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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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李晓华和香港华达公司
　　　　李晓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北京工人家庭。籍贯北京。个人资产十八亿元。文革期间，下放到黑龙江，一九七八年返京后一直干杂活，因倒卖十六块电子手表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八十年代初期，独自走到广东，用三千五百元买了一台从英国进口的喷泉式冷冻果汁机，到北戴河海滨，与当地人合作设立一家冷饮合资公司，赚取十万多元。后改做放映录像带生意。一九八五年，年已三十四岁的李晓华告别妻儿，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后成为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三家代理商之一。这时，其事业走入正规，开始发展旅游、贸易、地产、纺织等业务。
　　　　一九八九年，在香港设立华达投资（集团）公司，投资香港房地产、日本进出口贸易、马来西亚铁路建设等。赚取利润后，在北京、天津、山东、吉林等地不断投资，设有十多家三资企业。
　　　　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北京自然环境雄伟壮丽，整个地势呈西北高而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西部山地，南起拒马河，北至南口附近的关沟，总称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著名的高峰有东灵山、百花山、妙峰山和八达岭等。向西北不远，就进入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积平原。向东一百多公里，就看见了浩瀚的渤海。古人说它负山带海，龙幡虎踞，形势险要，称为“天府“。
　　　　在北京城正中，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览。来参观的人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举止轻捷、态度一本正经的中年人，脸上流露着果断和自信。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光泽的肤色，一对发亮的黑眼睛，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那深邃的目光和彬彬有礼的儒雅风度，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望着展品感叹：青春不再，岁月难回。想起万千往事，他激动地哭了。他屈指算来，当年一九六八年去北大荒，今朝一九九二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现今已壮年。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一批人都有牢固的“知青情结”，一批知青作家，总是不时地冒出几部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此人也有“知青情结”，不过他不是作家，他不想用虚幻的文学之梦来代替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的生活现实。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自己一双手，一副头颅。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北京超级富豪李晓华。作为“北大荒人”的一员，今天特意来此参观。
　　　　一九五一年，李晓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亲李相，在日伪时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学院，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解放后，在北京照明器材厂当工人。母亲陈淑芳是个宽厚善良、能吃苦耐劳的普通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全家六口人挤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的一座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门的七平方米小平房。
　　　　李晓华出生时，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当他刚刚懂事时，常闹着父亲带他到故宫去游玩。不知怎的，小时候的他，对那座高墙深院特别感兴趣。那红红的、高高的围墙，那大大的宫门，好像特别神秘。他常和一群孩子们结伴在故宫附近玩耍，晚上回到家里便闹着说：
　　　　“爸爸，你何时带我去那大红墙里看看呀？”
　　　　李相望着儿子那张天真的小脸，无可奈何地说：
　　　　“周日爸爸休息带你去。”
　　　　李晓华歪着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似信非信地说：
　　　　“当真，不骗我吧？”
　　　　李相笑了笑说：
　　　　“爸爸何时骗过你，快去睡觉吧。”
　　　　李晓华扑到父亲怀里，抓着父亲的手说：
　　　　“好！咱们拉钩。”
　　　　李相笑着伸出手和儿子拉钩。从那天起，李晓华天天翻着日历。好容易盼到了星期日，李相带着儿子来到故宫。李晓华高兴得连蹦带跳。他望着那城墙四角建的角楼精巧玲现，仿佛自己进了仙境一般。他拉着爸爸问：
　　　　“这些房子都叫什么名字？是给谁住的呀？”
　　　　“这是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
　　　　“皇帝是什么人呀？他为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呢？我们为什么住那么小的房子呢？”
　　　　李相对儿子幼稚的问话耐心地讲解着。他们走进故宫的正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有五座楼，李晓华指着楼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叫王凤楼。这门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午门之内，是内金水河，河上建有汉白玉石桥，叫金水桥。”
　　　　他们过河往北走，经过太和门，李相指着说：
　　　　“这是故宫最著名的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总称三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皇帝登基，颁发诏书，发布新进士黄榜以及皇帝过生日等，都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
　　　　李晓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地提出问题，李相都一一回答。李晓华慢慢地长大了。他不再用父亲带他去游玩了。他自己和许多孩子结伴去中山公园、景山，天坛、颐和园、玉泉山、香山、西山他最喜欢香山。对香山，他简直是了如指掌，每年四季他都要去。因为香山的自然风光，一年四季景色各异。那里山高林密，夏天来得迟，去得晚。当城里已近花稀叶放的时候，这里却正是春色满园、山花烂漫的芬芳时节；在挥汗如雨的酷夏，当他踏进香山，就会顿感凉风习习，暑气全消；秋天黄栌叶焕丹红，如火似锦，李晓华更不肯错过看看香山红叶；冬天，雪后放晴，山岭树梢一片银装，绚丽华美。李晓华望着这些景色，编织着许许多多幻想。
　　　　由于家中生活不宽裕，他和伙伴们没有钱坐车，便步行而去。有时他们累得精疲力尽，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家挪。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马路边歇歇脚，可是一坐下就不愿再起来了。他望着马路上奔驰的小轿车，幻想着：我要是有辆小轿车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便脱口说：
　　　　“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一台这样的小轿车。你们愿意到哪里去玩，我都拉你们去。”
　　　　另一个孩子不眼气地说：。
　　　　“到那时，还用你的车？我一定买台奔驰，那才气派呢！”
　　　　李晓华闻听，不服气地说：
　　　　“奔驰算什么，我买世界名牌法拉利。”
　　　　自从有了弟弟，家庭生活更加拮据。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每天早晨是玉米面粥，到学校刚上完一节课，肚子就咕咕叫，饿得难受。中午每人一个菜团子，：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她的一份尽量分给孩子们吃，每人只分得一点点儿。李晓华饿得饥肠辘辘，瘦得一身皮包骨。弟弟太小，父亲想方设法买几个苹果，每天给小儿子吃一个。每当这时，四个孩子都围上来，眼巴巴的望着父亲拿着红红的苹果打皮、李相打皮的水平很高明，直到整个苹果打完，皮才掉下来，三个孩子立刻伸手抢过去，塞到嘴里，感到非常香甜。
　　　　李相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他绝不许孩子们往家里捡东西。每天晚上，孩子们都要把作业摆在桌子上，等待着父亲下班回来检查。李晓华爱耍小聪明，总想投机取巧，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次打。
　　　　虽然李相每天忙于工厂里的工作，但望子成龙，希望孩子们长大事业有成，还从十分桔据的家庭生活费用中抽出一点钱为四个孩子请了家庭教师，并对他们严加管教。
　　　　艰苦的少年生活使李晓华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品德，永远不忘那些贫困的人，
　　　　李晓华在吉祥胡同小学毕业后，到北京二十二中读书。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前门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李晓华出于好奇心，也挤上去看热闹。只见有些人拦着路上的行人，查看脚上穿的鞋底，说是鞋底上的花纹有的是“毛”字，有的是“共”字，不许穿。见路上有的人拎着鞋光着脚走路，李晓华感到很新奇，也随着人群寻找着。后来，他参加了红卫兵，造反、上街游行、写大字报，有时忙到深夜。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和同代人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一九六七年，他在北京二十二中读初中，可是没有学到什么文化。
　　　　一九六九年，他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浩大洪流，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的那天，贫穷的父亲在离别的时候跟有钱的父亲不同，他对儿子说：
　　　　“好，你去吧，去挣自己的口粮吧！我对你再不能有什么帮助，你应该去开辟自己的路，而且要常常记着我们！”
　　　　但是，他们是否还能够重新相见，年仅十七岁的儿子离家去那人烟稀少的北大荒，是否可以靠自己活下去，这一切还覆盖在漆黑而沉重的帷幔下。父亲想多给儿子一点路费，但是没有可能。他从手边仅有的十八元钱之中究竟应该分多少给儿子，几乎反来复会计算了十来次，觉得全给了儿子还太少。做母亲的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包裹上不住地滴着眼泪，她连自己顶顶需要的东西都放在里头了，但是知道实在还不够，同时也明白再要放点东西进去是无法办到的了。
　　　　李晓华奔赴北大荒，在虎林沼泽地开荒种地。那时，李晓华只有十七岁，面对这里的一切都叫人想起世界的起源。这座无路可通、神秘莫测的森林，像时间一样古老，在这帮孩子们的心目中，成为最可怕的幽灵的住宅、吃人的妖魔的家和避难所了。他们认为，这些巨大无比的森林是不可思议的谜。站在它的脚下，自己显得多么渺小，真像一群受了惊的小动物！森林深处传来种种怪叫。然而，最可怕的还得数头顶上那片漆黑的天空，当暴风雨发作的时候，那儿竟没有一颗星星用星光来欢迎这批刚到的客人。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干革命大事业。他和大家一样住在帐篷和土坯盖的房子里，一块干庄稼活、当炊事员、开拖拉机，一起在寒冷的北大荒洒下思乡的泪水
　　　　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进森林想找点吃的。走着，走着，觉得有股凉风。他们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个同学喊道：
　　　　“不好！我听说这种凉风预示有野兽出现”
　　　　没等他说完，便听见一声吼。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他们走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快跑！”
　　　　大家这才拔腿跑。两条腿怎能跑过四条腿呢，有人灵机一动，喊道：
　　　　“分开跑。”
　　　　就这样，几个同学总算死里逃生。可是，他们迷路了。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望着遮天盖地的大森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森林中乱问。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寒风掠过树顶，森林立刻苏醒了，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百年的古松用惊慌的、带着丝丝声的低语互相呼应了一阵，于是干霜就带着柔和的簌簌声从被骚扰的树枝上洒下来。
　　　　风像刮来时那样突然停止了。树木冷得麻木而僵硬了。立刻就可以听见破晓前树林里的种种声音：附近林中空地上的群狼贪婪的争吵声，狐狸小心的吠叫声和醒来的啄木鸟的初次的、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啄木声在林间的静谧中那样美妙悦耳地鸣响着，仿佛它啄的不是木质的树干，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
　　　　风又在树梢上浓密的针叶丛中猛烈地喧哗一阵。最后的几颗星星在发白的天空中悄悄地熄灭了。天空本身变得更紧密了，缩小了。森林坚决地抖掉身上残余的夜的黑暗，浑身苍绿，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看到松树卷曲的树梢和枞树的尖顶怎样变成了紫红色，后来又闪闪地发起光来，就可以猜测得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这一天一定是晴朗、清新的。
　　　　几个知青围坐在篝火旁，熬过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篝火也灭了。
　　　　回到驻地，他们整整睡了一天。下午醒来，大家聚集在一起回忆着昨天那惊险的情景，无不后怕。一个战友说：
　　　　“咱们也够幸运的，前些天有知青进山碰上了熊。他们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