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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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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英、日两商还苦撑不已，虽已“损兵折将”到了元气大亏的程度，而“天原”仍然傲然挺立于疆场，并且毫发无伤，两商只好哀叹弗如，认败服输而退避三舍了。
一场激烈、艰苦而又持久的商战，在吴蕴初，闻惊变而不乱，遇强敌而不慌，料敌机先，运筹帷幄，于强敌环伺间，太极在握，屡出奇兵，终以“天原”全胜而告终。综算起来，整个大战期间无亏有赚，更重要的是大大地扬了国威，出了国人久抑的一口气，在市场上更牢地站稳了脚跟，得以兴隆发达，这才是根本性的胜利。
大战方歇，吴蕴初就带着战后的疲劳与喜悦，马不停蹄，又亲赴欧洲考察选购生产硝酸盐的设备，并就道专程探望了已定居瑞士、年登耄耋的老恩师杜博。
回国后更是励精图治，对天原电化厂则依最先进的手段不断扩建厂房，改进工艺，增置设备，使其产量、产值、利润持续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前，电解槽已由建厂时的五十个增至三百个；产量也与这一数量并进，恰好也是初产的六倍；资本则发展到了一百零五万元，已成为规模可观的大化工厂了。
也是归国不久，几与强化天原的同时，吴蕴初又办起另一个“天”字号新厂：陶器厂。
尚在归国途中，吴蕴初就深切地感到创办耐酸陶器厂已经条件成熟，而且势在必行了。中国的陶业虽精，却从未烧制过耐酸陶器，因为千百年来，尚无那种必要。近代化学有了酸类产品，它才应需而生，当然是“生”在产酸的外国。直到此刻，天原盛装盐酸的“盐酸甏”还是日产。价格昂贵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不彻底，如味精般，必须全部原料都能自产自给才行。可生产耐酸陶，也不是很容易的，不像一般改变一下工艺就可的新式陶制品，那要有科学研究的参数在内的。吴蕴初硬是凭他的化学基础与曾制过矽砖、锰砖的经验很快地“啃”下了这块“骨头”。在归国的当年，即一九三四年即着手实施；在龙华济公滩购了地皮，亲自带人由厂房到设备全部自行设计制造出来；聘请了曾多年从事制陶业的李思敬担任厂长。吴蕴初运筹有方，李思敬操办得力，几个月后，一九三五年初，便正式投产了。窑炉是新式的，机器是绞拌挤压机，原料是取自天然的著名的宜兴陶土，整体生产方式为半机械半人力的组合。初始时月产量为二十一二十四吨，产品除满足天原的需用外，还销往国内的化工厂与军工厂。厂名仍是吴蕴初的巧思，以产天原产品盛器为因，取做“天盛”。当诸多游商打快拳似地逐利于浅层经营时，吴蕴初立足长远，出发点高出一筹。踏踏实实地构筑着基础化学工业，不断向深层探求，以“天盛”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化学陶器的空白，天厨——天原——天盛，如同化学的连锁反应方程式一般，互为动因与补充，形成一个完善的天字号系列，虽有先后之序，却在国内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化学工业企业，这贡献不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么？
天字第四号：请以天利效家邦
一九三三年，几与筹备天盛的同时，吴蕴初又动脑筋于白白放走的氢气。也恰逢时机，又筹划起了另一个天字号的化工厂。
电解食盐时挥发出的大量氢气，只得少数用于制酸，余下的大部分均因“无用”而放掉了，对这制酸已多余却很难得的化学元素，吴蕴初只觉得弃之可惜，却又一时没有利用的手段，正急于无措时，美国人送机会上门了。美国老牌大企业杜邦公司余下了一套设备，正在寻找买主。原来杜邦公司为了搞合成氨的试做，在西雅图置了一套相应的设备。试验完成了，设备也就无用了。一时又找不到买主，就想到了在当时已很有名气的中国吴蕴初，于是主动上门来销售。吴蕴初一来是因制作硝酸会引起与军事部门打交道而犹豫不决，二来，一个刚只做过一次性实验的机械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虽无异于全新，但在美国杜邦公司这样显赫的大家来说却应被视作淘汰下来的处理品。因此一半真一半假地表现得很不热衷与积极，而卖主见吴蕴初并未拒绝，只是犹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动。吴蕴初便索性大杀起价来，将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变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脱手，居然答应了下来。十八万已是“处理价”了，再只花九万岂不是便宜到家的拣了个厂子？吴纽初便筹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苏州河畔购了块地皮兴建起了厂房，甚顾信誉的杜邦公司更依约派了位责任心很强的工程师来负责安装。一九三五年试车生产并继之投产运行。果然难度不小：虽说日产量很低，不过四吨，可全上海由于当时对液氨尚无认识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吴蕴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为，可为了救国强本，开拓化学工业，他必欲为之，这就是他常说的，特别是办硝酸厂时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又再赴欧洲考察并选购法国的成套设备，又认真地参观学习了一段，才回国亲手安装了新设备，一改往昔市场“黄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亏一位日商帮忙，才打开了销路。
这个日商经营的是青岛的“维新工业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试用之下，觉得甚为“约西”，便不但大量购买，而且到处宣传，甘做义务广告，使销路大开，一天强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吴蕴初将其厂名也顺应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厨——天原——天盛的连锁反应的分子结构式上又多了一个反应链——天利。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吴蕴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学时以篆体刻在汉白玉章上，再传给儿子为座右铭。
天字第五号：请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重债，绝非其无条件投降能偿还得万一的。唯有化做严重的历史教训铭记于中、日子孙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来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吴蕴初这位高尚的爱国者，怎肯与敌合污？他忍痛弃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设备，冒着巨大的危险迁往了内地，并请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开办的香港天厨分厂。一面努力医治企业的战争创伤，一面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他去新疆办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时目的与为国开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长远用心。
新疆地处僻远，远离抗战前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仅可增进其工业底数，而且就算日寇再扩占内地，对新疆也是鞭长莫及，可为国家保留一块基地。到新疆去办企业，在当时一些企业家中恐怕根本没人想过，首先是犯不上，远离繁华，千里蛮荒，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搭上老本；而那个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无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却步。莫说主动，就是有人甘愿出钱请，许多企业家也会摇头拒绝，吴蕴初却甘之若饴，自不是为钱，而是为国。
吴蕴初经过考察，觉得新疆的化学工业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兴办。由于审慎得体，不仅取得了盛世才的认同，而且这位“主席”大人更是积极了起来。于是，吴蕴初两入新疆，并带了个化工小组进行考察及与有关人士协商，很快在天山脚下筹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术专家沈祖囗为厂长，招聘得化学家沈熊庆为副厂长，产品首先针对边防军的弹药、筑路、开矿的所需，以炸药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吴蕴初不仅要身在重庆主持医治前四厂的战争创伤，还要南下香港，北顾天山，实是为国为民自承了重务。
入“天厨”，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实是无限风光！
金钱在他手中的化学反应
如果将他的事业的每一个进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学的反应，那么，金钱则是每一个反应环节甲的“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与化学的反应过程，而不参加反应结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结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吴蕴初对金钱的要求，只在于“足够”，而且这个“足够”的标准并不高，相对于他的获得而言，甚至可说是很低很低。这个标准也正是传统的“贫则独善其身，这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们行为准则的发展与延伸。当他家境清寒，读不起书硬要读书尚须贴补家用时，即“贫”时，他拼命地用功学习之外，要教学，要为了几文甚至一两文钱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桥卖苦力，只为“独善其身”；到他“足够”而大有余时，名声也已大盛，即“达”时，他又以较“足够”数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济天下”。所以说他将这一闪光的古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得甚为典型。他一贯如此，一生如此，下面仅择要举出几例：
兼济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为国做智力投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为春烂漫。
吴蕴初是极力向化学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着眼点既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也不是为个人独攫巨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他不但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甚至设法让别人能超过自己，起码尽量多地为国培训出化学人才。
当一九二八年，天厨厂为他和他的同伴股东们刚赢了五年利时，他觉得他已达到了“足够”的标准，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组建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顺昌路）租下了房屋，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相应的化学试验仪器与试剂，聘请程在章博士为所长，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员，他则自任为董事长，研究化工产品与接受化学研究的委托项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合并，该会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选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为理事长，吴蕴初则为副理事长。恢复了《化学世界》杂志，还办了小型图书馆。这是个对吴蕴初来说只赔不赚的“买卖”，然而他乐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资自己试验，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胶人造丝等项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所也成功了不少试验项目，如抗战前对饮料、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都有进展性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进行了军工方面的实验及对四川的一些地产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够”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积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由他出五万元做为基金，聘请几位化学界人士为委员。同时又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化学奖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投资捐办了理化教室。由基金会主持每年对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与高中一年级学生分别考试，从中选出十余名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发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费用，标准三百元。获得这种奖金的多为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绩，这种奖金只于一年级时获准资格便可一直领到毕业。而吴蕴初却掏出了他全部专利所得，须知此时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为关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当年相类的学生，也为了鼓励更多的化学学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乐为了。而前后获奖的近百学子，且受其鼓励波及的更多的学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济的普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办实业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吴蕴初的味精获得国外专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依据奖励工业产品法，准予天厨保持专利权五年。此时佛手味精正炉盛火旺，虽价格一直在“味の素”的批发线下运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连包装在内）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味の素”又已处于狼狈的境地，天厨独自垄断市场别说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润也是绝非一九二八年天厨本身可比的。可是，对这可获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专利所得，吴蕴初却是拒不肯受，据有关文章记载，他说：
“一个天厨味精厂对我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提倡与便于国人从事此项事业，我甘愿放弃国内的专利权！”
这一爱国举动自是深受各界赞许的，类似味精的厂家也就兴办并越办越多了起来，一时间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麦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鲜味晶”、天香厂的“味宝”、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拥入市，国货充盈，使得味の素无立足之地，很快地从中国腹地被扫地出门，缩回了大海之中。仅东北一地凭了日本的特权保留了一块市场，吴蕴初正是需要的这点。
一九三三，张逸云病故。可惜这位智达见明又宽厚的企业家不寿，而子女又因纨绔而骄奢，堕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惨逻辑之中，恣意挥霍了起来。因天厨是无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吴蕴初为顾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将天厨改为有限公司，清产作价，资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润分红在外）。在吴蕴初的主张下，由这两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总资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进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计数按比例发给每一个职员与工人。这样一来，原来天厨味精厂的所有的职员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股东了，自是皆大欢喜，积极性高涨，自也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绝不否认，天厨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间裂变成四大厂，赚了许多钱，都基本是吴蕴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经营的结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认为他的所得理所当然，而且还是不断地向别人让利。比如，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终身总经理吴纽初发明权报酬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等。这项发明权报酬量是大得无法预估的，仅一九三六年天厨的味精产量就已高达二十三万公斤（不是当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来的公积金会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谁预估得出？那数量大得将是十分惊人的。可吴蕴初却在1936年公积金尚未结出的时候，便正式以书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写给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对此点做了明确地决断：
“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住这点提出两点：一、质量不好；二、必须修好。倘能有所赔偿，愿为保密。洋行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誉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还赔偿了一架小型全金属教练机，反而赚了钱，于是大出风头，味精赢利也大幅度增长。
身外虚名何足计
吴蕴初的名气，随着他的事业的不断成功而越来越大，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屡有大义光明之举而不断提高。具备了这种社会优势，再加以国民政府中也有识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为了与德国洽商，授其以资源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赴德全权谈判。他代表了中国，争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庆后，又正式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也做过参议员。但他对这些头衔向不为意，只是由于有了这一串“委员”，可有利于发展他的事业，他才挂起它们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参议”，他却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开发新疆，开创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国府的嘉奖，“国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还亲自将一枚“景星”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着，由国民党要员亲自出面，双手为他送上了“党证”。他却从不佩带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勋章。更不以国民党员自居，要高人一头。他只是用党证吓唬过特务，并以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务跟踪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引退”之前，曾亲自召见了他。蒋介石被急转直下的形势逼得除大骂“娘希匹”之外，已无法可想，却将希望转向一些社会声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些人出面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吴蕴初便是被选中的这种人之一。蒋介石对吴蕴初一向客气，他虽然不能像对刘鸿生那样称呼“阿拉宁波人”，可对吴蕴初却可以说“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见或宴请吴蕴初，都表现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时局向吴蕴初“讨教”，并说：
“我决定请你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并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与中共谈判，我也知道，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
做经济部长，好大的官！可绝非吴蕴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势下，他也不愿当官。因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备了振兴实业、强国强民的相当条件，凭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况如今又是这种局势？谁胜谁败，在他都无大关系，只要能振兴实业就好。眼见得是国民党腐朽不堪，共产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这种谈判之中。因此他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骤得如此高官，受宠若惊；也没有什么失态的举动。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所以脸上也是平静的，听毕蒋介石的话，只是淡淡而诚恳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辞，蒋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虑”为结。
他也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实地放在化工企业上，“无暇他顾”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以后，周恩来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即驻在重庆，并兼领导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号，被人们称做“周公馆”的简陋房子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吴蕴初初时一心扑在实业上，虽耳闻周恩来是个非凡的人物，可并无心去仔细过问，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园”民主之家受到过周恩来接待的民族企业家一再向他夸赞，才引起足够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贸易界的一些头衔能很便利地见到周恩来，不似别人那么特别小心。在数次交往后，他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见解，无不深为佩服。后来，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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