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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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彩排后，上海京剧院决定同时派出《杨立贝》、《智取威虎山》
剧组去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

就在剧组将要出发的前几天，京剧院接到上级通知：杨立贝是“富农”，
这出戏不准上演了。后来，有人告诉周信芳，这是江青、张春桥的意思。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周信芳是个很大的打击。解放十多年来，他曾搞
过《闯王进京》《义责王魁》等等许多新戏，都取得了成功；而他在《杨立
贝》这出反映旧社会农民悲惨命运的现代戏中，所倾注的心血就更多了，仅
仅排戏就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如今，竟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

事实上，《杨立贝》初次彩排时，江青、张春桥曾亲临现场“审查”通
过。后来，江青等人决定要在周信芳身上开刀，所以才不让他再上舞台了。

就这样，周信芳一生中所排演的最后一出戏——《杨立贝》，被扼杀在
摇篮里了；他所创造的最后一个角色，终于没能跟广大观众见面。


“她是蓝苹”

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原
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一九六四年的那次会面也不无关系。

那年春天，京剧《智取威虎山》在上海京剧院的大练功房里彩排。

周信芳准备前去观看。周夫人也想看看京剧现代戏是什么样子，因此也
要跟着去。周信芳虽然同意了，却跟她约定一条：“不管看了有什么想法和
意见，都不要当场提出来。”

那天，大练功房里坐满了人。除了本院的人外，还有上海市文化局的几
位领导人，以及兄弟剧团的主要演员等等。周信芳夫妇坐在第一排。

当戏演到杨子荣“深山问苦”一场时，忽然在后面的观众中引起一阵不
太大的骚动，许多人都回过头去观看。坐在周信芳身后的院党总支负责人凑
近他的身边说：“院长，江青同志来了！”

周夫人听了，好奇地回过头去观看，只见江青穿着西装，一边走一边笑
容可掬地朝两旁点着头。在庄重中带点矫揉造作的味道。当江青走近台前时，
周信芳起身迎了上去，与她握手寒喧。大概是江青已经看到周夫人了，周信
芳就介绍说：“我的内人今天也来了！”

周夫人也站起来同江青握手道：“我们已有好多年不见了！”

江青听了，脸色顿时一沉，接着淡淡一笑。随后，她就被一些领导人簇
拥着坐下看戏了。

戏散了回家后，周信芳埋怨妻子不该说那些话。可是，周夫人却辩解说：
“那有什么，她是蓝苹，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当过演员又怎么样呢？我们本
来是认识的，有什么好忌讳的！我不像你们有些当官的那样，看到有势的人
就拍马屁。我倒不信，就因为她现在有了这么个身分，所以连放出来的屁都
香的了。”

周信芳听到这里火了：“你在胡说，我会拍她马屁！你知道什么，我为
什么要对她表示尊重，还不是因为。。难道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这也许是周信芳夫妇间难得有过的一次口角吧！

一九六四年六月，周信芳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在
开幕式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请周信芳担任大会顾问。

这次会演，实际上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江青一伙插手会演，到处“摘
桃子”，窃取成果，周信芳对她却从不逢迎谄媚、低声下气；对她关于京剧
的许多胡言乱语，也没有买账。于是，江青对周信芳就恨之入骨了。到处散
布流言蜚语，说他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同周信芳这样的人坐在一起。。

会演期间，周信芳曾经针对客观存在的保守思想，表示自己对京剧革命
的大力支持。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此也作过一些尝试。不料
文章拿到张春桥那儿，这个“左”得吓人的“理论家”面孔一板，把文章往
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他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
他自己的目的。

那次大会上，江青粉墨登场，以“中央首长”的架势讲了话，并且已经
打出了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棍子了。只是当时周信芳还没有觉察出这不祥
的预兆来。


山雨欲来

一九六五年，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江青一伙到上海来
搞什么“样板戏”了。他们在上海京剧院抓《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出
戏。

周信芳在“样板戏”方面，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
都给主要演员安排这么多大段唱腔。他说：“京戏的常例是‘千斤道白四两
唱’。像这样的大段唱工，在现有的演员中，有几个人能顶得下来？这样对
这些现代戏的普及能有好处吗？”同时，周信芳从京剧院院长的角度提出，
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这样会影响剧团的收入，增加国家的
财政负担。

这些意见本来只是一些业务上的具体看法，可是却使江青更加怀恨在
心。

一九六五年夏天，江青急于跃登“京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宝座，不择
手段地贪天之功，为自己树碑立传。她让上海京剧院全部停下锣鼓。一年内，
靠国家补贴几十万，听任她胡作非为，单打一地加工《智取威虎山》。

这时，周信芳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在党总支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责这
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

江青、张春桥知道后，非常恼火，叫人给梅兰芳、周信芳几十年的舞台
生活“排排队”，想要用数字来表明，他们劳碌一生，徒具虚名，贡献无几；
并企图借此反证，他们的所谓“十年磨一戏”，功劳卓著。

不料，排出来的“年谱”表明，周信芳从二十岁自编自演《英雄血泪图》
起，到六十五岁自编自演《义责王魁》为止，所创作，改编、整理、移植的
剧目，竟有二三百出之多，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剧，就有几十个。

这铁一般的事实，对江青、张春桥一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一次受冲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在《文
汇报》发表。文章以无限上纲的架势，把《海瑞罢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毒草。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
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
歌颂了海瑞的“刚正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令人注目
的是，在文中特地加了一句：“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很明显，一场政治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到《海瑞上疏》和周信芳的头上了！

姚文元的文章抛出不久，张春桥就跑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
山》为名，当众抛出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
伞。”一九六六年二月，张春桥又指使徐景贤在《解放日报》上抛出署名丁
学雷的文章《为谁效劳？》。这篇文章从立论、语气、架势、腔
调与姚文一般模样，如同一胎所生。在报纸的编者按中首先指出：“《海瑞
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文章则说《海瑞上疏》“尽
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
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又说，海瑞骂皇帝，就是
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
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
党。文章还诬蔑《海瑞上疏》、《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
一起，联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

又隔了三个月，张春桥等犹嫌丁学雷的文章火力不足，又以方泽生笔名
抛出了《必须继续批判》，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解
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批判”的调子更高：“《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
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你们居心险恶，坚定不移地站在右倾
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利用《海瑞上疏》这样的武器，向党发起恶
毒的进攻。你们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篇文章公开点了周扬和周信芳的名字，说：“这
个戏就是在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副院长陶雄等人的精心计划之下编导出
来的”。“他们还有一个‘靠山’，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不但为
《海瑞上疏》出点子，送资料，而且在看了这个戏的演出以后，亲口赞之曰
‘好戏’，为它作了肯定的结论”。

前后三篇文章，一桩冤案就此构成。

“文革”一开始，周信芳当然便首当其冲受到迫害。

张春桥加紧对周信芳进行迫害。他把一个名演员在旧社会中无法避免的
一些社会接触，硬说是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把周信芳在艺术上不同他们合
作，诬蔑为“反对样板戏”；又把周信芳编演的与彭德怀毫无关联的《海瑞
上疏》，说成是吹捧彭德怀。

周信芳被责令交待问题。京剧院里，贴满了所谓揭批周信芳的大字报。

六月中旬，报刊上点名批判周信芳的文章更加连篇累牍，大加讨伐，什
么“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的帽子，一顶顶飞来。八月二十二日，
上海的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在闹市大街上剪头发、剪裤管、砸商店
招牌、乱改路名等等，闹得鸡大不宁。一天傍晚，一群红卫兵乘了卡车到长
乐路周信芳的寓所抄家。他们敲着锣鼓，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


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三反分子周信芳！”“周信芳必须低头认罪！”
的口号。接着，他们又在门前膨膨地猛敲一阵。

那时，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还在上海京剧院交待问题，没有回家。家中
只有周夫人裘丽琳和儿媳敏祯等人。这些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使她们
手足无措。周信芳的孙女玫玫吓得浑身发抖，周夫人也很惊恐。擂门的声音
更响了，并且有人高喊：“快开门，我们是来破四旧的！”“谁对抗红卫兵
的革命行动，就没有好下场！”

周家有一条看门的狗，取名兰弟。这是一条浑身长着淡黄色绒毛的警犬。
它听到敲门声，便窜过院子，对着院门狂吠起来。这时，有两个红卫兵已爬
上了门棂，骑跨在上面，用砖块、石头对准兰弟猛掷。与此同时，敏祯和女
儿玫玫也已经跟了出来。红卫兵看到敏祯母女俩后，便在门根上命令道：“快
把狗缚起来，快来开门！”

敏祯无奈，只得叫玫玫把兰弟套上项圈，自己就去开门。门开了，一群
红卫兵拥了进来。有几个人抡起手中的军用帆布腰带，向敏祯劈头劈面抽打
过来，一边打一边骂：“他妈的，对抗革命行动，反动透顶！”他们冲进来
后，把兰弟拴在树桩上，用皮带抽打它，又揪住玫玫往外拉，扯掉了她的红
领巾。。不知谁说了一句：“给这小狗崽子剪个牛鬼头，拉到门口示众！”

接着，有人要行动了。敏祯想去阻拦，却又遭了一阵毒打，一时竟昏厥
过去。而玫玫却因受刺激而疯了。

不一会儿，周信芳与周少麟回来了。红卫兵就把目标转移到他俩身上。
周信芳家里，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站在房间中央，神态仍很安详，一点也
不畏缩，眉宇之间透露出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

他对红卫兵那些连珠炮似的追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
我是共产党员！”

开了一通批判会后，红卫兵就开始抄家，在周信芳的书房里乱翻乱砸。
两长排书柜里的书全被翻遍了，书籍散乱一地，一些线装书被撕成了碎片。
靠近书桌的那口橱柜的玻璃被敲掉了。放在里面的青花瓷瓶、陶涌等，都被
敲碎，狼藉满地。

他们还把周总理和穿着《打渔杀家》中萧恩的戏装的周信芳的合影，以
及陈毅副总理与穿着《海瑞上疏》中海瑞的戏装的周信芳的合影，统统撕得
粉碎。还在墙上用墨汁涂下了“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红卫兵走后，周少麟和妻子敏祯到房间里去看望周信芳。老人虽然疲惫，
但仍很平静和安详。他只是说：“数来数去，是我这个老的连累了一家人！”

儿媳敏祯走过去扶着周信芳的肩膀说：“爸爸，别这么说。如果说是你
连累了我们，那么又是谁连累了你呢？你又犯了什么罪呢？”

他沉默了一会，感慨他说：“这么说，那是在劫难逃啰！”


游街蹲“牛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在全市各通衢
要道上“游街示众”。

他胸前挂着一块白色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权威周信芳”七个大字。
这“周信芳”三个字上面，还打了三个红色的“×××”。他的鼻孔里，嘴
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从此以后，周信芳
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对此周信芳怎么也想不通。

有一次，旁边没人时，周信芳对同在“牛棚”里的鼓师张世恩说：“我
们犯的是哪条律令啊！”张世恩苦笑着，摇了摇头，又叹口气说：“唉，鬼
才知道呢！”

那年月，开不完的批斗会。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问周信芳：“你
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周信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想过，嘉靖皇帝是影射毛主席。”周信芳越说越气恼，就
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
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跳了起来。当然，
接下来便是他们的拿手戏——“以力服人”了。。

那时，不仅周信芳本人遭难，而且他一家子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周夫
人屡次被叫去审讯，并且每次都遭到毒打。有一次，一个“造反队”头头带
了几个人，到周家把周夫人抓走了。他们把她带到西藏路上的一所中学里。
这儿集中了从文化局所属剧团里抓来的“牛鬼蛇神”。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
上，他们一面审问周夫人，一面对她进行拷打，从头、脸到背脊，浑身被打
遍了，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周夫人经常挨打，但她关心的，仍是自己的丈夫
周信芳。她后来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

就这样，周夫人忍受了这一切痛苦。不久，她终于卧床不起了。


不屈的劲松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有一次周信芳被赶到上海杂技场，参加大型批斗会。
跟他站在一起被斗的，还有贺绿汀、白杨等人。

这次批斗会，还搞了电视实况转播。这时，周信芳已被折磨得不像样了。
当会上有人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时，他依然做然昂首，毫
不屈服。

几个月后，在上海京剧院排演场再次召开批斗会。周信芳刚跨进大门，
突然从上面倒下一盆水来，把他浇得浑身湿透。周信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
他掏出手帕，毫不在意地擦了一下身上的水珠，便站在台前。

斗争会开始了。
“你反党！”一个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家伙，声嘶力竭地朝周信芳嚷着。
“没有的事，我没有反党！”周信芳沉稳有力地回答说。
“你不老实！”这时，有个人高喊着，气势汹汹地冲到周信芳跟前。他

手里还拿了一把剪刀。抓住周信芳的衣袖，一连剪了三下，接着又在衣服的
其他部位上下乱剪。
不多一会儿，周信芳的一件毛料中式罩褂被剪成一根根布条了。然而，
他却漠然置之，就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似的。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在卢湾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批斗对象又是周
信芳。
会上，有人批判周信芳反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并要他立即回答，他是怎样践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

“我没有！”周信芳说，“我是一直按毛主席文艺思想办事的。直到现
在，我还天天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按毛主席文艺思想写
剧本，以后还要照这个样子演戏呢！”

大会主持人打断了他的话：“周信芳真是花岗岩脑袋，快完蛋了，还写
剧本，还想再上台演戏呢！嘿嘿！”
周信芳用锐利的目光，朝那人冷冷看了一眼，不再理他了！


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左右，周家大门外面的马路上，传来
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会儿，进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驻上海京剧院的
工宣队员，后面跟着两个穿军服的人。

那领头的提着嗓门对周信芳说：“市里找你去，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吧！”
这时，周夫人已病倒在床上。她听到这些话，便用手肘撑起身子，惊慌
地问：“你们要带他到哪里去？天都这么晚了！”
“这个你不用问！”工宣队员生硬地回答了一句，回头又对敏祯说：“你
帮着收拾一下，准备一条棉被和两套替换衣服，别的什么都不许带！”
周夫人带着哭音叫道：“我是他的家属，他是我的丈夫。你们应当告诉
我，究竟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一个穿军装的说：“告诉你也可以，这不需要保密。我们是市革委会专

案组的，三反分子周信芳已经被批准隔离审查了！”
“有批文没有？”周信芳微仰起脸，用平静的声调问道。
“当然有！”那个穿军装的傲慢他说，“这里春桥同志亲自批的，但没

有必要给你看！”

周信芳知道跟他们说理是没用的，便走到床边，搂着夫人的肩膀，让她
重新躺下，说：“丽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吧！”说罢，他迈开瞒珊的
脚步，朝房门外走去。

第二天，“四人帮”又派人到周家，再次抄家，并且又拘捕了周少麟。
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使病中的周夫人更加一蹶不振。她对在一旁啼哭的

儿媳敏祯说：“别哭了，一切都了结了。”
从此，周夫人滴水不进，仅仅过了三天，她就含冤长逝了。
当时，周信芳被关在上海西郊漕河泾镇附近的一所少年犯管教所里。在

一道两丈来高的水泥围墙里面，有一排四幢三层的红砖建筑。“一月风暴”
后的几天内，这里的少年犯就被清理一空。有的移送提篮桥监狱，有的转到
劳教农场劳动，但大部分被放掉，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这里关满了数以百计的“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原中共上海市
委的常委、部长以及副市长、正副局长，还有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
大批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周信芳就被囚禁在第二幢楼房三层楼的一间监房
里。


奇特的外调

伴随着周信芳的，是无休无止的审问，写不完的交待以及忍受不了的折
磨。但他偶或也会碰到意外而有趣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人来找周信芳外调。在一个专用的
房间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外调人员，四十
多岁，穿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专案人员照例先讲了几句“必须老
实交待，不准隐瞒”之类的话。接着，那位外调人员问：“周信芳，你认识
×××吗？”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周信芳想了想，然后摇头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那他怎么交待一九三二年在汉口的时候，跟你在一起
的？”
“哦，一九三二年。。不，我根本没遇到过这个人。”周信芳实在想不
起有这么个熟人。
那个专案组人员见状，便光起火来，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周信芳，
你要老实交待跟那人的关系，否则罪加一等！”
周信芳则平静地缓缓回答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如果‘不认识’也
算是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我跟那个人就是这种关系。”
那个外调人员倒是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劝了周信芳几句，无非是“再
好好想想”，“要考虑后果”之类的话。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那位专案组人员便与外调人员耳语了一阵子，然后
打了个呵欠，离开了那间小屋。临走前，他对外调人员说：“你自己问吧！”
专案人员一走，那外调人员突然变得和颜悦色了。他神秘地压低了嗓门，

用非常平和的语调问道：“要是我问你其他事情，你肯回答吗？”
周信芳对此感到有些迷惘，就说：“你想问什么呢？”
“你唱戏时的艺名，不是叫‘麒麟童’吗！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你能给

我讲一讲吗？”

周信芳看对方态度诚恳，并无半点嘲弄的意味，再说这件事也无关宏旨。
于是，他就把自己原来叫七麟童，由于写海报的老先生误听为麒麟童，后来
又如何将错就错的事讲了一遍。最后又补充说：“班主和戏院老板都说这一
改改得好。这‘麒麟童’的艺名够我用一辈子的。班主还特地带着我去那位
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