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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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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的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的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这次到了那里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周工作的时间降到了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虽然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
我成为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升至158亿美元，美国年度贸易赤字总数为270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分析家说，这么大的赤字是无法支撑的。商业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交代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减少这一赤字。1986年，我们与日本的赤字已达550亿，年度总赤字攀升到了1500亿。我失败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于是我离开政府，打算写本关于贸易谈判的书碰碰运气，根本没料到美国的贸易赤字（严格地说是往来账户赤字）到2002年底年赤字率会达到将近5000亿。这一数字在好几个方面均意义重大。首要的是，它体现出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全球化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富起来的。
这一结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二战之后，美国决心避免再犯一战刚结束时的错误，采取了当今可能会称为“建国”的政策路线。“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相当于现在900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欧洲重建，为了帮助日本重新站起来而周密制订了“道奇计划”。以美元为柱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目的是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世界银行的建立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基本的基金。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两个机构的最大捐助者。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削减了关税，真正在全球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由贸易。从1947年日内瓦回合的贸易谈判开始，到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止，美国在五十年间连续不断地领导着工业化国家将关税和正式贸易壁垒减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此期间，自由贸易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互惠的程度，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但是，在开始阶段，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自己的关税，而没有要求它的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相应地这样做。美国还使美元的价值保持了25年不变，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其贸易伙伴的迅速复兴和发展，则大大降低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刚开始阶段的领先地位。最后一点，政府一直敦促美国企业界在国外投资，搞技术许可，增加进口量，以助发展。摩托罗拉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高尔文即说起过，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年曾敦促他增加从日本的进口，以帮助日本增强经济能力，巩固与美国的联盟。
最早登上出口明星宝座的是欧洲。1958年，大众公司著名的“甲克虫”车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了美国汽车市场5％的占有率，而人们一看到带变速器和细轮胎的自行车就说是“英国自行车”。不过，在高尔文这类人物的帮助下，日本迅速赶了上来。它具体采取了一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1964年我到东京的时候，日本的公司早已在美国民用电子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正迅速走向统治地位。日本汽车是后来才进来的，但从日本进口的纺织、钢铁和零部件，却大有取代美国工厂之势，从而引起了贸易纠纷。
余下的事便人人皆知了。日本在好几个关键性工业领域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了美国，目前享有的人均收入，按照汇率，有时还大于美国的人均收入。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快学会了仿效日本，后来还另创新招——获取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到其境内办厂。不久，人们就纷纷开始议论亚洲的“小虎”和“小龙”了。最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在进口方面增加了137％，成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居加拿大之后）和美国投资的主要目标。纵览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里，更加自由的贸易已成了一个主要发展因素，出口和进口增长了一百倍还多，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幅为4％。此外，中国和印度上升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之中，使得世界贫困水平有了大的突破。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百万人的收入超过了每天2美元这一极度贫困线。美国在这中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请看：美国用它的巨额贸易赤字，分别吸纳了亚洲25％、拉美60％的出口，全球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总投资的35％均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关。全球化对非美国人有好处吗？无庸置疑。它是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的福利而构建的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
可是沙箱归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还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游览胜地打下的。在那里，同盟国就二战一结束即须就位的金融结构中的主要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目的是为了避免重演“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悲剧，引起大萧条时期那种经济灾难，致使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在布雷顿森林，美国和英国便认定，要想以坦率和相互一致的方式对特定的困难做出反应，就必须依赖普遍为人所遵守的原则。新体系的仲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这里建立的，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的多国机构——世界银行也是在这里创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美国都坚持并被认可享有决定性裁决权。
关于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性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应当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国际货币，称为“班戈”。凯恩斯的理由是，这样一种货币将会使本体系内所有成员处于同等地位，目的是保持该体系平衡运行。这样，如果某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它就会被迫在国内采取紧缩措施，使自己能通过出口走出困境，而不是简单地将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通过过渡性贷款换取紧缩计划的方式，为这种调整提供便利。他另外还建议，贸易有盈余的国家要采取能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对出口征收临时关税。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通要严格调控。这样，国家的利率政策才能有效地调节国内经济。
最后，美国坚决主张用美元而不用班戈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可以按固定利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它各种货币要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货币汇率只能经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致后才能更动，说穿了，就是必须与美国协商一致。资本控制（可限制国际银行业务机会）最后也写进了协议，但对有贸易盈余国家征收临时关税这一点被放弃了。积累赤字的国家自会去调整，因为它们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临时性贷款来弥补赤字——或者说当时看来似乎会这样。
新体系的运行情况完全出乎所料。1947年到1961年间，关税降低73％后，国际贸易量猛增。欧洲和日本复兴的速度快得恍如奇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使其货物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美国市场上愈来愈有竞争力，美国战后之初的巨额贸易盈余不可阻挡地渐渐变成了赤字。当初美国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的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可任意用自己的货币支付这一有利条件。然而，赤字的出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不向有盈余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凯恩斯提出的临时关税，就不能压它们提高自己的货币价值或减少出口，它们的钱柜里就会积攒起大堆大堆的美元。
由于有盈余国家的银行系统里有效地建立起了额外储备，这些美元就可能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通货膨胀。实际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只要以美元计价，就是一个通货膨胀输出问题，也是美国逃避应用于该体系其它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过也有一种补救办法。他国接受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单位的条件，一直是美国答应保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并保证可按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于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像其它国家一样按照同样的规章制度采取紧缩措施来维护该体系，还是废止该体系呢？面对这一痛苦的抉择，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利用它庞大的势力单方面这样做的。在没有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既要支撑越南战争，又要支撑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国际支付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受。1971年3月3日，尼克松总统干脆暂时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用事实上的标准代替了黄金兑换标准，使美元在世界上成了流通券，而美国对它的管理并没有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其它国家的货币须以美元为标准浮动，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得按照美国变幻无常的经济政策调整。在所有资本控制措施于1974年元旦解除之后，美国真是可以用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而且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或对他国承担什么义务。这是真正的自由。至于世界其它国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美国人的观点阐述得很准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同我们共享繁荣一样。是朋友就该这样。”
在打造全球化的框架方面，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印刷世界货币的能力，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挥霍者：我们可以不去在意节省不节省，可以不停地积累贸易赤字，其它国家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贸易保持平衡，生产多少就只能大体消费多少。美国却不必为了买进而去卖出什么，它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美元本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也大为有利，它使得美国可以在积累将近6万亿美元往来账户赤字的同时，在国外的累积投资20世纪末也达到了约11万亿美元。
然而，美元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工具。美国市场的规模，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普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庞大，与美元合力将美国推上了全球化的统治地位。以电影和广播电视业为例。如果你是美国电影制作商或电视公司，你开始面对的是28亿潜在的国内观众。相比之下，如果你是法国人，面对的大约是6０００万观众；如果是德国人，则是8000万观众。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可以指望有十几亿观众，不过这些观众会仅限于国内的。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可以指望有几十亿观众，因为除了美国的观众以外，全世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都是你的潜在市场。美国人比其他任何人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唱片都多，美国的流行文化遍布全球，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其它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武器供应商，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资源。例如，因特网最初本是阿帕网，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单单是开始于25年前的这一个发展项目，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因特网75％的流量要经过美国，并且在某个点上要由美国的载体处理。最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能通过使美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来加强美元的地位。纵令这个世界让美元搞得人晕头转向，但它还是要抓住美元不放。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你还能把自己的钱放到哪儿去呢？
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二十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的市场，而没有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商“自愿”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
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的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的时候，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一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民主，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收益。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
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鼓励资本的自由流通而将金融体系自由化，实行私有化，解除限制，维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保持汇率稳定。当1997年亚洲那种危机兴起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将实行紧缩和高利率作为应急贷款的条件，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没有提供体系的稳定，而是成了华盛顿一致意见那种市场基要主义观点的执行者。全球化明显就是美国化，但这有什么不对吗？正如汤姆·弗里德曼1996年所指出的，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从来不会打仗（这话当然再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实为美国化的全球化据说将导致标准不断增高，标准的增高将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有了民主，就会有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反冲
1999年11月29日那一周，西雅图连连有事发生，但和平与稳定不在其内。我站在斯普林街的街头，冒着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瓦斯，在观看反全球化的抗议者砸商店的橱窗和讥讽警察。与此同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则聚集在西雅图会议与贸易中心，试图发起新一轮国际贸易会谈。这是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次重要会议。1994年最后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即宣告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以往贸易会谈进行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痴迷者知道消息。但是，全球化问题事关重大，大约有5万名抗议者涌到这次会议的地点来表达他们的忧虑了。一群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码头上和附近波音飞机厂来的高大结实的工人们向身穿“拯救乌龟”服的环境主义者呼喊着“卡车司机爱乌龟”。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加入了职业左派的行列在谴责集团剥削，尽管他们脚上穿的耐克鞋暴露出他们与此缺乏关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与此关联甚深。他们抱怨说，全球体系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位第三世界的贸易部长辛酸地指出，他和他的许多同僚甚至参加不了大多数谈判会议。会议最后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失败了，但此前已让世界知晓了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
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声有些却来自有组织的劳工。工会认为，全球化可以使资本主义得以规避国家政府多年来为了驯服它而建立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威胁到他们的艰苦斗争结果。从整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可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输家。例如，进口到美国的廉价服装可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都从中受益，但是却损害了美国制衣业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像玛丽亚·加西亚·孔苏埃洛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她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太阳制衣厂缝制了15年波罗牌牛仔装之后，失去了她每小时475美元的工作。公司宣布要把不少活儿都转移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女裁缝每小时只需付给1美元左右。美国消费者虽然可以从中受益，但美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补偿像玛丽亚这样失去工作的妇女。她和她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工会不为全球化而欢呼，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尤其令人气恼的是，这些工作往往会交到中国的勤实（音）厂这样的地方去做。在那里，总工会发现，在给沃尔玛公司生产凯瑟琳·李·吉福德牌手袋的过程中，工人若不能按时交活，就会受到保安的殴打。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人要求赔偿全球化带来的损失，并要求将基本劳动权利纳入国际贸易协议。
同工人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是环境灾难性地回归到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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