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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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样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样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一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象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象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样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德热加调域等约尔机当官科徒告诉我；小祥将而我编在二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样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象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的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　，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就常常吃冷馒头。
他爱人盛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
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样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样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嗅，”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　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样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巍我一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象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盛情和讲究了。
　　　　“小祥不在？”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圈，然后看了看那座漂亮的白房子。虽然场里已经根据北京市关于恢复城区（清河人自认为属于宣武区）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通知，要求领导、党员带头搬屋里去岛并且做了一系列科学指挥部思想动员工地位人们毕竟对地震的血腥记忆犹新，没几个胆大的敢进屋，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小余震，连少数搬回去的头头儿也都顺势又搬了出来。当地人讲话：“一朝遭地震，十年怕进屋，”十年是虚，但直到第二年夏天还战战兢兢不敢进屋的，据说相当不少。
　　　　小祥不在，原来他并没有回家。“不是跟你们到八分场去了吗？”老太太反而问我。
　　　　“今天我们放假”
　　　　“哟，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半晌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孩子，都没良心。”
　　　　“别是到哪儿偷着抽烟去了吧？”她又露出一脸放心不下的神色，猜测得却那么荒唐。
　　　　据说小祥姥姥在邻居中的人缘儿并不算好，　B私、跋民襄咕叨，长相又干瘪，像童话中的老巫婆。谁也奇怪只隔了一代，竟能“遗传”出小祥这么个俊秀的外孙来。她对外孙的严厉近于专制，常使旁观者为之不平。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老太太独自拉扯小样快十年了，一粥一粟，就是自己天天喝稀饭，也没让孩子缺过一顿干的，算得上含辛茹苦，恩重如山了。
　　　　小祥不在，老太太执意不让我走，拉着东扯西攀，开始漫无主题，后来话茬儿便有些集中了。
　　　　“小祥这孩子，傻！我说他最傻！跟他爹一个德行。你瞧人家的孩子，谁都比他活泛。”
　　　　“他在我们那儿表现可好呢。”我说：“现在像他这样肯吃苦的年轻人真不多。”
　　　　“你可别夸他。”
　　　　“真的，也挺懂事。”
　　　　“你可别夸他。”
　　　　“他老念叨您，可孝顺呢。”
　　　　“你看不是，人家都说他孝顺，我就不说，他孝顺谁了？孝顺我了？我省吃俭用，啊，折腾来那么个家什，啊，一转手，让他给人啦，孝顺谁了？不成心气我就成！”
　　　　我知道她还在心疼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让小祥送给刘成德的爸爸当棺材了。
　　　　“过后我得叫刘成德赔我，小祥还等着结婚呢。”
　　　　‘个祥这是做好事，学雷锋，您也光荣啊。”我只好一味说大道理，否则跟老太太搅不清。
　　　　“我不待见那份光荣，人家姑娘家现在都要这个（指立柜），没这个，哪有媒人踢门坎啊。”
　　　　“小样还怕找木着，又能干，心眼儿又好，长得又精神，将来身后得跟一大群，您就挑吧。”看看我，说：“要是能找上你这样的城里姑娘就好了，又懂礼，又体面，又白净。小祥可佩服你呢，一回家就说你，说就你一个人，敢跟他一块儿过西大堤，把那么多爷们儿都压了。咳，小样可没那福分哟。你今年多大啦？”
　　　　没提防老太太居然说到这儿来了，我脸上一烧，胡乱应了～＃合开播增《“您身体还规W”
　　　　老太太病殃殃地摇摇头，“脚疼，就这儿，老憋闷的慌，咳，要不是惦着他这事儿，我早早死了。”沉默了一会儿，不知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地又绕得没边儿了：“将来也让小祥上北京找事由去。”
　　　　我不知道该表示什么，坐了一会儿，估计着肖科长该找我了，便起身告辞。老太太非留我吃饭不可，我当然不能留。
　　　　和肖科长回到八分场，吃过晚饭，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通往总场的大路早已被又浓又深的黑暗吞没，却仍旧不见小祥回来。我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了什么事，肖科长也觉得不对，跑来问我：
　　　　“这小伙子看来今天不回来了，他事先和你说了没有？”
　　　　“他倒说过他姥姥身体不好，可能是他姥姥病了吧。”我胡乱编排，却搞不清干吗要替他遮掩。
　　　　“晤——”肖科长沉吟一下，说：“要是他家庭负担重，应该叫他们场里换一个人来，咱本来人手少，不能再要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我没说话，心里不禁有点气愤，小祥的姥姥虽然有病，可他这些天忙上忙下，从来没耽误过事，活儿干得比谁都多。你说人手少，可咱们都干什么了？他今天不过超了点假，你就不能容忍，对人也不能这么印尼．
　　　　那天我很久没有睡着，听着草丛里的蛐蛐声、水塘里的蛙声，忽而想到小祥姥姥老态龙钟、吩游叨叨的样子，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那保养得很有风度的体态，我们的长辈是多么不同，有如天壤。我想象如小祥这样的青年，居然守着一个如此古板。厉害，又丑陋的老太婆过了这么多年，那该是既奇特又枯燥，既充满温情又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吧！也像这个充满矛盾的夜晚，既安静又喧闹，又这么平凡。
　　　　他没回来也没回家、一到底哪儿立了？．
　　　　小祥是半夜回来的，轻轻放倒自行车，衣服也没脱就睡在床上。早上我起来了，肖科长也起来了，他还睡得人事不省，脸上很脏，显得有点憔怀，睡相中带着稚气未脱的疲乏。
　　　　肖科长没有叫醒他，但看得出不大高兴，开饭时叫我替他打一份早饭，我没打，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有点气恼，特别是小祥竟毫无顾忌地睡到快上班才起来，更使我几乎生出一种被辜负了的委屈感。大概他根本不会想到别人正在为他操着心，编了谎。他真是个粗枝大叶的孩子！
　　　　吃过早饭，肖科长找分场秦教导员谈话去了。小祥蹲在他的椰子外面洗完脸，泼了水，直起身，发现我脸色异样地站在他面前，便眨了一下眼睛，不作声。
　　　　“你昨天上哪去了？”
　　　　“我？回家去了”语气含糊。
　　　　“回家去了？”我冷笑着把眼睛一眯。
　　　　他愣了片刻，笑了，“嘻——骗你呢。”
　　　　我板着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别告诉肖科长啊，”他压低声音：“我到唐山去了。”
　　　　“唐山？”我当真吓了一跳，“你怎么去的？”
　　　　“骑车呀，路可不好走呢，净绕冤枉道儿了，来回小三百里呢。嘿，你知道吗，唐山那才叫真正的地震，五斗柜都甩到电线杆子上去了”
　　　　“我，我和张队长说了。”
　　　　“哪个张队长卢’
　　　　“张玉海，三队的。”
　　　　“他管得着吗，你现在是工作队的人，上哪儿去应该跟我和肖科长说一声嘛。
一个人跑那么远，唐山又那么乱出了事怎么办？你跟你姥姥说过没有？”
　　　　“没有，”他嘟叹一句。
　　　　“你也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得老人的心？”我的口气严然是个长辈了，这也许有点过分，可他居然一声不吭跑到唐山去了，也实在是太胆大太随便了。
　　　　“到唐山到底子什么去了？”
　　　　“看人去了。”他低着头，有点不高兴，情绪抵触。
　　　　肖科长回来了，我们都闭了嘴。接着就是开会，然后散会。当着肖科长的面，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地震，这个沧桑交替的自然现象，把地层深处的水和沙翻上了光天化日，同时翻上来的还有人——人的灵魂。
　　　　根据孔局长指示，我们开始在八分场彻查地震后发生的“坏人坏事”，深挖细查了三天，　终于找出了一个坏典型。　这人叫马盛利，三十多岁，是分场卫生站的“医生”，当然不是继子那种正规的医生，仅仅卫生员而已，不过八分场的人却全部口口声声呼之为“马大夫”，堂而皇之。，
　　　　马盛利的长相却不够堂皇，个儿矮、瘦小，脸上长疙瘩，虽然一副深边眼镜为他平添了几分斯文气，可那种从来有理、唯我高明的自负嘴脸，却又味道难拿，让人不怎么顺眼。
　　　　情况基本核安局劝我小街E脸分场政工股船断民三个人找他正面谈了一次话。
　　　　马盛利被政工股长领来时，步态矜持，进门后点头同我打了个招呼，一本正经，不卑不亢，对小样则连理都没理。
　　　　“马盛利同志。”我开门见山，“据群众反映，地震发生后，二队的老吴同志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下身，食堂的邢管理员一个人搬不动，正巧你从那儿路过，老邢叫你帮忙一块把老吴同志救出来，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马盛利慢悠悠地反问：“请问这是谁反映的，唆？”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马盛利同志，我是代表工作队找你谈话的，群众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你应当正面回答。”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口气之果断，态度之委屈，之愤慨，足以令一切发问的人都心虚几秒钟，可是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既有邢管理员的证明，又有老吴的家属根据老吴死前的话所做的揭发，似乎是铁证如山的。于是我问：
　　　　“你是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说，没有那回事？”
　　　　他略略反应了一下，说：“不是那回事。”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讲开了：“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研究一切问题时，都不割裂特定的历史环境。嗅，光那么一说，我路过那儿，老邢叫我救吴队长，我说不救！能那么简单吗？我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