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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英〕约翰_密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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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然要大大影响到双方道德上的那种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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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文教义的应用９２１
由。 一个人在决定采取一项对他人的利益有这样重大影响的步骤以前，有义务把这一切情况都列入考虑之内；如果他对那些利益不予以应有的重视，他就应当由于错误而负道德责任。 我之所以作此浅显的评议，乃是为着更好地说明自由的一般原则，而不是由于在这一特定问题上有什么必要；关于这个问题，通常讨论起来总是相反地把孩子的利益视为一切而不着重大人的利益。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缺少一种公认的普遍原则，以致人们往往在不应当给予自由的地方给予了自由，而在应当给予自由的地方又往往不给予自由。在近代欧洲的世界里，在一宗情事上人们抱有最强烈的自由情操，而在我看来是完全摆错了地方。 就一个人来说，他对于自己的事情应当有自由欢喜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不应当以他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为借口而同样自由地欢喜怎样就怎样代替他人来做。 从国家方面来说，它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 可是在家庭关系问题上国家竟几乎完全忽视了它自己的这项义务，而这个家庭关系问题，就其对于人类幸福的直接影响来说，却正是比所有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还要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丈夫对于妻子享有几乎可称专制的权力，这就无需在此细说了，一则因为若要完全消除这个罪恶，最需要的事情莫过于让为妻者也享有和别人相同的权利，也和别人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二则因为替这种既成的不公平现象作辩护的人们根本不是利用自由为借口，而是公然以权力拥护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说到在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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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第五章 本文教义的应用
问题上误用自由的概念，这却真正成为国家履行其义务的一个障碍。 人们在思想上几乎认定了谁的子女就实实在在是（而非从譬喻的意思说来是）
谁的一部分，一见法律稍稍干莎到家长对于子女的不容外人过问的绝对控制，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切和不安，甚至比当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干涉时还要厉害；人类对于自由的珍重一般总是远远不及对于权力的珍重的。 就以教育这事为例来看。 说国家对于生为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求并强迫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这难道不几乎是一条自明的公理吗？可是试问有哪个人不害怕承认并主张这个真理呢？不错，并没有任何人否认，做父母的既经把一个人生在世上，就应当给他一种教育，使他一生对人对己都能很好地尽到他的本分，这乃是他们的（或者照现存的法律和习惯说，只是父亲的）
最神圣的义务之一。但是，尽管大家都一致宣称做父亲的负有这个义务，可是一到听说要强迫他去履行这个义务时就没有人能忍受了。 人们不但不要求他作什么努力或牺牲去为孩子求得教育，就是有了免费的教育摆在面前，人们还听任他随便接受不接受呢？大家都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人只顾把孩子生育出来而没有不仅能喂养他的身体并且能把他的心灵教练好的相当预计，这对于那个不幸的后代以及整个的社会说来都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大家也还没有认识到，如果做父母的不尽这项义务，国家就应当实行监督，务使这项义务尽可能在父母的负担之下得到履行。人们现在把国家应当教些什么、应当怎样进行施教等难题转成党派论战的主题，徒然把应当使用于实施教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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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力消耗在关于教育的争吵上面；其实只要承认了强行普遍教育的义务，这些难题就一概可告结束。 政府只要决心要。
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 。育。 做父母的欢喜让子女在哪里得到怎样的教育，这可以随他们的便，国家只须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这样就足够了。 要知道，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那个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人们所举的反对国家教育的一切理由，对于前者并不适用，对于后者则是适用的。 若说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交在国家手里，我反对绝不后于任何人，前文已经说到性格的个人性是怎样重要，又说到意见以及行为方式的歧异是怎样重要，所有这些都连带说明了教育的歧异也具有同样的不可言喻的重要性。 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无论是君主、是牧师、是贵族、或者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 这种由国家设置和控制的教育，如果还有存在之余地，也只应作为多种竞赛性的实验之一而存在，也只应以示范和鼓舞其他教育机关达到某种优良标准为目的来进行。 实在说来，只有当整个社会状态落后到不能或不想举办任何适当的教育机关而非由政府担负起这项事业不可的时候，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之下，才可以让政府自己来主持学校和大学的业务；正如一国之内若没有某种形态的私人企业适于担负工业方面的重大工作，政府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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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举办联合股份公司的业务。 但是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既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实行这项法律规定的工具只能是公开考试，施及所有儿童，并从早岁开始。 可以规定一个年龄，叫每一儿童开始受试，以断定他（或她）是否已能阅读。 如果有个孩子还不能阅读，对于他的父亲，除非他有可得原谅的充足理由，就可处以一笔适中的罚款，必要时还可叫他用自己的劳动来筹措缴纳，并由他负担费用把孩子送入学校。 每过一年应举行一次新的考试，逐渐扩展考试科目的范围，这样就在实际上强制了所有儿童普遍获得特别是普遍保有一定的最小限度的普通知识。 在这个最小限度之外，还应当有各种科目的自愿考试，凡精通程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人可以要求发给证书。 为防范国家会通过这些安排来对人们的意见施加不正当的影响起见，凡考试中甚至较高一级的考试中所测验的知识（除那部分工具性的知识如各种语言文字及其用法之类不计外）应当严格地限制在事实和实证科学的范围之内。 关于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有争论的课题的考试，不应当变成测验意见真伪，而应当只是测验事实知识，例如说某某作家、某某学派或者某某教会曾根据什么什么理由主张什么什么意见。 在这种制度之下，方兴的一代在一切有争论的真理方面并不会比现在的一代陷于较为困难的处境；他们仍然和后者一样可以被培育成或奉国教或不奉国教的人，国家只不过照管他们成为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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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教徒或者有教养的非教徒罢了。 不阻挡他们在受到各种其他教育的同一学校中也受到宗教教育，假如他们的父母愿意的话。 国家若试图在有争论的题目上使它的公民得到倾于一方的结论，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若要断定并证明一个人在任何所设的值得注意的题目上保有为做出结论所必需的知识，却是很正当的。 一个攻读哲学的学生，不论他是信服康德（Ｋａｎｔ）还是信服洛克（Ｌｏｃｋｅ）！
或者甚至两个都不信服，若能既经得起关于康德的考试，又经得起关于洛克的考试，那总是更好一些；同样，若对一个无神论者给以有关基督教各种证验的考试，只要不要求他宣称相信它们，那也没有理由可以反对。 关于较高的各部门知识的考试，我以为应当是完全自愿的。 若让政府握有这样的权力，一说某人不够资格就不能得到职业，即使是不能得到教书的职业，那就未免太危险了。 我和罕波尔特的意见一样，认为对凡来应试并经测验及格的人，都应授予学位或者其他关于学问成就或职业成就的官方证书；但是这类证件除会受到公众意见对其证言的重视外，绝不应当更成为在职业竞争上压倒他人的优越条件。把自由的概念用错了地方，便会阻碍人们在最有根据可以认定父母负有道德义务的事情上认识不到这种道德义务，也会阻碍国家在有些最有根据应当课以法律义务的事情上不去课加这种法律义务；不止在教育问题上是这样。 造成一个人的存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人类生活范围中最有责任的行动之一。 谁要承揽这个责任，谁要授与可以是祸可以是福的生命，除非那个被授与生命的人将来至少会有取得称意生存的一般机会，那就是对那个人的犯罪行为。 在一个人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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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或者有人口过多的威胁的国度里，若生出为数稍多的孩子，结果会因有他们的竞争而降低劳动的报酬，这对于一切依靠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人们也是一个严重的侵犯。 欧洲大陆许多国度在法律中规定，凡男女双方不能表现有维持一家生活的手段时便不得结婚，这并没有越出国家的合法权力的范围；这种法律无论定得合宜不合宜（这问题主要地要看当地的情况和情绪而定）
，都不能认为它违犯自由而加以反对。这种法律乃是国家为禁止有害行动而作的干涉；这种行动既然有害于他人，即使说还不宜加以法律的惩罚，也是应当受到谴责，受到社会的诟非的。但目前流行的自由观念却是：一方面，在看到一个人在只关自身的事情上遭到到真正侵犯时，竟十分容易屈从；另一方面，对那人的意向，当任其纵情做去，结果是把一个或几个不幸的、堕落的生命加于后代，还会对影响所及的许多旁人以他们的行动通过任何方式引起多种祸害的时候，反倒反对施加任何约束。 人类既这样奇怪地尊重自由，又那样奇怪地缺乏对于自由的尊重，我们只要把这两方面比照一下，就可以想象一个人竟享有一种不可少的为害他人的权利，却一点也没有只求自娱而无伤于人的权利。最后，我还保留一些篇幅要谈谈一大类有关政府干涉的限度问题，这问题虽与本文的主题密切相连，但严格说来却不在它的范围之内。 有一类事情，其所以不容政府干涉的理由并不涉及自由的原则；问题不在拘束个人行动，而在帮助他们行动；这也就是要问，政府应否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些事或者叫他们办些事，而不要把那些事一概留给他们自己去办，无论是每人各自去办或者是自愿联合起来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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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文教义的应用５３１
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可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 一般说来，凡办理一项事业或者决定怎样来办和由谁来办那项事业，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 这条原理就判定了，立法机关或政府官吏不应当象一度通行过的那样干涉到普通的工业生产过程。 这部分问题已经有政治经济学家作过充分详尽的讨论，而且和本文的原则也没有特殊的关连。第二种的反对则比较切近于我们的主题。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般看来未必能象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 人们之所以主张陪审制度（在非政治性的案件上）
，主张自由的、平民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主张由自愿的联合组织来办理工业和慈善事业，这一点乃是主要的理由，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 这些都不是自由问题，只是在遥远的趋势上和自由问题有关；但它们乃是发展问题。 这些事情，在另一场合，还可以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来加以细论；这实在也就是说，它们乃是对于一个公民的特种训练，乃是自由人民的政治教育的实践部分，足以把他们从个人的和家庭的自私性的狭小圈子中拔出来，足以使他们习惯于领会共同的利益和管理共同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足以使他们习惯于从公的或半公的动机出发来行动，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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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彼此联合而不是导致彼此孤立的目的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一个自由组织若缺乏这些习惯和力量就既不能活动也不能维持；如若干国度中政治自由不充分建筑在地方自由的基础上便往往只昙花一现，就是例证。 纯粹地方性事务应由地方管理，巨大工业企业应由自愿出资者的联合组织管理，这两点之所以值得推荐，还有其更进一步的理由，那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出的发展的个别性和行动方式的歧异性所具有的各种优点。 政府的工作趋于到处一样化，相反，个人和自愿联合组织则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实验，得出无穷多样的经验。 政府所能做的有用之事，只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集中保管者，积极地把多种试验所得出的经验分发和传播出去。 它的任务在于使得每一个实验者不是只许自己实验不容别人实验，而是都能够从另一些实验者那里获得教益。主张限制政府干涉的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是以更加扩大散布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得活跃而富于进取性的一部分公众愈来愈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 假如公路、铁路、银行、保险机关、巨大的合股公司、大学、以及各种公共兹善机关等都变成政府的分支机构；再假如市政公会和地方议事会以及现在传留给它们的一切也都变成中央行政系统的一些部门；又假如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从业员都由政府来任用和支付薪金，因而其生活上的每一提高都要巴望政府来赐予；那么，即使有一切所谓出版自由和平民的立法组织，也不足以使这个国度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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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文教义的应用７３１
国度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自由之国。 并且，这种行政机器愈是构造得有效率和科学化，网罗最有资格的能手来操纵这个机器的办法愈是巧妙，为患就愈大。 在英国，近来有人建议，政府行政职务上所用职员一概应以竞试的办法来选取，以便为那些职务求得所能得到的最有智力和最有教养的人士。 关于这个建议，赞成和反对两方面都有不少言论和文章。 反对方面所最坚持的论据之一是说，国家的永久公仆这个职业在薪金报酬和显要地位两点上都并没有足以吸引高才的前景，那些高才总是能够在各种职业方面或者在公司和其他公众团体的职务方面找到更诱人的生涯的。 我想，这种论据若由维护这个命题的朋友用来答复对于它的主要质难，人们不会感到惊异。 现在竟出诸反对者之口，这就很奇怪了。 这里所提出作为反对那个建议的制度的说法恰恰成为它的保险闸。 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被吸入政府的职务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 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粹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群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群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进。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 在这种政制之下，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约制这个官僚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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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们若者若干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 从一些有充分机会的观察者的记载看来，俄罗斯帝国的可悲情况就是这样。 沙皇本人也没有权力反对那个官僚集团；他能把那个集团的任何一人放逐到西伯利亚，但是他不能脱离他们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统治。 他们对于沙皇的每项诏令都有一个不声不响的否决权，只要不把它付诸实施就得了。 在文明比较先进和反抗精神较多的国度里，一般公众既习惯于指望国家替他们代办一切，或者至少习惯于若不问准国家让做什么以至怎样做法便什么为他们自己的事也不去做，他们自然就要认定凡有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一概应由国家负责，而一到灾祸超过他们忍耐限度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反对政府而形成所谓革命；是另一个某人，不论有没有向国族取得合法的权威，跃上了统治者的席位，又对那个官僚机构发布他的命令，而一切事态仍与以前无异，那个官僚机构既未改变，也没有别人能够取而代之。在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民当中，景况就迥不相同了。 在法国，很大一部分人民曾从事于兵役，其中有很多人至少担任过下士级的军官，因此在每次平民起事当中总有些人能够担当领导，并能临时做出相当象样的行动计划。 法国人在军事方面是如此，美国人即在各项行政事务方面能够做到这样；试令没有政府来管他们，美国人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能即时组成政府，以足够的智慧、秩序和果断来进行那个或任何其他公共事务。 凡自由人民都应该是这样；而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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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民必定是有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不会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团体能够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机构就让自己为他们所奴役。 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希望强使他们去做或者去经受他们所不欢喜的事。 可是若在凡事必经官僚机构来办的地方，凡为官僚机构所真正反对的事就没有一件能办得通。 这种国度的结构乃是把这个国族的经验和实际能力组织成一个有纪律的团体，为了对其余的人进行管治；这个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这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 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 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 耶稣会的一个个别会友乃是这社团的最卑微的奴隶，虽然这社团自身却是为成员们的集体权力和地位而存在的。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那就是说，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 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联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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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 因此，要在政府之外保有某些手段来形成这种能力，并给以为对重大实际事务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机会和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还想永久保有一个有技巧、有效率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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