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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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责任编辑（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样板戏（1）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感到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决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做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做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样板戏（2）　　　
　　五月二十八日　　　
　　官气（1）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卖假药、贩假货才能够保住性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看出来经过“文革”的锻炼，我也可以穿上华丽的衣服干下流的事情。我曾经相信“文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写文章称赞这个“伟大的”革命时，我已经看够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龌龊的、极其丑恶的东西，我称赞它是不得不称赞，是别人强加上去的称赞。我忍受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忍受因为我已经看穿了那个大骗局；我忍受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是多大的一笔遗产啊。接连不断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批判！还不是为了保护这笔遗产，让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后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北京市的服务质量，不是像我那样在意见簿上写下热情的赞美，而是发出不满的批评。可见十年“文革”在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坏事，带来多大变化。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但是十载大火之后，在一片废墟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瓦砾，灰堆？“态度蛮横，顾客挨训”，人大代表发现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气。有人说首都是这样，外省更差。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我们有句老话“挂羊头，卖狗肉”，可见挂漂亮的招牌卖假货、劣货，古已有之。要是不认真地大抓一下，那么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甘心上当，听其发展了。　　　
　　官气（2）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后来又在“文革”的“牛棚”里关了十年，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官”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客人告辞走了，我拄着手杖把他送到门口。时间短，我们都谈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　　　
　　“文革”博物馆（1）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做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博物馆（2）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　　　
　　二十年前（1）　　　
　　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