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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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稿后就审看，但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令他担忧的是《沙滩之谜》的情节和风格。他惟一满意的是书名。终于他将完成的作品寄给了史密斯。但没隔多久史密斯退回了书稿，要求作大幅度的修改。奇尔德斯闷闷不乐地照办了，虽然对史密斯所提的修改意见他没有一条是赞同的，但他还是准备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他妥协。经过艰苦的改写，他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
　　德国人的阴谋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奇尔德斯都不曾料想到这本书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奇尔德斯在弗里西亚群岛海岸边游航时产生的挥之不去的感受：他觉得曾经是世界中心的英国极易受到来自海上的侵略，尽管她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沙滩之谜》的情节主要是围绕两名驾驶快艇的英国人，无意之中发现德国企图侵略英国的阴谋。他们将荒凉孤寂的弗里西亚群岛，作为入侵英国未设防的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跳板。卡拉瑟斯——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非常懒散，喜欢让一帮俯首帖耳且又谨小慎微的水手驾驶着大型快艇远航，后来在海上遇上了沉默寡言的戴维斯，戴维斯驾驶着一条名叫“达尔西贝拉”的私人小船，这是一条与奇尔德斯的那条心爱的但笨重的“维克森”不同的船。
　　（图片两艘游艇在海上航行）
　　奇尔德斯的朋友大都能从戴维斯身上看到许多属于他的特点：不善交际，自我意识强烈，谦逊勤勉，多才多艺。其实在戴维斯和卡拉瑟斯身上都有奇尔德斯的影子：追求尽善尽美的戴维斯热爱荒岛，而卡拉瑟斯尽管好高鹜远但聪明能干。《沙滩之谜》受到了英国上上下下的欢迎：航海爱好者、侦探小说迷和政治家。约翰·巴肯拜读了此书后感触很深。也许这本书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因为巴肯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爱国“惊险”小说的传统写法进行创作的。他称奇尔德斯的这本书为“四分之一世纪里出版的探险小说中最精彩的一部而人物性格方面，我以为是我读到过的所有探险小说中最为真实可信的；北方阴沉沉的天空，延伸数英里的泛着泡沫的水域和潮乎乎的海滩都被描绘得妙不可言，完全可以和康拉德的任何一部作品相媲美”。对这部书评论家们也交口称誉，尽管情节呆板；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们尤其感兴趣，而且好生纳闷：奇尔德斯何许人也？他怎么对德国海岸线的情况了如指掌？
　　于是他们开始想知道英国未设防的沿海地区究竟有多么薄弱，果真像书中所暗示的那样，一支小小的舰队就能成功地在那儿登陆，并长驱直入。巴兹尔·威廉斯巴兹尔·威廉斯——当时的一位政治家。写道：“几乎没有人了解到这个戴着眼镜，瘸着腿（坐骨神经痛引起的）的不引人注意的矮个子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悄悄地驾驶着一条单手操作的粗制小快艇在泰晤士河湾度周末，直到某一天偶然走漏风声。”在书中戴维斯发出警告：“我们并未严阵以待（针对德国），也没有注意它的动向。我们在北海没有海军基地，也没有一支北海舰队。我们最精良的战舰因吃水太深而无法在北海航行。更糟糕的是我们竟傻乎乎地把赫利戈兰德让给了德国，这是箝制北海海域的要地呀。”
　　奇尔德斯确信德国已意识到控制北海的企图只会导致败给英国海军的结局，但它一定看到了在弗里西亚群岛或附近区域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从那儿派遣用大型航海驳船运载的配有最轻便型野战炮的步兵，所有船只将由战舰护航，在涨潮时向英国海岸逼近。
　　海军大臣的保证
　　在小说1903年3月第一版的跋里，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上将说：“非常巧，此书印刷时，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书中所述的一些薄弱环节和隐患。”事实上，约翰·费希尔爵士只是委婉地表述了政府的反应。实际情况是小说出版后，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反应：在苏格兰的福思湾开始兴建北海海军基地，北海舰队也随之建立了起来。此举令人宽慰，并受到下议院的热烈欢迎。不幸的是它的船只已落伍，显然不能与德国的海军抗衡。军事部署委员会也强调建立志愿后备军的迫切性，但这只是一个建议，为此奇尔德斯相当懊丧，因为他相信，为保卫王国而训练每一位英国公民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费希尔满不在乎地指出：别担心，对不列颠诸岛的侵略战争不会即刻爆发的。看来他没有考虑到长期的侵略威胁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因为英国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而是因为在力量对等的战争中，只要掌握着制海权就极有可能形成长期的拉锯战。不过英国的弱点已被奇尔德斯的想像力——一种英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将在作家身上寻找并使之发挥作用的品质——所发现。
　　（图片军舰和港口）
　　邱吉尔的判断
　　奇尔德斯所提供的军事情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与他联系，希望他提供更多的情报，其中包括罗斯伯里勋爵。他想确切地知道《沙滩之谜》一书中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虚构的。罗斯伯里也鼓励奇尔德斯继续写作，因为经过这样一阵担心爆发侵略战争的恐慌之后，他极想知道奇尔德斯的想像力还能提供多少情报。奇尔德斯自己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尽管是基于自己对德国海岸线的细心观察，但都是他构想出来的。不过利奥波德·埃默里，一个曾在德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南非工作过的《泰晤士报》记者同意他对德国军事野心的估计。奇尔德斯写出书后不久，邱吉尔告诉他，他所提及的侵略方式德国人早已制定了。
　　1903年秋，利奥波德·埃默里请奇尔德斯写《南非当代战争史》第5卷，当时埃默里任该套书的主编。奇尔德斯认真研读了埃默里写的前两卷，起初他并不想接受这一邀请，后来考虑到他的朋友巴兹尔·威廉斯接受了撰写第4卷的委托，也就同意了。奇尔德斯决定：以荣誉炮兵连在南非草原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团史必须首先写出来。尽管完稿后他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但他还是提不起精神，因为他明白，浩大的工程至少要占用他三年的业余时间。
　　海军情报部改组
　　《沙滩之谜》的出版终于迫使英国海军情报部采取行动。1910年5月，两名情报官员接受派遣，前往德国刺探海岸防务情报，并对弗里西亚群岛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很快发现英国海军情报部现存的海图以及情报资料全都过时了，有关神秘的弗里西亚群岛的惟一可信的资料，竟是他们从奇尔德斯的小说里收集到的。实际上奇尔德斯所做的只是将取自德国和英国地图的信息综合起来，然后绘制成图，用在小说里而已。
　　这两名情报官员，皇家海军上尉布兰登和上校特伦奇在这次间谍活动中不幸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使英国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直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才被德国皇帝赦免。这次缺乏经验的侦察活动，导致了英国海军情报部的彻底改组。
　　“双重的叛徒”
　　此书出版后，厄斯金·奇尔德斯陶醉在一片爱国主义的赞扬声中，不仅是公众，政治家们也把他视作英国伟大的探险家之一，尽管他貌不惊人，个性缺乏魅力，而且事实上他还是个爱尔兰人。他对爱尔兰独立事业的热情是导致他走向毁灭的祸根。他的作品很快成为间谍小说经典之作，但人们对作者的钦佩心情则逐渐消失了——至少在英国人眼里是这样。以后数年里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引起争端的爱尔兰独立事业上。1910年他改变信仰，献身于爱尔兰自治运动。1914年7月，他和妻子玛丽驾驶着他们的快艇“阿斯加德”号从欧洲沿海地区前往爱尔兰海岸的霍思港运送军火，他们认为这符合阿斯奎斯阿斯奎斯——当时的英国首相。的“自治法案”。他不想通过背叛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的英国来从事自己的事业。不过，奇尔德斯逐渐成为一名爱尔兰事业的狂热支持者，与极端主义分子的接触越来越频繁。1919年他和全家一起在爱尔兰定居。在与英国政府就签定《爱尔兰条约》的谈判中他担任过爱尔兰代表团的总干事。他猛烈抨击迈克尔·柯林斯和阿瑟·格里菲思，因为这两位共和主义者倾向于接受这一条约，而他认为这条约没有支持完全的独立。他认为条约所提出的把北爱尔兰分割出去的条款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
　　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政府成立后，奇尔德斯参加了反对该政府的共和军，卷入了赞成条约派与反对条约派之间的纷争。然而他最终发现英国政府和爱尔兰自由邦政府都把他视为叛徒。
　　临刑
　　1922年11月10日，自由邦政府军包围了他母亲的住宅，当时他正住在那儿，他没有拒捕，尽管他有枪，因为他怕危及母亲和妻子的性命。虽然他拒绝承认设在都柏林的军事法庭，但他被该法庭判处死刑并在贝加斯布什兵营内被枪决。临刑前他与行刑队队员一一握手告别。许多人曾设法营救他，其中包括乔治·萧伯纳。
　　然而同时，《沙滩之谜》仍在出售，而且一版再版。这是对这位探险家的最高赞扬。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想像力，竟预见到敌人可能对本国发动进攻；而且还是第一位探讨双重间谍及间谍活动在道德上的合法性问题的间谍小说家。


第10章汤姆·德莱伯格
　　汤姆·德莱伯格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为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工作。
　　精彩旁白汤姆·德莱伯格1905年出生，毕业于兰辛学院。同性恋者，英国共产党员，著名专栏记者。在军情五处他以“间谍巨头”闻名。他掌握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但他始终没有把它似用于虚构的作品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汤姆·德莱伯格作为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打入英国共产党内部，但是最终安东尼·布伦特暴露了他的身份。德莱伯格是被马克斯韦尔·奈特招募进来的。奈特是军情五处的老资格官员，他当时在军情五处负责对共产党或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工作。
　　葬礼闹剧
　　1976年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里，为汤姆·德莱伯格举引的葬礼前的守灵仪式，是一场场面壮观的闹剧。德莱伯格给他的送葬者留下一笔钱，供他们开怀畅饮——这是一个早已达成的协仪。欢宴者中有坐过牢的，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有俄国使馆的代表，也有一些在他所感兴趣的“粗野行当”里接触过的年轻人。他们醉态百出，结果发生了殴斗。相比之下，在他的家乡，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韦尔举行的葬礼就显得体面、克制些。套着紫色棺罩的灵枢上覆盖着特制的红旗。哀悼者显得更有身份些，其中包括迈克尔·富特、劳动党副主席和黛安娜·库珀夫人这样一些著名人士。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妻子没有到场。她是这一婚姻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出于某种利益关系。
　　同性恋
　　1905年出生的汤姆·德莱伯格，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他还在萨塞克斯郡的兰辛学院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尽管在他个人信仰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以及后来在《每日快讯》报社里当记者时，他一直是一名党员。
　　德莱伯格的童年充满着孤独，受到种种限制。德莱伯格的父亲原是印度的一名警察局长，但在他14岁时去世了。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姓氏不明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健康状况欠佳。德莱伯格非常爱他年迈的母亲。当他步入青春期时，孤独感愈益加重。母亲39岁时生下他，而他5岁时，两个哥哥早已二十出头。德莱伯格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他承认自己在预备学校时就开始有同性恋倾向。他对这所学校深恶痛绝。当他还是个少年时，他就开始在公共厕所里制造“邂逅相识”的插曲了。他还特别喜欢去教堂。无论是圣公会的高教会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他都能从中发现一种宗教的美感，他喜欢弥撒仪式中的神秘色彩。
　　在兰辛学院，德莱伯格曾一度靠拢劳动党，受挫后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大概是在这段期间，他初识了所谓的魔术师阿莱斯特·克劳利，他是个黑人。他们在伦教的艾斯尔塔餐馆会面，并共近午餐。德莱伯格记得克劳利来时，穿着一条裁剪得体的绿色手织花呢灯笼裤，颇有学究气。他与他保持了许多年的友谊。
　　当他离开牛津大学时，德莱伯格感兴趣的“粗野行动”仍在发展。他常常带着性目的与他随处相遇的年轻工人接触。伦敦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圈子。这种生活圈子很自然地吸引了德莱伯格。他参加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茶会，在那儿他结识了艾略特和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在西特韦尔兄弟的帮助下，他在《每日快讯》报社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当记者，不久，他成了“伦敦漫谈”闲话栏作家。不言而喻，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了。当这一专栏被比弗布鲁克比弗布鲁克（1879—1964）英国报业巨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英国内阁成员。扼杀后，他当了锋芒更加外露的“威廉·希基”专栏的记者。
　　充当“内奸”
　　德莱伯格是在当“威廉·希基”专栏记者时，引起马克思韦尔·奈特的注意的。奈特立即雇请他打入到比弗布鲁克称之为“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的圈内。喜欢参与密谋策划活动的德莱伯格，当然迫不及待地受命而去。但他作为渗透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他在与人接触交往中显得过于随便，根本没有特工人员那种谨慎的作风。正是看在奈特的面子上和他出色的采访才能，比弗布鲁克才容忍他继续呆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内，而且对他的不正经竟也熟视无睹。1938年5月19日，德莱伯格在《黄昏的烛台》的“伦敦人日记”专栏里，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但这篇文章不是完全出自德莱伯格之笔，比弗布鲁克本人从中插了一手）：
　　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产品之一。他们都是些绅士，通常是些中年人。他们聚合在一些时髦的餐馆里。当他们品尝着只有这些餐馆供应的美味佳肴，畅饮法国和西班牙名酒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随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也是一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当他还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时，他就已同情他们的观点，并与共产党员约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奈特对这个俱乐部发生了兴趣，因为它明确表示，团结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党员是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虽然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与之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狂妄思想的攻击，但奈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目的。第一年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这本书的预订数字竞达到了5万册！他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直到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奈特急于监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的行动，因为他常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样，德莱伯格成了最佳人选。
　　比弗布鲁克在“伦敦人的日记”这同一专栏里，发表挖苦人的议论——这个专栏可以不用真名，他钻了这个空子：
　　另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专栏作家汤姆·德莱伯格。由于他的观点与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德莱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责。但他反驳说，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得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病——营养不良的牺牲品；条理清楚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指出饮食不当这一点；既然他工作中最伤脑筋的是偶然得与阔老富豪、达官显贵们交往，那他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一种麻醉剂；而且他还不得不发现一种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问德莱伯格，能否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发现的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传递给他。德莱伯格答应替他这么干。奈特并不要求他监视任何人，或为逮捕某个人制造些条件，只让他注意动向。党性不是很强的德莱伯格，并没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但他默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莱伯格需要奈特帮他隐瞒同性恋的丑事。当时这种丑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鲁克出面加以粉饰，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奈特得知德莱伯格老爱光顾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时，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他在那儿遇到麻烦时能打电话叫人帮忙。奈特不仅欣赏德莱伯格一流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乐意有他作陪，因为他是一个情趣横溢，富有感染力的伙伴。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处，他不仅同哈里·波利特的关系十分友好，而且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尔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而德莱伯格无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苏联对军情五处的愈益严重的渗透。
　　败露
　　安东尼·布伦特让德莱伯格在军情五处的工作突然中断。当时布伦特负责检查中立国家的外交邮袋。他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还代表军情五处，出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布伦特虽然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但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人办公室内，他看见过德莱伯格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国飞机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当时他无法弄清楚谁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因为上面的落款只是个代号M8。随后布伦特向苏联的情报官汇报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苏联情报官要他查明M8是谁的代号。由于奈特的部门不受军情五处支配，所以要破译这个代号不容易。六个月快要过去了，布伦特仍一无所获。只是以后当他读到另一份报告时，他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在这份报告上提及了德莱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英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严厉的反应。那天德莱伯格与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个支部大会。途经一家小酒馆，他们进去喝了杯酒。这时肯尼迪结结巴巴地说，他受命通知德莱伯格，他已被开除出党。德莱伯格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要肯尼迪说出理由，但肯尼迪说，他只是个传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委。惊恐不已的德莱伯格便去拜访他所认识的在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罗宾、奥利夫、佩奇·阿诺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尔。他挨个儿问他们为什么把他开除出党，而他们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样。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莱伯格可以以左翼无党派人士的资格参加议员竞选，因为他能坦然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然而布伦特怒不可遏，因为如此干脆地把德莱伯格开除出党会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牵连的人都非常清楚，告发者一定来自军情五处内部。
　　两只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国记者，爱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彻，声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德莱伯格间谍生涯的证据，并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邮报》上，以及在《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中加以披露。平彻认为德莱伯格是军情五处招募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他伪装得极其巧妙，谁也不曾怀疑一个将要成为劳动党主席的人，会受雇于安全机构。
　　（图片两个公文包）
　　平彻宣称，德莱伯格还在兰辛学院念书时，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参加共产党布莱顿支部的。他还说，尽管俄国人知道M8是谁，然而当德莱伯格在1942年6月当选为议员时，军情五处还是雇用了他。他向奈特汇报下议院左右两翼的活动。战后，克格勃试图收买德莱伯格，让他向奈特传递假情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莱伯格为秘密党员。波利特宽慰他说，下议院内好几位议员发挥着秘密党员的作用。然而，德莱伯格向奈特汇报了这一情况。奈特指示他，只要使这种同波利特的接触公开化就行了。
　　1956年德莱伯格去莫斯科拜访盖伊·伯吉斯，因为他正在写盖伊·伯吉斯传。后来以《盖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为书名出版了。回国后他向军情五处汇报说，俄国人要他定期向他们传递有关劳动党内部活动的情报，而当时德莱伯格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使他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194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一直担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于劳动党那时已成为在野党，接触不到政府机密，所以军情五处同意德莱伯格向前苏联汇报他选定的任何情报。作为回报，德莱伯格保证站在军情五处的立场上与克格勃的联络员接触。
　　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