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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鳎�后被派往德国，负责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他曾险些遭到敌国间谍的暗杀，曾成功地劫获一艘德国潜艇。五、险遭暗杀的间谍作家
　　（图片混乱的军队长官办公室，穿福尔摩斯衣着的军官与一个人对话的图片）
　　二次大伊始，英国秘密情报处里依然弥漫着约翰·巴肯所描述的那种奇特的氛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他们自命不凡地忙忙碌碌，为能在秘密行动中打破社交常规而天真地沾沾自喜。一名情报处新雇员彼克汉姆·斯威埃斯科特记得他曾被带到陆军部里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军官在等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这名军官说，“我只能说要是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不能害怕欺骗，也不能害怕谋杀。”
　　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工作。秘密情报处（军情六外）负责间谍工作。1940年这些组织陷入了致命的互相竞争之中。
　　忠实的追随者
　　（图片田园风光）
　　耄耋之年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和他的妻子基蒂在东萨塞克斯的宁静偏僻的村庄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城市作家，还是一个极有争议和影响的新闻人物。莫格里奇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那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引导他进入了秘密世界。他的很多谍报工作有时候使他得意非凡，有时候使他心灰意懒，一度还曾逼得他差点自杀。
　　今天，老莫格里奇像以往一样诙谐机智。他那红润的慈祥面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滑稽之处。他就像一个以思考人生为乐的饱经忧患的潘趣先生英国成功的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钩鼻，驼背的滑稽主角。。虽然他胸藏锦绣，但却决不吹嘘他的传奇生涯。他通过严格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
　　（图片潘趣或滑稽的木偶）
　　然而在基蒂眼里莫格里奇是一个锋芒华露的圣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才华的淘气的“爬格子虫”，一个生活快到了尽头还不知停歇的流浪者。他喜爱从丰富的谈话中汲取养分。“马尔科姆和休（休·金斯米尔）过去每夜都要畅谈数小时。我真想朝他们扔一本书。”基蒂·莫格里奇这么说道。
　　莫格里奇生于1903年。他的祖父在潘奇承办丧事，在莫格里奇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抛弃了家庭。于是，莫格里奇的祖母不得不开一家旧家具店，勉强维持生计。
　　莫格里奇的父亲13岁辍学，在一家生产衬衫的公司里打杂。他毕生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经过奋斗当上了公司秘书，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常常在家乡克劳顿的萨里街集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与商贩们展开辩论。演说内容主要是抨击旧秩序，宣扬社会主义新理论。他的听众不多，但他确实有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在莫格里奇的自传《蹉跎岁月录》第一卷《绿枝》（1972年出版）中，他写道：“我和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忠实听众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唱《红旗颂》，我那走调的声音就混杂在他们深沉的嗓音之中。”莫格里奇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市工党议员。莫格里奇一家戴上了红玫瑰花饰，替他的竞选演讲压场，热烈地为他助威。这种家庭助阵是有根源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打算让俄国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家庭军队则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家里，莫格里奇从克鲁泡特全的《回忆录》中第一次知道了俄国。虽然家里藏有《资本论》的普及本，但他和他的父亲谁都没去读它。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小学读书，后入塞尔赫斯特文法学校。他的毕业成绩并不出众，但他还是考进了剑桥大学。十七岁那年入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四年后他勉强通过了考试，但是他所修的科目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以后再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过兴趣。在剑桥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不久，他发现他们的文化教养与他自己格格不入。剑桥的生活令他十分厌倦，他把漫长的闲散时光消磨在薄雾迷濛的乡间散步之中。在他毕业那一年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杰出的神甫、学者和神学家的埃里克·维德勒。他们的友谊一直绵延到今天。由于维德勒的缘故，他搬进了剑桥的礼拜堂（神甫的住所）。在大学生涯中，他第一次过上了快乐的日子，长期与友为伴使他获益匪浅。
　　埃及应聘
　　莫格里奇离开剑桥后去印度旅行。那块大陆上遭受贫困和英国统治而仍保持心灵安宁的印度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英国后，在伯明翰一所人满为患的学校里代授英语。1927年，他和伦纳德·道布斯的妹妹基蒂结了婚。他在剑桥搬出礼拜堂后是和伦纳德·道布斯共住一室的。基蒂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基蒂的姑妈碧丽斯·韦勃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而基蒂的母亲则是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来自于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制陶工人家庭。道布斯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很高兴，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比较犹豫。莫格里奇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转机。
　　莫格里奇通过丈人结识了享利爵士的儿子休·金斯米尔，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和莫格里奇之间牢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金斯米尔去世。
　　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国学校招聘教师的广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兴奋心情去报了名。结果他被录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发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亚。
　　（图片埃及，金字塔）
　　到达明亚后，莫格里奇马上注意到那里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视的印度社会的状况，只不过在埃及英国的统治软弱得多罢了。这份教师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简直与他在伯明翰的情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学生的肤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机前埋头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好像还很遥远，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来开罗的《卫报》特派记者、作家阿瑟·兰森。十月革命时兰森就在俄国，他对那场伟大革命的亲身经历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兰森肚子里有数不胜数的秘闻掌故，他说有一次他还和列宁下过棋。兰森把莫格里奇推荐给《卫报》编辑C·P·斯科特。几周后，斯科特回信建议莫格里奇先当三个月见习编辑。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无所获的教书生涯也许要宣告结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俩回英国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担任《卫报》社论作者期间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家金斯利·马丁，莫格里奇一家暂时就寄居在曼彻斯特他的家里（后来，他们一家搬进迪兹伯里的一套公寓里），有时候C·P·斯科特会来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写社论外，还开始为《曼彻斯特每周卫报》和评论杂志写稿。他的剧本《三套公寓》由戏剧协会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后颇受好评。波特南出版社总经理康斯腾特·享廷顿在美国出版了《三套公寓》，并提议莫格里奇写些小说。于是他写出了取材于他对克劳顿的童年回忆的《衰容》（1931年），这本书同样受到欢迎。莫格里奇觉得他终于实现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当自由作家的念头，他认为脱离活跃的报界和他现在很喜欢的闲话专栏太冒险太孤立，他就是在报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种辛辣尖锐的幽默感的。
　　俄国寻梦
　　1932年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莫格里奇的父亲失去了罗姆福德众议员的议席。年轻的莫格里奇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英国是一座腐朽衰败的城堡，如今在强盗的统治下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了。在阿瑟·兰森的影响下，他对俄国的新时代兴趣倍增。他深信那鲜为人知的革命圣地即便还不成熟，但却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可是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卫报》恰巧给了他一次机遇，莫格里奇的新闻编辑，自然也是他的竞争敌手，建议他去取代即将返回美国的《卫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廉·享利·钱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满怀希望动身前往俄国。他们对战后俄国的田园生活很有信心，并计划在那里定居。莫格里奇象征性地烧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则烧掉了她的晚礼服。他们变卖了珠宝，撤销了银行账户，甚至还处理掉了他们觉得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不会受欢迎的书籍。他们想把以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痕迹统统消除干净。《卫报》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当时十分乐观的他确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会放弃《卫报》的工作，过上完完全全的苏联人生活。基蒂此时又怀孕了，他决定让他的第二个孩子成为苏联公民。
　　（图片莫斯科红场）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刚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坏运。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莱斯摩找到一幢乡间别墅时，基蒂却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觉得她生命垂危，这种充满忧愁的恐惧完全替代了他对俄国空想式的热爱。基蒂病愈后返回英国生产，而莫格里奇则留在俄国继续寻觅俄国梦，但是他找不到。当他给《卫报》撰写完第三篇有关俄国饥荒的调查文章时，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这些文章一旦发表，他的签证就会受阻。但是那决不能使他放下笔来，因为他在俄国的一些富饶地区亲眼目睹的人为饥荒使他深恶痛绝。他目击了一场导致深重苦难的军事行动，他的俄国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当基蒂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然降生，并且他们有望住进一幢瑞士木屋时，莫格里奇很高兴地抛弃了他的新生活。随后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里写下了他的俄国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内瓦的国际劳动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转入国际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出所料，他回到伦敦后，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会主义刊物的严厉谴责。厄运接踵而至：他失了业，他觉得是俄国之行把他给毁了。然而，专业作家的运气变幻莫测。阿尔——斯波蒂伍德出版社买下了他的小说《画宫》的版权，乔纳森·凯普还委托他写一本塞缪尔·伯特勒的传记，计划在伯特勒百年诞辰之际发行。这时莫格里奇似乎时来运转了。
　　时来运转
　　倒霉的是《画宫》惹出了麻烦。《卫报》威胁说要以诽谤罪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书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过于接近《卫报》编辑C·P·斯科特。《画宫》的出版商不得不收回此书。莫格里奇又一次囊空如洗，他将不得不在自由作家生活的暗礁丛中挣扎度日。然而，就像先前发生的那样他又时来运转了：他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政治家》的邀请，欣然受命出任助理编辑。基蒂刚刚生下女儿范伦坦，她决定和孩子们留在伦敦，让养家糊口的丈夫一个人启程赴印度。
　　莫格里奇在加尔各答极其惦念家人，凄凄惨惨过了一年光景。多亏《旗帜晚报》以每周20镑薪金聘用他到“伦敦人日记”编辑组工作，从而使他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国后他在“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遇到了布鲁斯·洛克哈特。洛克哈特是英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个间谍，他在1932年出版的《一个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追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的传奇色彩深深地感染了莫格里奇，使他对早期谍报世界的奇谋秘计发生浓厚的兴趣。
　　莫格里奇一家搬到东萨塞克斯的巴特尔附近的沃林顿后不久，夫妇俩发觉分离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甜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此时他们膝下有了四个子女——三男一女。但是，莫格里奇很快又躁动不安起来，他离开了“伦敦人日记”编辑组，替《每日电讯报》撰写书评，为罗达夫人的《时间与潮流》捉刀代笔，又开始了一段自由作家的冒险生涯。他的脾气似乎生来就是如此，除了写作以外什么事也干不长。他们在沃林顿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不得不从井中打取洗衣水，提着水桶去远处取泉水饮用。生活虽说艰难困苦，但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休·金斯米尔就住在附近，他和莫格里奇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俩一起开始为《夜与昼》写稿，那是一份由格雷厄姆·格林担任文学编辑的杂志。供稿人有伊夫林·华尔、奥斯伯特·兰卡斯特、伊丽莎白·鲍温、约翰·贝杰曼、安托妮娅·怀特和安东尼·鲍威尔，集中了现今文坛的众多光辉人物。
　　过时的情报课程
　　英国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一，莫格里奇报名参军，但当天下午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因为军队里只招收专业技术人员，他被坦率告知新闻工作职业不予考虑。他沮丧气愤地继续撰写评论。然而不久，他在情报部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莫格里奇对能为战争效力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变幻莫测的工作。自从俄国梦破碎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兴奋激动，准备接受战争可能带来的命运转折。他暂时收敛起他那躁动不安的老脾气，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中去。他平生第一次决定为人民的共同目标展露他的才华，但这意味着他必须与基蒂和孩子们分离——这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极其坦率地写道：“我这么做不是被迫，也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责任感，而只是由于虚荣和冒险心理的缘故。我想，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想独自去干我所爱干的事情。”然而，后来他非常想念家人，变得异常消沉。
　　情报部在布鲁姆茨伯里区的伦敦大学新楼里草草成立。部里好像主要有两种人：一大帮进进出出的信使和拿着公文包忙忙碌碌的穿制服的人。莫格里奇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他有新闻工作经验和活跃的创造力，他赢得了同仁们的欢迎和尊敬。这个部门也吸收了别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棚里对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播音；格雷厄姆·格林，他也在情报部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展开工作。
　　（图片伦敦的景色）
　　格林和莫格里奇由于工作关系，彼此很熟。格林住在情报部附近一幢鸽笼似的狭小公寓里，莫格里奇有时候前去拜访他。如果留下来吃饭，他就会发现菜谱很简单，主食是香肠。他注意到格林不管境遇如何，好像总是过着最节俭的寄居生活，他很像是一个流亡者。二战后期他重逢格林时，格林所住的克拉彭公共宿舍在大空袭中已经被炸毁了，他的家人都搬到了乡下。在莫格里奇的印象中格林喜欢一个人独居。
　　几个月后，莫格里奇参加了汉普郡阿什维尔的陆军秘密警察部队。一旦穿上制服，在军纪约束下，他就感到这种呆板的生活令他很不自在，不免又向往在情报部里那段坐办公室喝茶的惬意日子。他学了一门安全情报课程，他对课程训练中的某些荒唐之举，诸如利用最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戴姆斯·布兰奇斯组织很不满。那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坐在窗前一边织毛线一边数军列车厢，估算德军集结动态的比利时妇人。这门老掉牙的课程中还包括从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之类的老百姓那里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方法。虽然有教材，但却散发着一股子外行做戏的强烈气味。学员们一致认定这种情报网太落后了。最后，莫格里奇被调到谢佩岛，核查德军入侵法国时溃逃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他在那里获得了比较实用的保安工作经验。
　　（图片老妇女坐在窗前或织毛衣）
　　艾恩赛德将军被撤职
　　莫格里奇的下一个工作是在伦敦奈勒大楼内的统帅部值勤。随着德国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渐渐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务里。值班军官的职责就是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发出德国进攻的警报。万一德国果真进攻英国，他们就要立刻警告总部。随后总部就会对广播大楼和电话局之类的通讯枢纽展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并把一些人员调往弗吉尼亚湖边的一座构造特殊的地下指挥部，在那里设立紧急行动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职责还有参与防止敌国间谍打入总部的反间谍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欢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欢迎，”他记得，“我被赶出了那个鬼地方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太特殊的缘故。”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调查总司令员恩赛德将军——巴肯笔下的理查德·汉内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组织有着颇为可疑的神秘纠葛，后来他被撤了职。
　　在大空袭中，莫格里奇常会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伦敦黑暗空荡的马路上。有时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还会和他一起去“风车”剧院看戏。那里的观众无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级庸俗的戏。莫格里奇觉得格林之所以喜欢格调不高的东西是因为他偏爱观看恶魔戏的缘故。这种悲凉的心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体现。格林还告诉莫格里奇，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在“风车”剧院里坐在何处才能获得最佳视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袭时格林在冒险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别的忏悔，这使莫格里奇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张三等车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会升天堂，而他则要入炼狱。莫格里奇从认识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对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激情抱有一种特殊的超脱态度。在他看来，格林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当他偶遇格林时，常常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神情。伶牙俐齿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开说格林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罪人的圣人；而他，莫格里奇，则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圣人的罪人。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说：“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你出卖你的祖国，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出卖你的朋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总是说他宁愿住在俄国，我看他准是疯了。这肯定不是真的。”至于格林笔下描绘的秘密情报处，莫格里奇对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认为以特雷弗·威尔森（一名军情六处办案军官）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优秀最真实的间谍小说是《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图片伦敦被空袭后的废墟）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里的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为：“经受道德折磨的邪恶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袭时常常没完没了地发牢骚，莫格里奇认为他说话过于随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他和基姆·菲尔比的公文包里都带着秘密计划。尽管伯吉斯得了某种顽症，但莫格里奇并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任何阴谋气息，他只是散发着一种腐朽衰亡的气息，象征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
　　非同寻常的审判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任务是在1940年10月出席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由于他在统帅部里的新上司罗斯·埃特金森上校对军情五处管辖的事务很有兴趣，他列席旁听了那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审判。
　　美国外交官泰勒·肯特和俄国流亡者安娜·沃尔克夫受到破坏安全罪的指控。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沃尔克夫曾是沙皇俄国大使馆里的最后一任海军武官。俄国革命之后，他们父女俩流落英国，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对面开了一家俄国茶馆。安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肯特在苏联待过一段时间，对反苏也同样着了魔。而且他还激烈地反对罗斯福。他涉嫌把秘密文件拿出美国大使馆（当时大使是约瑟夫·肯尼迪）交给安娜，而安娜把其中一些文件转交给了威廉·乔尔斯。后者欣然收下，把它用作柏林反盟国广播的宣传武器。莫格里奇把肯特视为“穿着精心裁剪的定制西服，喝着葡萄酒，脾气极其暴躁”的美国绅士。
　　莫格里奇透露，当时军情五处的反颠覆部门负责人马克斯韦尔·奈特出庭作证指控肯特，但他并不觉得奈特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军情六处肯定认为奈特宝刀已老。此案中另一个奇特的人物是阿奇博尔德·莫尔·拉姆齐上尉。后来奈特把他扣押在曼岛上，因为他也看到了邱吉尔和罗斯福交流意见的有关文件。要是文件内容泄露出去，罗斯福再度竞选的机会也就断送了，美国参战也可能因此受阻。
　　拉姆齐是一个单纯的爱国基督徒，他坚信世界正遭受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共济会的三角阴谋的威胁。1939年他创建右翼俱乐部，企图利用日渐高涨的反犹太反共产主义情绪，把势力渗入伦敦城和白万。莫格里奇是在法庭上见到拉姆齐上尉的，当时他与一大批被拘留的同伙一起正在接受有关他和沃尔克夫案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