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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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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们真正长大成人，或者用小泽的话来说成为“正常国家”呢？与其去反对建立一支独立的欧洲防务力量，为什么不欢迎并促进其发展呢？我们应该放松对军事技术流入和流出欧洲的限制；向欧洲和日本敞开五角大楼的采购大门，让它们真正参与进来；并鼓励加强跨国的国防工业。当然，在将来再遇到类似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问题时，欧盟必须同意完全承担起维护自己周围地区秩序的责任。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对北约进行改组的问题，以便应对更多的全球事务。为什么不让北约负责石油运输线和波斯湾的巡逻呢？我们可以参与其中，但决不可独自包揽。我们甚至可以租给欧洲人几支航母特混部队。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宣布今后在欧洲防务及政策问题上只和欧洲当局打交道，这样我们就可以促进欧盟制定真正的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了，还可以断绝法国人那种带有怀旧情绪的想要恢复列强地位的念头，而且单一的欧盟可能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欧盟朝思暮想地想拥有一支真正的力量。不过，在它拥有这样一支力量的同时，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远东地区，一旦北朝鲜的局势得到控制，如果韩国人有美军留驻的要求，美国应该把驻韩美军兵力减至象征性水平；如果韩国人没有这种要求，干脆把美军全部撤走。在任何时候，韩国军队均应由韩国人指挥，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也必须修改，以确保韩国的法制得到完全尊重。对待日本同样也应如此。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事实已经证明它不能阻止北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制造麻烦，反倒促使中国加强了军力，对我们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停止部署该系统，替自己省下一大笔钱。对日本也应该像对待欧洲一样，坚持要它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国家。这就要首先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结束冷战状态，从而结束由于美国单方面保障日本安全而造成的梦幻世界。新的协议在责任和决策权两方面都应当体现双向性。我们应当鼓励日本成立一个正式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就日本对二战的原因、责任和后果等问题的认识发表一项权威性的声明，彻底了结二战。该声明不仅可以作为编写各类教科书和发表各种评论的依据，亦可以消除因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各种纷争。此外，我们还应当鼓励日本也这样做，该向谁道歉就向谁彻底道歉，该向谁赔偿（比如说，向仍然健在的“慰安妇”——二战期间朝鲜和其它国家被迫给日军充当随军妓女的妇女），就足额赔偿。
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起草的，这很不正常，也导致了日本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常发生不正当扭曲。美国应鼓励日本重新考虑宪法问题。如同在韩国一样，驻日美军的规模也应该大幅度降低。我们应当把冲绳岛真正归还给日本。至于在西太平洋海域巡逻一事，美国可以提议组成一支区域性特混舰队，将该地区大国的力量，包括中国的在内，都吸收进来。
美国应该表明它反对台湾宣布独立，万一台湾宣布独立，它也不担任防守台湾的任务。它也应当向中国大陆表明，如果大陆方面在台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对台发动进攻，它一定会进行干预。但它同时也应当自我克制，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也不要再与台湾搞联合军事活动。我们应该进一步鼓励台湾与北京会谈，以求在内部达成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在其它方面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给予中国它所渴望得到的承认和尊重。例如，由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将俄罗斯包括在内，如今成了八国集团。该集团的各国首脑定期举行峰会，制定全球经济战略。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俄罗斯，它的国际货币储备量也令俄罗斯相形见绌。那么，为什么不把中国吸收进来呢？实际上，何不把中国和印度都吸收进来，让这个组织变成十国集团呢？
美国应该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条约，同时应仔细检讨一下在前文讨论过的其它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可能的话，朝着签署这些条约做出认真的努力。我们还应该向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交纳我们作为成员国应该交纳的会费。此举必须跟努力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和减少能源使用量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其它工业国家已经在实行的许多措施。布什政府提议追加十亿多美元用于资助氢能的研究，这倒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既然我们能提出拿300亿美元支付土耳其的基地使用费，似乎也可以考虑用同样数目的钱来保证美国不必去依赖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使用战争手段的能源供应国。有关非传统能的曼哈顿计划早就该上马了。
美国在国防上的开支，要比排在美国后面的十五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种力量集中现象的存在，很可能会给别的国家造成压力，促使它们也相应地增加军费开支。在我们逐渐把负担转移给别国时，我们也应该制订一个逐渐减少国防开支的计划。应我们的要求，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要把它的国防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或许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目标，将我们的国防开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减少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25％。节省下来的钱可转用于援助、疾病控制和支持其它国际努力，从而使我们的军费退回到1948年的比例上去。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也亟待检讨。一两个会议主席大权在握，尽管得不到相当数量的公众支持，却照样可以决定美国的对外政策，这样的程序真是祸患无穷。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何时进入战争状态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有决定权，这个问题也亟待澄清。国会的参与度似乎越来越小了，但美国是不应当由恺撒式的人物来统治的。要做到所有这一切，将意味着大大减少美国出头露面的次数和各种开支，却可以改善美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精力去关注下面两个潜在的危机了。这两个危机目前虽然尚未露出端倪，但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处理。否则，它们会使得20世纪的一切暴力冲突看上去像小儿科一样不足挂齿。
第一个危机是全球化。尽管“金紧身衣”被吹得神乎其神，但它显然并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发挥出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作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把认为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发展依然落后。保守的政府应该是反对补贴的。因此，我们应该停止向美国的棉农提供补贴，让他们去具备将西非棉农挤出该行业的能力。中国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需要仔细加以分析，需要制定出可行的政策，确保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很显然，仅仅开放市场，然后就坐等自由贸易来解决各种问题，这种作法往往是死路一条。我们需要认真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主要发展领域的调节需求。如果经济发展搞不好，世界各地的所有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防御系统都保护不了我们，尤其是因为全球化虽然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却能让大家看到别的国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不过，在我们为全球化的畅行无阻而努力奋斗的同时，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也急需处理。布什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要设立一个耗资150亿美元的项目，以便与非洲的艾滋病作斗争。此话令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这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仅仅是一步而已。非洲有些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已高达40％以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死亡人数每年已逾200万，所以艾滋病的肆虐情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更令人深感不祥的消息却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是否有人知道西非几乎每个人都患上了某种疟疾？又有谁知道肺结核在世界许多地区大肆传播，染上肺结核的人数要比染上艾滋病的人数还要多呢？
至于水资源短缺、滥伐森林、耕地沙漠化、土地贫瘠化以及人口过剩等问题，我们又处理得如何呢？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哪位委员在考虑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可能会因为水的问题而爆发战争吗？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很快就要控制源自其山脉流向南面国家的大部分水流量了。据大坝管理人员称，土耳其可以长达八个月不让水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到2025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可是，又有谁在追踪研究这一情况呢？看看巴基斯坦吧，那里有些种族集团越来越受塔利班分子之类的人影响，它还拥有核弹和投放核弹的弹道导弹，已经成了地球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要靠集中灌溉，但由于大片森林被砍伐和人口增长过快，继续搞集中灌溉已经越来越困难。巴基斯坦的水源主要依靠印度河，印度也是一样，它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而且规模比巴基斯坦的还要大。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已经准备动用核武器了。如果有一天印度河水干涸了，这两个国家又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滥伐森林已经使塞拉利昂主要热带雨林的覆盖面积从原先的60％减少到了6％。同时，中国的滥伐森林也已导致了洪水频频泛滥，表层土壤遭到侵蚀和水井干枯。结果，人均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由于人们都想离开内地到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去，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华盛顿，有谁在考虑如何帮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吗？看一下我们的预算，答案就再清楚不过了。从预算上看，五角大楼的经费增加了500多亿美元，而用于援助和发展项目的拨款却继续半死不活地维持在1608亿美元。
我知道我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有点离奇。但有时候，小点其实更好，而少点反而会更多。我们可以让别人对我们的势力感到放心；甚至可以减少我们的相对实力；可以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别人，维护他们的尊严；可以跟别人相互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如果采取了这种策略，一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积极的结果。它可以让美国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使美国成为多个目标中的一个，而不是惟一的一个；它可以让别人承担的责任与我们的更为相似，使他们不能不理解我们的视角；它可以给予别人更多的平等机会，减少他们的嫉妒和怨恨；由于我们不再控制或支付一切，花费将会少得多；它还意味着共享某种权力，不过独立宣言讲的是自由和追求幸福，不是追求权力，宪法讲的则是控制和限制权利。美国原本就不是为帝国而生的。
如果我们打算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策略，减少我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好，那就是信条问题。我们确实是一个受到命运恩宠，满怀善意的民族。我们拥有令人羡慕的民主制度，但它并不是惟一可行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总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很成功，但别人的也很成功，我们的经济并非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我们拥有一套很好的令许多人羡慕的司法制度，但别人也有，而我们的司法制度也并不总是最佳的。
我是经过大量的阅读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才终于有了这一认识的。我过去一直想相信美国是最纯洁的，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此，我可以想象读者您或许眼下无法接受这里谈及的某些想法。但是，美国要想实现我认为是她最终最真实的自我，惟一的办法就是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真理将使她获得自由，使她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例外论。“9·11”事件带来的部分震撼是，“坏事只会落到别人头上”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这个震撼让我们与世界混成了一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宿命论，但是在全球化的年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么一点：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我尤其想提醒基督徒同胞们记住奥利佛·克伦威尔讲过的一句话。他在致苏格兰教会的一封信中说，“我以基督的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作为长老会的一名年长的教徒，我想强调一点，基督不是搞国家和权利的，他也不用武力传播福音。当有人问及税收问题时，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上帝拯救人的灵魂是一个一个拯救的。拯救美国教会的办法是政教分离。欧洲的教会曾经紧紧地抱住政务不放，结果衰亡了。在美国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避免而不是欣然接受政教关系过于紧密的状况。那些在竞选运动中拿上帝当靠山的政客们应当牢牢记住：“上帝是蒙骗不了的。”美国要看重宽容而不是强权，要强调公开质疑的传统而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请求上帝保佑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美国人自己。这样一个美国才会成为世界极想看到的美国。当然它也会成为别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看到方济各，圣方济各，圣（FrancislfAssisi；Saint；1181/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意大利主保圣人。天主教会中相传方济各身上带有耶稣受刑所留的五处伤痕。１２２８年中，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追谥方济各为圣徒。——译者注的故乡意大利小城阿西西时的情景。我在夕阳马上就要落山时拐过一个弯道，它赫然出现在那里，在山巅上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与欧盟的关系
在我开始写本书最后一章的时候，美军会同部分英军，也许还有“志愿者联盟”其它成员国的武装部队象征性出的一些兵，似乎大有可能在本书出版时占领伊拉克。到了这种地步，占领伊拉克或许比听任萨达姆公然蔑视和嘲弄联合国安理会并继续残暴地对待伊拉克普通民众要好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是在采用下下之策去做一件在理的事，结果搞得自己面前只有糟糕的选择，造成一种“双输”的局面。因为无论我们是很快进攻，还是因萨达姆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而推迟进攻，或者根本就不进攻，我们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即便占领结束，伊拉克在今后五年内成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出现这种局面非常可能），这种损害带来的影响也将是久远的。如果把伊拉克和北朝鲜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两个孤立的问题来看，那就更是如此。
首先，华盛顿在千方百计对迄今为止仍是无核国家的伊拉克动武的同时，有意降低北朝鲜的威胁和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这样，华盛顿就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不讨美国人的喜欢，那就最好发展核武器，而且要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曲解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及我国国力的基础，我们已经对国家造成了损害。例如，欧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已经成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消除了欧洲国家间由来已久的敌意，平息了欧洲民族间的战火，它创造并播撒了财富，成了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伙伴；它确保了民主、和平以及稳定在整个欧洲乃至亚洲部分地区的传播。过去，美国因欧盟对自己大为有利而积极促进其发展。如今，这块巨宝因为在如何处理伊拉克危机上内部出现分歧而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的政策使得这些分歧愈加严重。此外，美国的政策也损害了美国与欧盟以及大部分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些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虽然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反对美国的政策，但是英国领导层支持美国。不过，也不要被“老欧洲…新欧洲”的论调所蒙骗。“新欧洲”既不会派遣一兵一卒，也不会负担任何费用。由于“新欧洲”跟华盛顿亦步亦趋并已与“老欧洲”分道扬镳，它很可能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发展前途。
我们再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例。美国人习惯上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欧洲驻军看作是美国人施给欧洲人的某种恩惠。可是，事实上，由于苏联已不存在，欧洲已不再面临任何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利用北约的基地，又得不到北约的合作，它便无法向中东和非洲投送力量。实际上，我们比欧洲人更需要北约。其实欧洲早就有人谈论终止或限制美国人使用北约基地和空域的可能性问题了。在不久的将来，沙特阿拉伯将要求我们撤出基地，这一点已经很清楚。韩国可能也会提出同样要求，之后也许还有日本。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似乎正在侵蚀那些单边主义的鼓吹者们试图扩大的霸业根基。
早该变为现实的梦想
事情本来可以不必这样处理的，现在也不必非这样处理不可。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别种选择。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对停火提出严格的条件，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实，当时的伊拉克军队已全线溃退，而多国部队竟然在这个时候不打了，反而要求伊军指挥官准备停火。在没有接到什么指示的情况下，多国部队统帅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于1991年3月3日与伊军将领会晤，商定了停火条件。联军没有要求萨达姆或者萨达姆的任何代表签署任何投降书，也没有提出诸如要求伊拉克解除武装，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保护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联军曾经鼓动他们发动起义，反对萨达姆政权）等条件。萨达姆等于就此逃过了一劫。施瓦茨科普夫当时的确要求过伊拉克的固定翼飞机不得在美军附近飞行，但是对直升飞机却没有明文限制。因此，当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在联军的鼓动下发动起义时，萨达姆派遣直升机对他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华盛顿后来把这种结局归咎于需要照顾沙特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恐惧心理。但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和沙特高级官员对我说，事实上，沙特人是想帮什叶派穆斯林的。不管怎么说，美国最终还是在伊拉克南部设立了禁飞区，但对于挽救什叶派穆斯林则是晚之又晚矣。后来，联合国于4月份颁布了687号决议，令萨达姆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外长虽回函表示接受这一指令，但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机已经错过，这时只不过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
假如美国与其盟国（当时还的确是盟国）在停火时即对伊拉克提出解除武装的条件，要求萨达姆签署一份附有实际条件和执行办法的正式文件，我们早就可以做现在声言要做的事情了，世界舆论也会全力支持我们。当时在该地区的美国高级专家曾对我说，如果联军提出这种要求，萨达姆肯定倒台。可是，我们却放纵萨达姆，让他把军事上的惨败变成了政治上的大捷。当时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如今仍在现政府任职，其中包括切尼、鲍威尔、沃尔福威茨、法伊特和哈斯。如今，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国会和联合国当时只让他们把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而向巴格达推进很可能会导致联军四分五裂。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回避了一点，那就是，根本不存在向巴格达推进的必要，有必要的只是强迫伊拉克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大家兴许还记得，我们曾为这帮领导人大摆过庆功宴；在曼哈顿为他们举行过抛投彩带的欢迎式；因为他们举目共睹地战胜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还在国会为他们举行过授勋表彰仪式。其实当初我们应该用一片唏嘘之声迎接他们的，因为他们把事情办砸了，而且是糟糕透顶。
他们原本可以缴获却没缴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事情办砸了；他们任凭萨达姆用直升机镇压他们鼓动起来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所在地区的反叛起义，把事情又办砸了；他们对战后缺乏规划，对伊拉克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说句公道话，他们听从那些担心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的盟友的话，结果再次把事情办砸了。当时他们就知道萨达姆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气弹，也晓得萨达姆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肯定希望，也许甚至相信，他手下的军官有朝一日会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他们也准备接受萨达姆留存下来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萨达姆已经战败，今后不会再构成威胁了。
不过，还是暂且不谈这些吧。当时这一切对许多人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假如美国批准了与美国最初的提议非常接近的京都议定书；假如美国成了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的缔约国，或者至少在与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作对方面有所收敛；假如我们签署了禁止地雷的条约，禁止轻武器贸易的条约，没有抽去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主要内容，支持了防止灭绝种族公约和有关妇女地位的公约等；假如美国一直带头重新定义和改造北约，重新定义美国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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