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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过间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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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惟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如何使“威尔逊”离开阳台？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倡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们俩构成了极易冲突的统一体。
1946年当格林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时，他很快发现在塞拉利昂编写和破译没完没了的密码电文阻碍了他创作能力的发挥。他还发觉写作这本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他私人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他在1980年出版的《出路》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战争通过闪电战、被潜水艇击沉的船只；在非洲则借助里尿病毒带来死亡，以此作为种种解决方式；然而我在这里活着，将不幸带给我所爱的人们，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格林的堂兄爱德华透露，是他妻子维维安使格林皈依天主教的。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后来他们早已分居。
格林在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最初阶段就遇到的技术难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使威尔逊这个角色离开阳台。他正在西非殖民地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主人公斯科比警官。很显然，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都可以始于阳台，格林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决定与其写一部娱乐性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严肃小说。但小说完稿后格林对它并不满意，觉得情节太多，宗教道德思想强调得太过分。然而，尽管他有许多遗憾，但事实上读者对这本书还是十分欢迎的。他否认他的好朋友塞拉利昂的警察局长是斯科比的原型人物，他也否认威尔逊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在西非海岸活动的军情六处情报人员塑造的。惟一取材于他特工生涯的真实细节是葡萄牙班船和以此为非法运输工具的金刚石，以及信件。
维也纳“谍影”
1948年格林在维也纳为亚历山大、科达试写电影剧本，结果不仅使令人难忘、风格独特的影片《第三个人》上演，而且此剧本还改写成了同名小说，并于1950年出版。《第三个人》不是一部真正的间谍小说，但很容易使人想起间谍活动一直很猖獗的维也纳。战后维也纳被四个列强瓜分，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盘。1948年2月格林来到这座城市里，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句话：“一星期前当哈里的灵柩埋入二月冻土之中时我已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所以当我在施特兰德的人群中看见他视同陌路地从我面前走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施特兰德在这部影片中成了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外景，但哈里·利姆这个人物给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格林曾和一位向他透露过“地下警察”情况的情报官员共进过午餐。这位情报官员告诉他“地下警察”在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巡逻，这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已成了这座被肢解的城市的地下走道。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主要是拦截来自这四个地区的间谍。另一个激发格林想像力的因素是人们可以从设在人行道上的不引人注意的广告亭内进入下水道。
（图片旅馆的阳台）
（图片《第三个人》剧照维也纳的风景）
巴西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卡瓦尔坎蒂也请格林替他写个电影剧本。为此，格林决定写一部间谍题材的喜剧剧本，取材于他在葡萄牙时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间谍机关欺骗行径的情况。《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中的主人公沃莫尔德是个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真空吸尘器推销员，却有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军情六处把他吸收了进来。为了维持日趋好转的经济状况，沃莫尔德声称他已发展了一些其实根本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接连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有关他们的假情报。卡瓦尔坎蒂在正式开拍这部影片之前，决定先征得军情六处的许可。结果非常不幸，军情六处很快给了他答复：嘲弄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影片是不会获得许可证的。至少卡瓦尔坎蒂是这么对格林说的。对整个计划已丧失信心的卡瓦尔坎蒂心想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没有编造出一个能推卸掉责任的借口，才遭此厄运。然而格林并不打算搁置这个不恭的主题思想。当他后来访问哈瓦那时，他明白这儿才是上演这部离奇喜剧的地方。沃莫尔德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那位征召新兵的军官霍索恩喜欢躺在床上通过电话给他的厨师下达命令的习惯则是辛克莱上将的习惯做法——这一细节是辛克莱的侄女告诉格林的。
对格林来维也纳，俄国人心存疑团，因为他们知道他在秘密情报局干过，猜测他是来维也纳接管军情六处分设机构的工作的。他们还了解到格林曾是共产党党员，但这段历史非常短暂。据说一名克格勃特工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等官员说过，遗憾的是格林只能以小说家的资格在维也纳逗留，因为他现在比那儿的英国特务机关头子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下水道里的事情。
《沉默的美国人》（1955年出版）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活动为背景，呼吁人们运用常识防止一场小规模的残杀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一部含义深刻的小说，只能出自目光敏锐的前情报官员的手笔。
两种忠诚
几年后，在布伦特曝光之前，格林写出了《人性的因素》，小说的背景放在前苏联。这是反映特工内幕的最冷酷的小说之一。非正统派主角莫里斯·卡斯尔是个双重间谍。情节的发展极其微妙，张开的网最终以其毫不宽容的精确性围住了卡斯尔。格林战后打算写一部不搀杂任何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间谍小说，而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则在以后的詹姆斯·那德历险记中可以找到。格林想把谍报工作描述为没有浪漫色彩却受到职业约束、而且领不到养老金的行当。不过他承认《人性的因素》用的都是些过时的材料，因为这部1987年出版的小说动笔动得比较早，可是写了二三年后又弃笔不写了，主要是因为发生了菲尔比的背叛事件。虽然卡斯尔这个双重间谍和其他角色都与基姆·菲尔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格林非常担心公众舆论会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从菲尔比身上获得了灵感。
在该书出版之际，格林接受了《星期日电讯报》的一次难得的采访，在采访中格林说：“在所有书中，也许《人性的因素》是最难写的了——大概还有《名誉领事》。完稿后如释重负。”他又说《人性的因素》含有强烈的离奇成分，这是在写作间谍小说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因素。在这次采访中他再次明确表示，就个人而言，他是喜欢菲尔比的。他常常自问，要是当时他发现菲尔比是个密探，他会怎么做？但由于他们那里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所以格林认为，“假如他醉后无意之中说漏了嘴，我也许会给他24小时澄清事实的机会，然后向上汇报”。格林对忠诚的看法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互相抵触的忠诚是我经常谈及的话题，它强烈地震憾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因素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特工的作用就是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它从一个完全不同于领导所希冀的方向牵制他。我是指对他妻子的爱，对他所抚养的孩子的爱。我是指这种比对国家的忠诚还要伟大的忠诚。
《人性的因素》这部小说格林写了2万5千字之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但时时牵挂在心。当他决定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疑虑和犹豫。虽然他觉得菲尔比丑闻已成为过去，但他写完后仍然没马上将书稿寄给出版商，一直考虑着是否要用笔名发表的问题。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格林已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了。随着戴维斯这个重要人物的被谋杀，暴力悄然登场。他不认为珀西瓦尔医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英国特工人员。但他最后裁定这部小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书名。他后来把小说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爱情故事。
叛逃
格林给在莫斯科的菲尔比寄去了一本《人性的因素》。菲尔比的看法是卡斯尔的前苏联背景太惨淡了。菲尔比虽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比卡斯尔重要得多的间谍，但觉得卡斯尔本可以像他一样为自己多作些准备。至于吸收进来的珀西瓦尔医生，他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珀西瓦尔多少有点像菲尔比和格林两人在军情六处认识的L医生的影子，他的诊断十有九误，声名狼藉，但他不可能杀人。格林另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瓦连京娜·伊瓦舍瓦教授写信告诉他，集中供暖设施现在非常普及，前苏联使用火炉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这本小说再版的时候，格林将“火炉”改为“取暖器”。但是他没有改动卡斯尔公寓内的家具，因为他是根据《我钟情的间谍》一书中的描述设计的。这部1968年出版的《我钟情的间谍》是埃莉诺·菲尔比写的。
格林的老朋友莫里斯·奥德莫尔德爵士发现在《人性的因素》里格林使用了奥德菲尔德手下的一名特工的化名——事实上纯属偶然，他感到十分有趣。
格林并未把菲尔比当作卡斯尔的原型。虽然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他确实从菲尔比的动机和活动方式上获得许多灵感。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在他的自传《地狱般的丛林》中写道，格林“以其独特的行家眼光来看待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冷静地探索把耻辱和其他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化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心灵之战，并使我们获得优势的可能性”。格林在他给菲尔比的《我的无声战争》写的序言中说：“今天间谍战确实已成为心理战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使敌方阵营内的各同盟者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他认为莫尔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且发现他工作极其勤奋——比他的同事要勤奋得多，从不惊慌失措。虽然最初他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当他后来新设立了一个反俄国间谍的部门时，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菲尔比得到英国首相的准许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后不久，哈罗德·麦克米伦、格林和莫格里奇三人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前往东萨塞克斯郡的克罗伯勤看望菲尔比。当时谁都没料到他们会在一个非常不祥的日子里抵达那里。菲尔比住宅的花园长满野草，门铃响过之后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望去，只见地板上散乱地扔着一些未启封的邮件和小册子。厨房里只有几只空奶瓶和放在洗涤糟里的一只不干净的茶杯和茶托。格林觉得它不像一个有妻儿的男人的家，倒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吉普赛人的营地。其实菲尔比早已离开此地前往贝鲁特——投奔前苏联的最后一站，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
（图片荒凉的住宅）
这个住宅的荒凉景象深深地印刻在格林这个能够制造独特氛围的作家脑海里，而《人性的因素》的成功恰恰在于对主人公卡斯尔的家庭生活的描写。
第05章约翰·勒卡雷
约翰·勒卡雷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冷战谍魂》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建造柏林墙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任务。
精彩旁白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艾·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国沿海小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为了假冒贵族身分，送他进圣安德预备学校。后又进入瑞士伯恩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曾服兵役，退役后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过人的聪慧和观察事物的反应能力，颇受老牌间谍奈特的赏识，因此他得以进入军情五处，并以外交官的身分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十二、不受间谍欢迎的间谍作家
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
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字。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象乞丐的生活。
康韦尔五岁那年父亲因犯诈骗罪被捕入狱。不久母亲奥利夫也离家出走，直到二十多岁时才与她取得联系。戴维与他的兄弟很快明白，与他们原先以为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钱。在经济上他们一直过着骗人的生活，经常发生账单未付，佣人工资拖欠的事。罗尼过去一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他想入非非，谎话连篇。他还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风流韵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钱的情人也很多，这使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经济来源更加枯竭。为了继续假冒贵族身分，孩子们必须去私立学校读书，为此祖父母替他们付学费，让他们进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区的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但后来当他们仅仅依靠父亲不稳定的收入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入公立学校。康韦尔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个贼，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里不受人欢迎，并深刻意识到，父亲的抱负犹如流动的沙滩，他们的一切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图片比萨斜塔）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康韦尔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忍受着童年的孤独，这种环境无论对他日后成为作家，还是充当间谍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观》杂志上，怀着与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忆道：“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渴望成为真实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韦尔许多孤独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尔·罗奇身上。罗奇是1974年出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预备学校当学生时，感到自己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游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即便是校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铺床和叠衣服他都干不好他还为父母亲离异的事而责备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价值。孤独和困惑不时袭上心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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