也无法一一地举出来，而且也不必列举，因为他们招摇过市，有目共睹。他们像老鼠一样，啃我们社会的高楼大厦；他们是一群白蚁，蛀我们国家的梁木支柱。他们散布谎言好像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仿佛倾销廉价商品。一帆风顺，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家丑不怕外扬，受害人也会变做同伙。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场面了。是不是还要让骗子们再来一个大发展呢？不！现在应当向某些人大喝一声：“睁开眼睛”了！
请那些“一贯正确”的人相信并非我对骗子有特殊的兴趣，坦白地说，《四谈骗子》的标题，本来就是《最后谈骗子》，因为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势不两立的时候，不需要我在这里讲空话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答卫××
来信收到，我读了很难过。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到了泉州，在大学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没有想到你还在美国医院治疗，又病到了这样。我有病，小林又忙，无法代笔，因此久未给你去信。我责备自己只顾到我的困难，失去几次跟你们联系的机会，现在突然得到你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整天感到浑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安排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你是你父亲最小的女儿，你活泼爱动，又学到一些本领，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甚至在第一次动手术以后，你还准备回到你父亲熟悉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时，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一九八○年同你见几次面，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来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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