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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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入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了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孩子既然进不了重点学校，那么规规矩矩地做一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不过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一，据说有些非重点学校校风不好，担心孩子染上不良习惯（“文革”以来这样的事的确常见，我也不能闭上眼睛矢口否认。倘使没有人来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风也难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条件来说，似乎连小抓都有困难。大家都明白要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批好的老师。平日不培养，到了需要时哪里去找？）。二，孩子进非重点学校念书，让做父母的感到丢脸，虽然没有人逼着写“教子无方”的检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费多少功夫总觉得惭愧。三，重点学校很合喜欢把人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口味，分好等级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办好少数重点学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点人的死活。他们可能是这样错误地理解办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见孩子的考分低进不了重点学校，就以为前途一片黑暗、万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们那样悲观，虽然在家里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并不在于办重点学校，正如它的教学方法也决不是灌输和死记。你尽量地塞进来，我只好全吞下去，不管能不能消化；你照本本宣讲，我只好拼命强记；你不教我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因为我“脑子迟钝”就拿那么多的作业和功课来惩罚我，不让我有试一下开动自己脑筋的念头和时间，我也只好叹一口气，丢开一切的希望，靠一碗大锅饭混过这一生了。　
　　这是我在设身处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这样关心她，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点我都有，我也是一个“头脑迟钝”、“窍开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点的中学里受填鸭式的教育吧。幸运的是我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功课，我还有时间开动自己脑筋胡思乱想。不要轻视胡思乱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总是顺着思路缓缓前进，只有多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为了这个，就需要用“开导”、“启发”的方法教会孩子们经常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顺着思路自己解决问题，逐渐做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学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开动脑筋吗？　
　　大家都知道教育（首先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教育，甚至儿童教育也决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吞下去、牢记住！”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主张：要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话，照一个人的意见办事，那么一切都简单化了；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主张，做起事来岂不是十分方便？其实这种想法并不聪明，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开动脑筋，为什么还要把学校办成培养“填鸭”的场所？　　　
　　三说端端（2）　　　
　　讲过的话用不着再讲了。但历史对人是不会宽容的，轻视教育的人会受到惩罚。普及教育决不是单单制造大批只知唯唯诺诺、举手、盖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单靠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人们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学率上；人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跳跳蹦蹦的孩子、爱动脑筋的孩子不一定听话。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老师们也得看上级，看家长，看社会，老师们也常常感到压力。我想老师们也不一定愿意多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多了，老师看起卷子来也很吃力。不过谁都愿意教出更多的好学生，总想好好地干啊。那么怎么干呢？靠填鸭的方式总是不行的。老师也得开动脑筋啊！　
　　所以人们常常谈起“尊重老师”的风气。这的确重要。办成好的学校，培养好的学生，都要靠好的老师。不尊重老师，就办不好学校。我年轻时候读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编本《馨儿就学记》，然后是夏丏尊的全译本《爱的教育》。小说写的是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中的见闻。原书是过去很有名的儿童读物。夏译本的读者很多，影响很大。小说描写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我以为办儿童教育，首先就应当在学校中培养尊师爱生、同学互助的感情。在一般情况下学生总是尊敬老师的。但是在“文革”时期我却见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学生们把老师当做仇敌。在那些日子里学生殴打老师，批斗老师，侮辱老师，让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惨死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我还记得那些十四五岁的男女学生强占房子、设司令部、抄家打人抢东西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初中学生拿着铜头皮带在作协分会后院里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学生吗？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孩子吗？　
　　关于端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倘使三年后我还能执笔，我倒想写写她升入高中的事。这次动笔写《三说》的时候，我绝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红司令，可是疑问自己出现了：填鸭式的教育怎么会产生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小红司令？　
　　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七月二十三日　　　
　　老化（1）　　　
　　去年年底我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信，信里有这样两段话：　
　　你们送了一份画报给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读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笔不听我的手指挥，手又不听我的脑筋指挥，始终写不成一篇文章。现在还是靠药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静养一个时期，然后仔细思考，从容执笔，比较清楚地讲出我的意见。有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譬如谈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①　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我们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后来做了官，忘了革命。当时胡适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一个喜欢玩女人、闹小旦、写艳体诗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位作者这样说），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我们的确有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做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决不能靠祖宗的遗产过日子。中国文学要如那位作者所说“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还得靠我们作家的努力，挂起几代祖传的老店招牌有什么用？　
　　半年过去了，我的健康情况不见好转，仍然无法写较长的争鸣文章，那么我就谈点感想吧。本来嘛，我并不想说服别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顾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让人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因为每当我回过头去，脚印十分清楚，脚迹里还有火星，即使在黑夜里，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条漫长的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我的一切都会覆盖在根上，化做泥土。我生下来是中国人，将来我死去仍然是中国人，我写作就因为我是中国人，从没有离开过我的“根”，要是没有根，我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写文章给谁看？谁理解我的感情？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谁也不能否认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的。“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有条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气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老家，离开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王国”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离开那个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够活下去，能够走出一条路，正因为我“抛弃”了中国文化，“抛弃”了历史传统。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有人“对于五四运动打倒中国文化、摧毁和抛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根’从此被切断，认为是对中华民族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这里只用了“抛弃”二字，我觉得已经够大胆了。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长辈的压迫跟前低头，再高一点也就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顶高也不过是希望一觉醒来就见到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我和年纪差不多的同学或同志们在一起畅谈未来、畅谈革命时，大家的思想更活跃些。可是似乎没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毁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动手“切断民族文化的根”。当时我们到处寻找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起来争取生存，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进步，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念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每年农历七月“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我们还要磕头行礼。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种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后的事物，三纲五常，“三寸金莲”，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家长专制，年轻人看长辈的脸色过日子在我的眼里祖父是一个专制暴君。在我们的家里一些人荒淫无耻，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还记得我大哥含着泪向我诉苦，我发誓决不走他那样的路。他盼望我“读书做官，扬名显亲”，我却卖文为生，靠读者养活。我说过我控诉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可是今天连封建文化的垃圾也还不曾给人打扫干净。我说过生活的激流永远奔腾，我要摧毁封建家庭的堡垒。我后来发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实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气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亲死去就设法花掉那些他认为自己有权分到的财产。我不但来不及对这个专制王国进行任何打击，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遗体面前，所以有人说这是小说《家》中的“败笔”。请原谅，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岁的孩子。纵然大言不惭，我也不敢说我那一代人一开始就有“打倒”和“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至于我个人的经历呢，我也只是撕毁过半本带插图的《烈女传》，我当时说它是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书。但要是平心静气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说今天就没有人把《烈女传》看做女人的榜样。明明还有人把女人当做私产，谈恋爱不成功，就刀砍斧劈。连许多封建的糟粕都给保留了下来，居然还有人吵吵嚷嚷到处寻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使“我们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的主要支柱”从此失去，“整个民族似乎再无立足之处。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丧失了准则。”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要学历代统治者的榜样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道，过着几千年称王称霸的没有民主的日子？　　　
　　老化（2）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应该搞男女授受不亲、宣传三纲五常，裹小脚，讨小老婆，多子多孙、光宗耀祖？　
　　我不理解这种说法。我们的民族决不是因为“五四”而“再无立脚之处”。恰恰相反，因为通过“五四”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国人民才终于站了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五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论如何清高，真正的功过、是非总得弄个明白！？即使我毫无贡献，提到“五四”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还记得当初如饥似渴地抢读新文化书刊和同代的青年一起跟着“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前进，那样的兴奋，那样的热情，那样充满信心！提倡“科学”，要求“民主”，几代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固然关于“科学”我们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够理想，而在有些地区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的现象甚至相当普遍；至于“民主”，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尽管我们叫嚷了几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忆寻根，顺藤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挨打、叩头、谢恩”的场面，此外就是说不完的空话。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决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　
　　我们究竟怎样总结“五四”的教训呢？为什么做不到“完全”？为什么做不到“彻底”？为什么丢不开过去的传统奋勇前进？为什么不大量种树摘取“科学”和“民主”的果实？我想来想去，始终无法避开这样一个现实：老化。　
　　我有很深的体会：老，并不值得骄傲，倒值得我们警惕。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不少的雄心壮志，可是我没有够多的精力。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是自然的规律。　
　　那么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　
　　七月二十九日　　　
　　怀念胡风（1）　　　
　　一　
　　最近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胡风丢钱、巴金资助”的短文，这是根据胡风同志过去在狱中写的回忆材料写成的。几年前梅志同志给我看那篇材料时，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条说明事实的注。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但拿起笔我又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那么就从那里开头，先给我那条简短的注作一点补充吧。　
　　那天我们都在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墓穴周围有一个人圈，我立在胡风的对面，他的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礼进行的中间，我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他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点替他担心，但又无法过去提醒他。后来仪式完毕，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在墓穴中消失，群众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见胡风，他着急地在阴暗中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我说“公家”因为当时我们都为鲁迅先生丧礼工作，胡风是由蔡元培、宋庆龄等十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和靳以、黄源、萧军、黎烈文都是“治丧办事处”的人，像这样的“临时办事人员”大约有二十八九个，不过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黄源、萧军几个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鲁迅先生遗体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灵柩给送到万国公墓下葬，一连三天都在殡仪馆料理各样事情，早去晚归，见事就做。胡风是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他是我们的领导，治丧委员会有什么决定和安排，也都由他传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十分听领导的话，我们都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动地到这里来工作的，并无什么组织关系。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对有些安排多少有点意见，可是我们又见不到治丧会的其他成员，只好向胡风发些牢骚。我们也了解胡风的处境，他一方面要贯彻治丧会的决定，一方面又要说服我们这些“临时办事人员”。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意见，好像关于下面两件事我们讲过话：一是治丧费，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因为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就没有话讲了。不过第二件事，我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柩车经过的路线在“公共租界”区域内，两边有骑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枪。柩车到了虹桥路，巡逻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国警察，他们的步枪也全装上了刺刀，形势有些紧张，我们怕有人捣乱，引起纠纷，主张在呼口号散发传单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风并不反对这个意见。我记得二十二日柩车出发前，他在廊上同什么人讲话，我走过他跟前，他还对我说要注意维持秩序，不要让人乱发传单。这句话被胡子婴听见了，可能她当时在场，后来在总结会上她向胡风提了意见，说是不相信群众。总结会是治丧会在八仙桥青年会里召开的，人到得不少，也轮不到我讲话，胡风也没有替自己辩护，反正先生的葬仪已经庄严地、平平安安地结束了。通过这一次的“共事”，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任劳任怨，顾大局。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认识胡风大约在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环龙路（即南昌路）去找黄源，他不在家，胡风也去看他，我们在门口遇见了，就交谈起来。胡风约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们坐了一阵，谈话内容我记不起来了，无非讲一些文艺界的情况，并没有谈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从未注意这些问题。说实话连胡风的文章我也读得不多，似乎就只读过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家论，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笔名写过文章评论《现代》月刊上的几篇小说，也谈到我的中篇《海的梦》，我发表过答辩文章，但也只是说明我并非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我有自己的见解而已。我对他并无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小说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我今天重读下面一段话：“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愿聚集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他的相貌改变不大。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我也是听了他的讲话以后坐小火车到下关和记工厂去的。不久我毕了业离开南京。后来听人说张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还读过他的文章。　　　
　　怀念胡风（2）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后，因为译文丛书，因为黄源，因为鲁迅先生（我们都把先生当做老师），我和胡风渐渐地熟起来了，我相当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不仅是他写的，别人发表的我也不读，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