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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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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静一静，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题目上来：ａ＋ｂ＋c=”孙教授开始讲课，他想把大家的思绪拉回来。
后来，我终于高考“及第”。我们是卫生干校培养的第一期毕业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市文教卫生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1953年临近暑期高考的时候，我们甲班全体同学集合在教室里，静静聆听校领导根据每个人的毕业考分，向大家宣布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名单。我感到荣幸的是本人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校领导给我们分发了报考大学的“志愿登记表”。数日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参加全国高考。
那时，高考录取生的名单公布在报纸。分两批发榜，第一批刊登名牌大学（即现在的重点院校）录取的第一志愿学生名单；第二批为被取生。第一批名单发榜时正值头伏、二伏，天气闷热异常，同学们的心更热，人们都满头大汗地跑到学校图书馆去拿报纸，急着按自己填报的志愿寻找学校与专业。别人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名字，我却“榜上无名”。我心里着急，不由得有些灰心丧气。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图书馆看报纸，在自己填写志愿的学校栏内逐行仔细地找了一遍又一遍，心急火燎的就是找不到，我失去了信心，一副神情沮丧的样子。我的几个好朋友陪着我安慰我。他们说，没有关系，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可我的心里实在觉得不好受。自己心里想，平素学习刻苦努力，在班上成绩还算不错，高考当天向监考老师交完最后一份答卷时的自我感觉也还可以，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真是想不通。由于情绪低落，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香。这天下午，两位年长我几岁的同学陪着我到马路上散步解闷，沿兴国路朝淮海路方向走去。在临近淮海路一个弄堂口的阅报栏前驻足，看到那里还有昨天的旧报纸没有换掉，我的一位从苏北来的学兄黄志坚又到报纸上去搜寻我的名字，我因为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故只是离阅报栏稍远处呆呆地站立着。
“小张，你的名字找到了，在这儿呢，快过来看啊。”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老黄大声地喊道。
我还是站在那儿发愣，不相信他的话，没有移动脚步。
“喂！你是怎么搞的？我叫你过来看，你怎么不来啊？我会骗你吗？”他有些生气地说。
老黄不仅是年岁比我大些，他学习好，人品好，在同学中威信高。他很少同我开玩笑，他还是我们的学习班长。经他这么一催，我急忙奔了过去。
“你看，你的名字就在这儿，你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他用手指着我的名字说，“我是上医公共卫生系，我们以后仍然是同学。”老黄后来是我们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张佐良”三个字赫然在目，原来榜上有名！我的心一下子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会看走了眼，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呢？
“小张请客，买棒冰！”另一位同学提议。
此时此刻，我当然非常高兴请客了，不远处就有卖棒冰的小贩，我们每人吃了三根棒冰。只可惜，当时大家都是“调干生”，拿的是助学金，囊中羞涩，要不然，我一定会奢侈一回，请他们到国际饭店去吃一顿。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我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真是喜出望外。头一天夜里由于“榜上无名”弄得自己心烦意乱而睡不好觉，这天夜里因“榜上有名”而兴奋激动又睡不好觉。一时间浮想联翩，旧社会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仔的穷小子是不可能上大学念书的，每天能够吃饱饭活下命来就不容易，还谈什么读书。昔日马路上流浪的“三毛”，现在进了高等学府。我曾经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竟然成为现实，我非常珍视觉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
暑期，很快便过去了，考上大学的同学纷纷离开卫生干校去报到。当时的我，可说是壮志凌云、豪情满怀、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实现了，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起点。那枚小小的、长方形、由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书写的白底红字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校徽别在我左胸前，它，赫赫生辉，令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一生中没有过什么辉煌或闪光的事迹，但我无论在战争年代、大学生活及此后的工作中始终努力工作、刻苦地获取各种知识、勤奋学习至今不辍。
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紧张愉快的五年大学校园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也是受益最多的时光。
五年间，尽管有“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以至“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但我们的教学生活未受到太大的干扰，按时完成学业，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５０年代初，我国实行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留学苏联成为一股风气。那时领导上亦曾有意培养我，动员我到北京学习俄文，日后留学苏联，我没有动心。其实，那时我见到别人去苏联留学，心里也是挺羡慕的。我并非不想去苏联留学，只觉得自己文化基础差，能在国内大学学好专业就不错了。１９５６年，有一位苏联著名内科专家到上医来传授先进教学经验，他们时兴带病人到大课堂作示范讲课。几次下来，老师和同学中对此印象不佳，但保持沉默不敢妄加议论，不然给你戴上一顶“崇拜西方”、“反对学习苏联”的帽子也够你呛！
第二节
北京医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生的“摇篮”
1958年暑期，我们结束了医院里的实习课程回到学校等待毕业分配。同学们对于刚刚经历过的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心中还是记忆犹新。毕业分配时正值“大跃进”高潮，社会上政治气氛浓浓的，学校领导号召应届毕业生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医同学中大多是上海人，或家乡在江浙地区中小城市，学校担心同学不愿离开上海，统一分配工作有一定难度，故一再强调党团员要带头服从分配，贴大字报表决心，主动请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但向往留校当助教、到上海大医院或科研单位等条件优越的部门去工作，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样。
我们这些调干学生平素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都是比较像点样子的，无论是关心和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农忙季节大学生下乡劳动、到农村去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及参加“劳卫制”体育锻炼等都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是，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要求到边疆、农村与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考验。
50年代是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的培养与分配同样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并且是一次分配几乎决定了终身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我考虑到自己是孤儿出身、转业军人，人民培养我成长，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学校党团干部与骨干，没有理由不响应上级号召，在服从统一分配工作问题上必须作出榜样，不能考虑个人利益太多，不能退缩。我历来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要表里一致，说的和做的必须是一个样子，心口如一，叫人口服心服。在面临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群众看党团员，党团员看干部。因此，我带头签名贴出大字报表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我从上一医毕业便告别母校到河北省中医学院报到。
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年月。先后来河北省中医学院报到的大学生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单位领导指定我为“负责人”、“小组长”，这些自然不是什么“官衔”。
从秋天很快到了隆冬季节。我们这些人当中大多是“三门干部”（由家庭、学校到机关），有的从未离开过家庭和父母，没有吃过什么苦，独立生活能力差。
北国的冬天真是千里冰封，刺骨寒风，吃的是粗粮多，如小米或玉米面窝窝头，大米与白面少；大白菜成为当家菜，肉食很少，更见不到鱼虾。我们白天夜里拉小车运铁矿石，用大小铁锤砸碎矿石送进土高炉内“炼钢”，每天劳动到深夜，可说是风餐露宿与劳动人民跌打滚爬在一起；那些缺乏劳动锻炼基础的“资产阶级小姐、少爷”们十多个小时干下来，腰酸腿疼几乎直不起脊粱骨，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但辛苦的结果是炼出来一块块大小不等、样子难看的废铁疙瘩。此时，难免听到人们满腹牢骚，怪话连篇，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心里有话说在当面，有意见就提。
在大学时期，政治老师给同学讲形势时曾说我们中国缺医少药，不仅农村，即使在城市里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也不多。所以，医大毕业的学生，应当去看病，不该学非所用，每天在此炼出一大堆废铁疙瘩，浪费我们的青春年华。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他们说的是事实、有道理，我凭什么去批评他们、指责别人？我也是吃五谷杂粮，心里边想的同他们是一样的。不过，我是党员，我要比他们克制一点自己的言行。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得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言词去跟他们打岔，免得他们说得太过头而引火烧身，惹来麻烦。
在经历了学习中医、下乡劳动和巡回医疗队等生活两年零八个月后，北京医院通过卫生部同河北省委商调我到北京医院工作，使我能同家人团聚，感到很高兴。
北京医院是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的一所高级干部医院，可以说是党中央领导人保健医生的“摇篮”。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大多数在这里受过熏陶。以前，北京医院的院长由卫生部副部长兼任，著名战伤外科专家崔义田副部长曾长期担任院长，医院副院长大多兼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职务；医院专家阵容强大，设备先进齐全。如医院有闻名于世的血液病专家邓家栋、胸外科专家计苏华和心脏内科专家吴洁等，他们早年留学美国名牌大学医学院，学成回来报效祖国。这正说明党中央对北京医院的重视。
历年分配到北京医院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里接受上级医生严格的指导，培养良好的医风，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学习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应注意的外交礼节等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日后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时具备较高的素质。
北京医院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是个闹中取静之处：解放前，东交民巷曾经是一个外国佬享有特权的地方，是旧使馆区。北京医院前身是德国人创办的一所私立医院，它服务于达官显要、军阀和资本家，是有钱人的天堂，他们在这里看病、吸毒和解毒。它也是权贵们的政治避风港。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军代表接管了北京医院，将它逐步改造成干部医院。在全面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请苏联专家到医院指导工作。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医院开始了自立自强自建的历程。
我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它还只有一座深灰色三层德国洋楼及东楼，人们惯称它为红楼。历经三十六年沧桑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如今的北京医院早已旧貌换新颜。原先那些旧式小洋楼均已荡然无存、拔地而起的门诊楼、住院楼、干部病房及辅助建筑等高大楼群布满了整个院落。
北京医院不仅外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设施和设备亦都更新换代，管理措施及各项制度建设亦符合时代潮流与改革开放同步进入现代化。
医院的人事变迁就更大了。如今，像我这样的北京医院老人到了医院还真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走进大楼东南西北难辨，想找的科室与人不易找到，并且关卡重重此路不通。由于生人多熟人少几乎是逢人即被拦、被挡，往往弄得寸步难行，听来好像是笑话，其实也是好事。时代大大进步了，事物都在新陈代谢。我依旧为我曾工作过的“母院”向前发展而骄傲。这，当然是后话了。
“文革”时期，像北京医院这样理应受到保护的重要单位亦未能逃脱这场灾难的洗劫。“文革”一开始是揪“黑帮”、“反动权威”和“走资派”。
到了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党委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干部，各业务科室主任，特别是那些专家一下子被夺了权，靠边站，有的还被挂上牌子亮相和揪斗。可笑的是造反派自上而下地夺权，甚至连工会小组长的“权”也被夺走，真是乱了套。
北京医院在“文革”中领导干部挨整最典型的例子是计苏华院长。他30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便接近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接受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为我国医疗及卫生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计院长对北京医院的贡献可说是功不可没，他从全国选调了一批医学专家、医生、护士等技术人员。计苏华院长业务精湛、医德高尚、为人厚道，医院同仁中口碑极好。他本可在医疗、教学或科研等方面大有发展前途，而他却甘为人梯，将业务发展与技术提高的机会让给他人，自己默默无闻地做着大量的医务行政工作和保健工作的规章制度建设。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双肩挑”好党员、好干部，亦遭到了厄运。
“文革”风暴一开始，造反派就给计苏华院长扣上了“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等许多大帽子，把他揪出来示众。他的家不知被抄了多少遍。其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脖子上被挂着写有那些显赫“头衔”的沉重大胆子，到处大会斗小会批，白天晚上车轮战。后来，造反派认为他的威风已被打掉，把他看成是已经定了“性”的一只“死老虎”关进了牛棚。但他仍要每天与“同伙”出来站成一排亮相，对着毛主席像“请罪”。他白天打扫厕所和院子，虽不再被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但他还要参加陪斗。他，一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最后惨死在江西“五七”干校。
第三节
中南海历经百年沧桑，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文革”中，党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南海
搞“四大”
1962年1月3日，我从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市调来北京医院工作前，医院面临扩建任务，需要增加专业人员编制，正向各地选调医生、护士。他们向我介绍了北京医院是一所高干医院的性质及任务。它的服务对象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高级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物。
在北京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常见到一些熟悉的医生、护士陪着党中央领导人来医院作健康检查、看病或住院。这些革命老前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因此，我认识到保健医生的工作十分重要，真是了不起，太幸福了。他们有机会跟随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能经常出入党中央办公重地和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由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敬意，也有点羡慕。其时，我当然还没有体会到在伟人身边工作固然有许多令人尊敬与羡慕的地方，但也有责任，有压力，还有不少难以言喻的酸甜苦辣！
我到北京医院工作两年后的1964年，毛泽东对卫生部保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示：撤销卫生部保健局，取消专为党中央领导人服务的中南海保健组，医护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医院重新安排工作，北京医院必须对外开放，面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在某些方面脱离群众的状况提出了批评。
卫生部党组与国务院主管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岂能置若罔闻？只有坚决照办。于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起带头撤销了原有的专职保健医护人员。然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繁忙及其特殊性，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到医院挂号排队候诊看病。为此，北京医院临时设立了一个“总值班室”，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准备随叫随到及时应诊，解决领导干部看病难的问题。
此时，领导上选定了一批年轻的医生护士接触与熟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以便逐渐接替老的保健医护人员，同时，对保健工作制度进行了改革。我是被选定的医生之一。领导上要我慢慢接触和熟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有时亦为外宾服务。此后，我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入中南海。我心中开始时对红墙内的那种神秘感与好奇心渐渐地被工作的重要性、责任感与巨大的精神压力所取代。
从前，中南海不仅是一座皇家园林，一处名胜古迹，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政治权力中心。我国历史上那个恶名昭著的慈禧老佛爷光临中南海紫光阁等地；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勤政殿谋划皇帝梦；后来，国民党的许多大人物如李宗仁及何应钦都曾驻跸中南海；一直到解放前夕、兵临城下之际，傅作义亦居住在中南海。
但是，中南海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管了北平城。中共中央从北平西郊迁进中南海时，它早已没有了昔日皇家花园的幽静与辉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满塘污泥、臭气熏天、树木凋敝、房屋陈旧等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
党中央进入中南海之前，先派了一批部队疏浚河塘、挖出成百大卡车淤泥，清理垃圾，打扫房屋及院子。周恩来因公务繁忙，会议不断，向他请示工作的人多，他要找的人也不少，住在郊外每天路途往返实在耽误时间，很不方便。当然，周恩来亦为日后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人中最先住进中南海办公的。他刚进中南海时住的便是日后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当周恩来把保卫措施、环境卫生及生活设施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方请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机构迁进中南海。周恩来则另觅住处，这便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南海西北角，贴近府右街的西花厅。
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中心，不过，它已更换了主人。居住在那里的已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太上皇，而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与陈毅等一批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中南海已成为全国人民敬仰并寄托希望的神圣地方。待至我进中南海工作的时候，每年“三八”妇女节后，湖面开始化冻，湖水碧波荡漾，湖边垂柳轻拂；院内林木苍翠、绿荫如盖、芳草成茵，已是一个庄严幽静的园林。
“文革”初期，中南海也着实热闹过一阵子。那场动乱一开始，只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击学校、文化机关，特别是冲击文艺团体、军事院校、党政机关。后来，形势不断地恶化，“红卫兵”、造反派劲头足胃口大，动乱的势头逐渐扩展到工厂，影响工厂妨碍生产；冲击到机关，则使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住中南海内部不致被波及，使党中央领导机关有一个稍为安静的工作环境，故中央三令五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是，中南海里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再说，“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戚本禹，就是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其时名声显赫，气焰十分嚣张。外部社会的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南海，里边有一小部分人抵挡不住这种冲击力。同时，他们也出于种种原因，最起码是不愿当“臭老保”（保守派）。他们也要起来“革命”，一腔“革命”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因为“文革”动乱一开始时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些人开始写大字报。自然，他们最保险的做法是，把矛头首先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是“革命斗争大方向”，谁也无法反对或提出任何异议。你若贴出这一类大字报之后，没有人来责难你，上头亦没有人出来干预。这便可证明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因而是正确的，合法的。然后，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其他人。于是乎，不几天就贴出了朱德是“黑司令”、“火烧××”等一批大字报。
后来，这些人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不顾上面“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南海里面成立“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禁令。他们照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等“革命造反组织”，并采取一系列“旗帜鲜明的革命行动”。他们本是中南海里的人，熟悉“海里”的情况。他们组织批斗“最大的走资派”和夫人们，可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但他们错了。他们违反了禁令，竟敢在禁区里鼓噪，闹腾。周恩来闻讯，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他只得以“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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