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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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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
“你没走？”
凌队长问话时似乎并没有看他，他答了一声：“啊。”
“坐吧。”
他坐下来，问：“您知道处决骆进财改在什么时候吗？法院得多久才能定得下来呢？”
没有回答。
他又说：“我刚才翻了一下刑事诉讼法，上面没有明文规定临刑暂缓的期限，不过总归也不能太长吧。”
凌队长抬起眼睛来，看着他，像有什么话难于启口似的。徐五四从来未想像过堂堂的凌见长也会有这样一副出语踌躇的神情，他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胆颤，说不清，也许因为他已经隐隐猜到这种踌躇意味着什么了。
“我估计，”凌队长的声音苍老得厉害，“骆进财，大概是杀 不了啦。”
“怎么呢？”徐五四竭力控制着嗓子眼儿里的颤抖，“怎么会 呢？”
“这案子的麻烦就出在捕人捕得太早了点，应该先留着他，通过侦查取点证据，然后再动手。可现在呢，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不全，口供，唯一能给间接证据一点生命的就是口供了。今天犯人临刑喊冤，等于全盘翻供，你想想”
徐五四不愿患克制了，的，就是他杀的！”他放开嗓门儿，仿佛一定要把凌队长驳倒似的，“我们在审讯中并没有使用违法手段，全是他自己把的，这您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凶手，怎么能把现场情况和作案手段讲得那么准！”
“我并没有说不是他杀的，可法律不排除偶然性。没有口供，其它证据又不充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能等于一个肯定性。”
“放，倒还不至于，可是杀，看来也不合适了。人头落地，万一错了”
徐五四无话可说，而胸中的闷气，却一拱一拱地直往上顶，发不出来，又咽不下去，他直想摔个东西！
“今天在看守所，你表现不错。”
凌队长沉沉地说了一句。徐五四当然领会，这是指他下午劝阻壮丽明这件事而说的。可他心里却别扭，在凌队长眼里，好象他天生就是个“愣头青”，“没遮拦”，今天没跟着壮丽明火上浇油，就算是“表现不错”了。他委屈！可这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屋里真闷。他打开一扇窗子，远处大街上喧嚣的声浪扑面而来。他长长地呼了口气，像是要把胸中的郁闷一下全吐出去，看看表，七点了。他没心情再谈下去，低声问了一句：
“您不回家？”
凌队长一动不动，好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
“最近，见着葛建元了吗？”
“没见着，怎么啦？”
“没什么，我是说，那件事你是做得对的，怪我不好，委屈你了。”
他万没想到凌队长会在这个时候如此郑重地向他表示歉意。进刑警队一年多了，他从来没见过凌队长向谁这么认真地道过歉、，这二瞬间，他甚至后悔当初那么尖锐强硬地顶撞队长，如今人家冲他一低头，你反要觉着欠了什么情分了。人啊，也许都这样儿。一夕之间，一念之间，可以干戈玉帛。
他把头低下来，又摇了摇，“这事也怪我，可能当初没把审马有利的详细情况跟您说清楚。”
“不，不怪你，”凌队长却用一种复杂得难以捉摸的眼光看着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一直是清楚的，我只是，太性急了。”
啊——？徐五四的瞳孔都吃惊得放大了，葛建元构不成窝赃罪，难道凌队长一直是清楚的？他为什么？一个老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样！这仅仅是性急的问题吗？五四身上冒汗了。
凌队长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面孔，默默站起来，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材料来。
“要不是天天忙骆进财这个案子，我早想把这些材料给你看看了。”
卷宗皮里的材料厚厚的，没有装订。
“这就是葛建元从1979年开始，三次涉嫌犯罪的材料。三次，都是证据不全，不了了之了。”
凌队长一字一顿地说着，仿佛这几句话有许多分量似的。徐五四的声音也不由得放沉重了。
“您上次说的房修公司的盗窃案”
“那是最近的一次。房修公司俱乐部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被窃。彩电是美国货，一个华侨送的，国内没有进口这种彩电。案发后的第三天，有两个房修公司的工人偶然到葛建元家串门，无意中发现那台彩电就在他的床底下藏着，型号、新旧，一点不错，回去向保卫干部汇报了。可保卫干部没有找我们就冒冒失失地向葛建元追问这件事，葛建元当然不会承认，说那彩电是他一个朋友卖给他的，这个朋友，就是马有利！”
“嗅！”徐五四禁不住叫出声来。
‘哪个机会很可惜，如果保卫干部及时向我们报案，我们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很可能在葛建元家里人赃俱获。可是保卫干部到第二天才找到马有利核对情况，一切都晚了，葛建元有充分时间同马有利串供，所以马有利一口承认电视机是他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葛建元的。”
“这不是美国货吗？应该问马有利是从哪儿搞来的！”
“这还不好编，在东单信托商店旁边的胡同里，从一个陌生人手上买的。”
“那么电视机呢？叫葛建元拿出来让人认认。”
“还是在东单信托商店的胡同里，葛建元又把它卖给另一个陌生人了。”
“这简直是哄孩子！”
“对了，他们撒谎并不高明，可对法律来讲，就是再蠢的谎言，也要靠证据来推翻它，证据呢？没有。”
“盗窃现场没有勘查吗？”
“俱乐部的大门平时是不锁的，谁都能进去，葛建元做为房修公司的职工，有正当进出的理由，所以，现场没有勘查的价值。”
徐五四目瞪口呆地听着。
“还有，大前年有人在葛建元的衣服兜里找烟抽，却翻出了一个吓人一跳的存折来，多少？一万！他一个普通三级工，哪儿发的横财？我们查了一段，没有线索；想去银行查实，人家有为客户保密的规定，没有确凿证据不给查；仅凭一个人的揭发检举，我们又木能采取任何动作；而且你也知道，咱们人力有限，在一个案子上耗不起太长的时间，结果最后也放弃了。”
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前，徐五四也许会说：“没有证据嘛，本来就该放弃，没证据就别动人家的心思。”可他现在不但说不出这话来，自己心里甚至也猛烈地跳了一下——那天，他不是也在葛建元家里看见过一个可疑的玉兽吗？后来被葛建元匆匆忙忙藏起来了，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件来历不明的古董？太可能了！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等于一个肯定性啊！
凌队长站起来，认真地收起那卷材料。就着窗外黄昏薄暮的余光，徐五四依然看得见他的头发就要白了，不，已经白了。他把材料送进保险柜，锁上，站在那儿长长地出了口气，仿佛有赶不尽的疲倦，又突然挥了一下手，动作却是那么干脆利索，声音也墓地有了力量：“葛建元肯定有问题，绝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没抓住他的尾巴就是了。当然，现在还没法认定他有罪，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并不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抓住尾巴，不等于没有尾巴。而且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不给他点苦头就指望他改恶从善，做梦去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知道这个典故四K’ 顿了人下似乎并不等着五四回答什么又说，“摩托车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本来想趁机会把他收进来算了，总比漂在社会上害人强，我是太性急了，不应当这么做，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坚持。你来队里一年了吧，没发现你还有这么种一丝不苟的素质，好，我喜欢这样的。唉，我也是仗着对葛建元心里有底，才破例搞点歪门邪道的手段。后来想想，不行，要是开了风气，别人也学着样儿做，岂不乱套吗。
这事幸亏你硬顶着没搞成，不然我非后悔不可。”
徐五四直想掉眼泪，他觉得自己真混，仿佛再也亮不起那理直气壮的嗓门儿了，呼瞒着说：“我只是，只是怕搞错了案子，队长，我从进公安学校那天起，就发誓要当一个好警察，一个称职的、问心无愧的好警察”他看见凌队长的脸一下子变得慈祥起来，还有那从未有过的亲切的目光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三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跨进北京市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才十六岁＿十六岁，多好的年组我也是发过警地。要为新的政权，为解放了的人们，为咱们的北京城，当个好警察。三十五年过去了，对这个初衷，我自信是身体力行的。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补充进来，有不少人干得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好。
可有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些穿‘官儿服’的，怎么样才算尽职了，怎么样才称得上一个好警察？局里这一茬一茬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标准。你们也许认为，能一辈子不冤枉无辜，不搞错案子，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可我们这帮老一点的，心事就更多一些。特别是现在，我们总觉得自己没能好好地尽职，总忍不住要去怀念、六五那几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盛世。我们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不象你们，一进来就赶上十年内乱，没有我们这种怀念和幻想。你看前些年，开大会做报告一张嘴就是那句套话，叫做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有发生，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在基层工作的人最清楚嘛，那时候，社会治安越来越坏，恶性案件有增无减！在这么个现实下，还一味坚持少捕少拘，不敢提‘乱世用重典’，一提，有人就扣帽子，说你否定大治天下。有什么办法？全在那儿自己骗自己呢！老百姓那几年是怎么说我们的？说我们笨蛋、能包、废物点心。人们上街出门走黑道，连点安全感都没有。大家恨小偷流氓猖狂，也恨我们这些公安人员没用。我这次去沈阳，沈阳市局的同志说，当时有人把沈阳出的那六个劫机犯、二王流窜杀人犯和咱们公安局并列起来了，叫六英二虎一能，我干公安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干到这个份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三十五年，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搞错过案子，没冤枉过好人； ‘文化大革命7一开始我们这些老公安就卷铺盖了。所以也没有欠帐。可我仍然觉得我们没有尽职，一个工作上从来不出错，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一点不着急不痛心的警察，是好警察吗？至少在我这儿，我不承认他！”
徐五四一连串地打着冷战，脸上却烧了一片火，如果这时候有人摸他一顿，他也情愿挨着。这些年他天天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可以问心无愧了，别胆怯、别出错、别摘砸了案子，他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个标准，可除去媛媛以外，对那些被打被杀被侮辱被祸害的父老．他见来没有过象凌队长这样发自内心的惭愧和焦急，从来没有过！而他还一直以为凌队长只不过是个极为熟练的机器人呢。他三十岁了，竟是这样一个混人！
“五四，你也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人，应该有体会，社会治安的问题是长期动乱的后遗症，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气魄绝搞不好。这话我以前就说过，现在看怎么样？要不是前年中央坚决提出‘从重从快’的原则；要不是咱们全国几十万干警拼命干，怎么会有现在的局面？多年降不下来的发案率降下来了；老百姓拍巴掌叫好了；我们也觉得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真的有奔头了，干着是那么回事了。中央撑腰，老百姓也撑腰，往下就看咱们的了。不是要当个好警察吗？行，那就既别罚无辜，也别赦有罪。现在光是把浮在面上的一层脏沫子打掉了，还有不少沉在下面的渣滓没动呢，有朝一日水一浑，照样沉渣泛起，象葛建元这样的，你别小看了他！”
“不，凌队长，我不是个好警察，我真的不是好警察”
天黑了，他记不清是怎么离开凌队长的办公室的。踏上宽阔的马路，回头看去，他们的办公楼里已经亮起了点点雪白的灯光。今晚上加班的格外多。马路边，乘凉的人群也开始拥挤起来，搬个板凳，铺块凉席，安闲吸茶，高声谈笑；几个孩子喧哗着从他后面擦身跑过去了，是女孩儿，一片斑斓耀眼的裙子飘飘地融进了柔和的夜色里。他深深地、庄严地吸了口气，陡然觉得双肩沉重了许多，而两条腿却似乎更粗壮更有力，他禁不住也跑起来了。他想叫喊，大声儿的！老人们、孩子们、男人们、女人们，万家灯火的北京城啊，我是你们的！我要重新地、真正地爱你们！对了，我不是个好警察，可我要做一个好警察，我一定要一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警察！
马有利、骆进财、葛建元，所有社会的渣滓们，你们听见了吗？啊！
第五章
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只二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警察抓了夫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快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喝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H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 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终究却是嘴欢经各房一副后u以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过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言去那么光徐、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挎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木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
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象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楞楞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端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象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象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的沙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低．见到小儿，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练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飓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干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上”。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
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土，上土又分三荣我种最高宽到了19邓年我们这些游子兵提了你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创。
浅语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
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SKng望； 反常用便回的眼据日k个地看亏民树间经常这样久久对r视， 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湖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治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语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木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钮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
浅沼先生拿来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无情岁月虽使红颜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虽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愿守几十年活寡拉扯小成等我回来，可你终于没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叙团圆的一天，只是实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像到你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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