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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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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猓颐羌炔挥Φ笨只牛膊挥Φ蔽薅谥裕且忧空夥矫娴难芯俊Ｍ辏た甯窈吐旮窭鎏亍っ椎路⒈砹恕洞笃阂丫⒄υ谖Ｏ罩小芬晃摹Ｗ髡咴谖闹幸笾贫ㄒ徊俊犊掌ā罚允垢鞲龉叶纪饨涠趸嫉呐欧帕考跎僦聊掣龉餐潭ǖ谋曜肌Ｋ孀�70年代的过去及80年代的到来，天气似乎一心要应验人们的预测似的。中纬度冰川退缩的速度从每年30米增加到了40米。1979年至1994年期间，阿拉斯加寒冷的北坡布鲁克斯岭脚下图利克湖的水温上升了3华氏度（54摄氏度）。北极的冰盖萎缩了6％，雪线也持续退缩，有关大气层的计算机模型预测的结果所显示的变暖程度更甚。1987年，联合国、加拿大和世界气象协会发起召开了一次会议，46个国家的330位科学家和决策人聚集在一起，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无意识地进行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实验，其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一场全球性核战争”。他们进而敦促发达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
不过，敲响全球气候变暖警钟的一年是1988年。首先，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超过了80年代曾创下短暂的高温记录的另外三个年头，69个美国城市，还有莫斯科，创下了最高的单日高温记录。在洛杉矶，温度计的水银柱指向了110华氏度（43摄氏度），一天之内有400个变压器爆炸。中西部遭受了自黑风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而黄石国家公园几乎要燃烧起来了。在这次浩劫期间，詹姆斯·汉森——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美国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温室效应的存在业已查明，此时它正改变着我们的气候。”他百分之九十九地相信，目前的高温表明确有天气变暖的趋势，而不仅仅是自然变化。他补充说，“我们正在以不正当的手段破坏气候。”可以说，由汉森这样的专家在美国参议院庄严的会议厅中所作的这番陈辞，标志着人类阻止全球气候变暖行动的真正开始。就在那个冗长的夏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多伦多召开会议，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开始着手准备即将于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后来人们熟知的地球峰会）。这将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影响深远的会议之一。
要想理解在里约热内卢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事情，首先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形成的几股重要力量和主要观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有关科学的争论。尽管基林关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数据无人质疑，但其效应却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是汉森那些人，他们将之与处理臭氧空洞问题的经验进行了类比。在那次事件中，实际测得的数据证实了先前的科学预测之后，国际上立即采取措施，商定通过减少含氟氯烃排放量的办法进行补救。这些人认为，既然不同寻常的天气又一次在证明科学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就需要做出类似蒙特利尔协议那种重大决策。另一方是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学家理查德·林德森为代表的一派。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及影响仍不明了，前景也难以预测。首先，近来许多天气情况都是“自以来最高气温”或者“自以来最严重的风暴”等等。而“自以来”就意味着，在大气中二氧化碳聚积与天气开始变暖之前，灾害性的天气状况就已经出现过。此外，在中世纪，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到冰岛和格陵兰岛时，就曾出现过比今天还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期。此后大约在1350年至1850年间出现了小冰川期，继而气候重新回暖，而这其中并没有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影响。更有甚者，尽管从理论上说，1940年到1970年间气温应该持续加速变暖，但气象学家在这段时间观察到的却是明显的变冷过程。人们也很早就知道，一些自然事件，如地球公转轨道的颤动、太阳的明暗等等，会对温度和气候产生影响。但这是气候变化的部分或者全部原因吗？另外，尽管地表温度记录显示全球正在变暖，而气象气球却发现，高空中大气的温度并没有变化，这也是事实。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气候情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于1990年公布，报告认为，大气中温室效应气体的浓度正在增加。它预测，如果情况“一切照旧”的话，在21世纪，每十年气温将升高03摄氏度（054华氏度），同时海平面每十年将上涨6厘米。因此，到21世纪末期，平均气温将比现在高出3～4摄氏度（54～72华氏度），海平面将上涨60～70厘米，大约为两英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进而认为，要保持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当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必须减少60％～80％，这意味着最重要的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基本上都要被关停。尽管这一结论是世界上两千名顶尖科学家的权威看法，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根据计算机模型的测算，在过去一百年间，气温应该增长约1摄氏度（18华氏度）左右，但实际测得的温度增长仅约为05摄氏度（09华氏度）。而且计算机模型无法解释1940年至1970年间天气变冷的情况。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意识到，在运用计算机模拟云层方面，它遇到了麻烦，计算机不能完全涵盖某些细节情况。因此，这场科学家之战还得打下去。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兴起环境保护主义。尽管欧洲没有和美国类似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但1952年的伦敦大雾成就了1956年的空气清洁法令，而欧洲大陆上的人们也注意到河水、溪流还有空气正在变得污浊不堪。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曾在荷兰住过，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荷兰媒体讨论莱茵河横穿欧洲后到达阿姆斯特丹时糟糕的水质情况。更重要的或许是，酸雨在欧洲和在美国一样开始成为一个问题。1974年4月间，苏格兰雨水中测得的酸度为正常水平的1500倍。1982年，德国黑森林地区的树木有7％已经或濒临死亡。三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0％。在瑞典，1980年已有4000处湖泊干涸，另外5000处也为时不远了。出于对环境的担心，法国于1971年设立了环境部，其它欧洲国家不久也纷纷开始仿效。
公众对环境事务日益增长的关注与另外一种政治潮流恰好不谋而合。尽管欧洲人历史上都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但不少人在20世纪还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无神论思想。当然，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遭到了失败，共产主义70年代开始在走下坡路，而社会主义也被主流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所同化，已和保守主义相差无几。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于是它找上了环保事业。环境保护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无懈可击。保护环境的人自然会被看作正义的一方。这使得反对集团化和反对全球化成为合理的行动，当然，它需要有大政府和强管理才能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加给西方社会。欧洲大部分左派都接受了方兴未艾的绿色运动，并很快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979年，绿党进了瑞士的国会，四年后，绿党在德国全国选举中赢得了近6％的选票，成为议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最终，绿党将成为德国执政联盟的一部分，一位叫约什卡·费舍尔的前左翼激进街头示威人士还占据了外交部长一职。这种环境保护主义和居于主流的美国环保组织相比，更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只关心崇高的革命事宜和方针政策。多数欧洲国家的环境部门，如果不是绿党本身掌权的话，最终也会被绿党的观点所支配。正是他们在联合国各个工作实体和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成了欧洲的主要代表。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主张在两届里根政府和1988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间平稳地转向了右倾。这种新的保守主义的一大主要表现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对制度的约束，尤其反对据认为掌握在不创造经济价值的官僚手中那些束缚有经济效益企业的条文。里根的第一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就削减了旨在保护濒危物种项目的资金，推动了将偏远荒凉的地区租借出去开发石油、天然气的努力，并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大幅度减少了环境规划管理方面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约翰·苏努努的看法，他作为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在里约热内卢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原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曾率先制定过控制酸雨的规定，并自视为环保主义者。但他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往往是意识形态上的，由于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破坏环境的危险性，也无法证明其提出的某条措施的有效性，所以常常阻碍经济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一事上，苏努努坚持认为，大幅度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量代价非常昂贵，并且尚无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已经严重到了要付出这种代价的程度。他说，“如果你要做出的决定牵涉到上万亿美元，会影响到百万个工作岗位，就应该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是被感情所左右。”在此问题上，苏努努很可能反映了美国参议院的态度，而任何国际条约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布什政府仔细掂量着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开始小心翼翼地为里约热内卢会议做准备。
工业界同样也在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证据和因其而致的潜在成本。在臭氧空洞问题上，只要危险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生产商就极力反对研究开发含氟氯烃的替代品。一旦臭氧空洞问题证据确凿，其危险性质也确定之后，工业界即迅速行动起来做出了必要的变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一些。任何相关的法规都会打击主要工业和整个经济领域内的数千家公司。目前它的证据尚不确凿，未来造成的损害也不清楚（甚至有人说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有利），而且补救的措施代价又十分昂贵。因此，美国工业界准备施加影响，争取得到最灵活的结果。
欧洲工业界的态度则多少有些不同。它并不是高枕无忧，但它缺乏美国公司对政府积极施加影响的传统和能力。此外，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无须花费巨资。法国正在转入核动力化的进程，这意味着法国无论如何都会大量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量。因此法国工业界并不需要做多少工作。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一直给煤矿开采业以补贴，有意使煤炭继续作为发电厂的主要燃料。不过撒切尔政府早些时候已经决定停止提供补贴了。同时，英国又在北海属于自己的区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气田，这使得英国政府可以方便而又经济地将主要燃料从煤炭转向清洁得多的天然气。因此，英国自然也会大大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德国工业界是最划算的。统一之后，德国接收了原东德破旧低效、以煤和泥炭为主要燃料的工厂，并正在有计划地关停并以现代化的设备取而代之。原东德工厂的设备太破旧，实际上，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全国的排放量还是会大量减少。至于其它欧洲国家，由于都在欧盟的框架内，它们可以从英、法、德的排放量减少中获益。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增加各自的排放量，因为欧盟的整体排放量无论如何都会有所减少。
最后，还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将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关注”看作是限制它们发展的阴谋。总之，按照它们的想法，要让它们承担任何义务，就要给它们以大量的发展援助。欧佩克国家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殊分支，而它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关于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之事，真是奇怪，奇怪，真奇怪。
就在这几股力量都想在里约热内卢的会议上各显神通之际，联合国委派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安排议事日程，并就一些协议举行先期会谈，以便1992年6月地球峰会正式召开时各国政府首脑能够签署。最后确定的议事日程包括：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条约，一项保护森林的计划，一项名为“21世纪议程”、旨在全面引导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的雄心勃勃的框架方案，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这最后一项成了争论的主要焦点，并最终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出台。这次会议的方式深受蒙特利尔协议经验的影响。所有的争论在本质上可归结为两个问题：要不要按蒙特利尔协议对待臭氧问题的方式来为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削减设定目标和时间表？是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加进来？
1991年冬天，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协商先前提出的气候变化的条约，这场戏就此开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穆斯塔法·图勒巴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说，“各地人民都将1992年看作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然而，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认为，要稳定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就需要减少60％～80％，但考虑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几乎没有人准备考虑削减这么大的幅度。各国考虑的最激烈的提议是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1990年的水平上。这项提议由欧共体提出，并得到了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支持。这一目标并无科学或经济依据，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美国却少有地和欧佩克国家结成了同盟，反对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标和时间表。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明确表示它们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指出，如果指望它们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到1991年夏天，这场战役转成了堑壕战。在7月份于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国会议上，欧共体、加拿大和日本全都要求美国参加进来，承担冻结排放量的义务。美国以缺乏科学依据为由加以拒绝，此举引发了欧洲领导人对之少有的严厉批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想要的只是一般性原则，而其它各个国家都想承担义务。”大不列颠的立场尤其引人注目，它不仅承诺要减少排放量，而且明确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美国应该尽一份责任。人们也注意到，美国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得像中国、印度等未来的污染源可以轻易地对整个事情置之不理。一个月后，像是受到提示一样，一批发展中国家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对环境问题承担义务，并要求对它在环境方面提供的合作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马来西亚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次会议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须承担义务，它将对其进行抵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环保组织执意要他履行先前说过的要成为“环保总统”的诺言。里约热内卢也成了名流们关注的焦点，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告诉观众，“整个人类正处在危险之中。”峰峦俱乐部组织了一场群众运动，要求总统同意签署强有力的协议，在峰会上起到领导作用。世界资源研究所暗示，如果总统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他会很容易受到反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指责。国会中的民主党领袖提出议案，要求到2000年将美国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上——这也是欧共体在劝说美国接受的义务。尽管面对这样的压力，苏努努也离开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位，布什还是坚持在目标和时间表方面不承担义务。在联合国，美国谈判代表坚称，要让美国承担代价昂贵的义务，必须得有明确的数据和恰当的科学依据。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得出了矛盾的结论，这一来更加坚定了美国谈判代表的立场。报告建议采取行动来减少排放量，但又称现有的资料尚不充分，不足以促使我们采取过猛的行动。
如果说这份报告对科学家们是个好消息，那么对布什也是如此，他的政府可以继续坚持其立场了。美国倾向于签署一项条约来促使签约国减少排放量——但减少的方式和时间应建立在确切的科学发现之上，并要与各国的基本需要和社会制度相一致。随着里约热内卢会议的临近，其它工业国家威胁要在承担冻结排放量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将美国排除在外。布什则针锋相对地威胁说，如果美国遭到孤立并成为攻击对象的话，他将不参加此次会议。最后，欧盟认定，即便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也胜过一项缺少美国参与的有力条约，于是放宽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后文件，承认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要求签约国到2000年将各自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但这项条约并非强制性的。它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而后者只需付出良好的意愿即可。
布什最后还是在6月13日参加了这次聚会，确切地说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特德·特纳和简·方达也到场了，还有雪莉·麦克莱恩和杰里·布朗。吉米·克利夫演唱时，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旁轻声地敲着鼓。欧洲人宣布将为环保提供总额达40亿美元的援助，这使美国吝啬的投入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他们还发表声明，确认了他们减少排放量的承诺。当被问及欧共体是否正在扮演新的领导角色时，欧共体的秘书长劳伦斯·简·布林克霍斯特说：“可想而知，我们正在走向那个岗位。”然而，布什却坚持说，“我们是领导者，不是追随者。”但这次会议的代表已今非昔比，待他说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拿来谈判的”这句话后，他连仅存的一点同情也失去了。实际上，这一点正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
事实证明，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的道路是曲折的。第一个波折很快就出现了。里约热内卢会议结束仅五个月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就在1992年的选举中击败了布什。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一向得到环保主义者更多的支持，而且这次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前参议员阿尔·戈尔，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的忠实信徒。还是学生的时候，戈尔就已经深受基林的研究及其所揭示的问题的影响了。在参议院，戈尔就支持制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在他的畅销书《平衡中的地球》中，戈尔对新的环境保护政策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包括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对机动车提出更高的汽油英里数要求，以及向使用非可再生材料的生产商收取费用等等。作为副总统，戈尔大有机会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成了新一届政府中环保人士的带头人，立即就制定了一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于1993年10月予以公布。这项计划和其它措施共同促使美国承担起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水平上的义务，而这正是世界其他国家在里约热内卢一直要求美国做到的。几个月后，各国在里约热内卢达成的协议开始生效，因为它的签署国已达到必需的数量，其中也包括此时已非常支持这一协议的美国。
但是，其后的道路马上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1994年11月，共和党四十二年来第一次在众议院获得了控制权，并选举脾气暴躁的纽特·金格里奇为议长，其权力可以说在美国政府中仅次于总统。他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在一次报纸的采访中暴露无遗。在那次采访中，他说，“我热爱环境，但我在热爱环境时很吝啬。”1994年这批人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华盛顿或者说世界所见到的最保守的一批共和党人。他们讨厌大政府，而环保主义对他们而言，就代表着大政府。在选举获胜后不久的发言中，犹他州的众议员吉姆·汉森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关闭那些（国家）公园，而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唐·杨表示：“我看到一棵树，就如同看到一张用来擤鼻涕的纸。”他还补充说：“环境保护主义者是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是民主党的工具。他们现在不是美国人，过去也不曾是美国人，将来也不会是美国人。”来自爱达荷州的女议员海伦·切诺韦思插话说，“环境保护政策是由一种感情上的惟灵论所驱动的，它威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侵蚀着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和党人是对是错值得商榷，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没有丝毫的怀疑。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动态却恰恰相反。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比较小的欧洲国家，社会党人的政府已经开始执政。由于长期支持环保事业，它们发现自己目前越来越依赖于绿党的政治支持。在德国，政府现在由社会党和绿党的同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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