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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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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黑布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跟大家很随和，没有几天我们便很熟悉了。
在重庆期间，当地派人组织大家去参观红岩村、曾家岩50号、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去琵琶山、大会堂和北碚等地观光游览。
4月下旬，董老考虑要去湖北视察工作，准备乘轮船经长江三峡到武汉。据警卫部门介绍，途中除到万县稍事停留，但不靠岸外，其他地方都不停留。
我考虑到二十多小时路程，走的是水路，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能随处靠码头上岸。老人家毕竟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万一途中发生健康问题，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故出发前，我请重庆市委派一位心脏内科专家与一名护士随我们同行到武汉。
在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一艘高级游轮，顺水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一路上三峡的风光真迷人。只见两岸山峰秀拔，林木苍翠，船上负责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峰那个景，朝我耳朵里灌进一大堆，可我没记住几个。那时大家都还穷，没有人自己带照相机将这些美丽的风景照下来。二十多年后，我又多次去过三峡，补上了这一缺憾。
在游轮上，白天，董老坐在视野开阔的客厅里观赏两岸景色。随员们轮流爬到船顶上去赏景过瘾。夜间，岸上一片漆黑，山岚瘴气弥漫、或细雨蒙蒙，既看不清挺拔的山峰，亦见不到洞穴。大家聚在客厅里，工作人员同何莲芝打扑克牌，董老坐在何大姐身后观战，偶尔他也出些点子。
大约到了深夜11点钟，董必武忽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是乒乓球决赛，你们打开收音机听一下结果。原来，我国运动员正在南斯拉夫罗布尔雅那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天夜里，大约在我国午夜11点多钟将决出冠亚军。由于轮船铁甲对无线电的屏蔽作用，船舱里无线电信号太弱听不清楚，于是我和公务员小曹拿着董老的袖珍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到游轮甲板上去听。
游轮正向东开，由于船头风声和涛声等噪声干扰听不清广播声，我们只得跑到船尾去。尽管是初夏季节，船在顺风顺水而下，但午夜里船舱外还是相当冷的。我们都裹着棉大衣蹲下身子躲避冷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处细听。我们听到我国乒乓健儿获得团体冠军，同时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加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我国共获五项冠军。我们一听完广播结果，立刻奔跑到客厅将这个喜讯向董老作了“详细”报告。老人家听后高兴得用手捋着胡须连连他说：“好，好啊，我们最后胜利了。”他说罢便去睡觉了。
游轮乘风破浪不停地往东开。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登岸前，董老向船上工作人员及重庆派来的内科主任与护士表示了感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到，码头来迎接。我们驱车到武昌，住进了东湖招待所（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
董必武外出视察工作，他不愿让地方上领导人迎来送往、兴师动众的给他们添麻烦；他更不许搞接风宴请招待等铺张浪费的事情。到住地稍事歇息后，便自己一家人吃饭后休息。
自重庆至武汉期间，董老吃饭香，睡眠好，没有任何失健征象。不过，我不敢马虎，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为他测量血压和做心电图等检查，并请了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赵华月教授到东湖宾馆来会诊。另外，我想借此机会让专家与董老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让她熟悉董老的健康状况，以便日后董老到湖北农村去视察工作时请她同行，以保障老人家的健康。
董老到达武汉后，每天的“功课”依旧是读书、看报、批阅文件和写毛笔字——这也可算是董老的一种“养生之道”吧。我见过几次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东湖百花一号楼来看望董老，未见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到住地来过。董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所做工作有限，省委领导同志都很忙，自己在此休息，尽量不要麻烦他们，张体学大概算是省委的代表，也许是董老特许的吧。张体学省长一点没有官架子，他穿一身中山装、不讲究修饰，就像一个乡村干部，说话大嗓门，办起事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叫你觉得他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
我随董老住东湖招待所期间，老人家时常问我：“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做什么事情啊？”
“读书。”
“读什么好书？”慈祥的老人关心地问。
“我看英文心脏病学杂志，医学发展很快，若是不看新的医学进展，不了解世界上医学的发展，会掉队的。”
“好，年轻人能抓紧时间学习，这很好。我的身体还可以，平时没有多少事，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习，只有学习能使人进步；我也在学习呢。”
“我见您在看马列主义英文原版书，但字太小，能看清楚吗？”我见到他的案头放着这类书，才这样说。
“反正慢慢地看，有时用一下放大镜。你的英文不错嘛，能看懂原版书？”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毕业工作后俄语已不太实用了，俄文书籍又少。英文是后来自学的，现在还是要查辞典。”
“抓紧时间学习好，但要注意身体，年轻人也要到外面走走看看活动活动，你到武汉来过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我很想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很不方便，去不了。我一动，就要出动汽车，一大帮人跟着我。我到哪里去也不自由，给人家添麻烦，有时被一大群人围着看，走都走不了。我们在沙市的情形，你不是也看到了嘛。”老人家不无感叹地说。
“其实，你可以坐汽车到外面转转，车速慢一些，浏览一下武汉的街景和发展。”
“算了，我不想坐汽车到街上去兜风。你可以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阳去看看，那里过去也很繁华热闹。叫他们（工作人员）给你带路，你看完了回来跟我说说见闻。”
“我今天下午就骑车去。”其实，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只因首长不外出，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去瞎逛，怕人非议、影响不好，现在老人家发了话，我还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吗？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我当然很愿意去观赏一下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长江大桥。此后，只要董老健康状况良好，风和日丽，我连续好几天，吃完午饭出发，请董老的公务员或宾馆服务人员领路，一同骑自行车观光游览，偶尔，何莲芝同志外出访客，我就搭乘她的汽车逛大街，逛了回来，就找时间向董老汇报见闻忌是啊，当大人物也不容易，行动不自由，你想外出逛逛，散散心。可是，保卫部门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岂非吃不了兜着走。
董必武在湖北农村呆了一周多时间，可说是晓行夜宿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为了赶路连中午也不休息，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公路状况大多不佳，颠簸劳顿可想而知，耄耋老人精神感人。他主要关心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农业中学教育三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他看了渣河水库、四湖排灌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他找地方干部谈话或是开会讲话，都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还特别提倡江河堤岸、水渠、公路铁路两旁、房前宅后等处空地都要种上树。在讲到推广群众植树时，他指出必须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植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既防治了洪涝旱等灾害，又可保障农业丰收，绿化和美化自然环境。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群众才会自觉地去做。董老说的这三件事，仍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根本所在，如今看来老一代革命家的目光是多么的远大。
1965年5月中旬，董老自湖北视察工作返回北京后没有几天时间，中央请他老人家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1965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七十五岁寿辰。胡伯伯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老朋友。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董必武等我国领导人十分熟悉，亲密无间。他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避寿”。胡志明身边只有他的贴身警卫，服务人员是广东派的，北京医院选派一位高年资医生跟随，照料他的健康。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
第五节
董老受冲击，小儿子两次无端遭逮捕；有人诬陷董老家中藏手枪；虎落平川被
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儿亦深知自己的父亲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她听老父亲一说“手枪”两个字，心里便一愣神，令她发懵，也发呆。此时，父亲怎么会提起手枪来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起这件事情来可有年头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记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个星期天，董必武大儿子约了叶剑英和其他家的几个孩子与妹妹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愉快地接待了孩子们。那些男孩子纷纷向贺老总提出要鸟枪。贺老总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大半生，最喜爱的就是枪。现在听到年轻人向他要枪，他身为国家体委主任，射击运动归他管，他感到年轻人喜欢枪，对射击运动是好事，也就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
“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贺老总给男孩子们发了枪，他笑着看看董老的这个小女儿这么问。
“好、好、好！”女孩子高兴地回答说。
“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贺老总吩咐身边的人。
那人取来了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发子弹。这把枪就跟玩具一样，枪虽然锃亮，但棱角处的烤蓝已随岁月流逝而磨损了许多。女儿兴奋地把枪拿回家给妈妈看过后，便珍爱地收藏了起来。直到此刻，父亲向她提起手枪之事才想起来，向年迈的父亲如实禀告：董老听完女儿的这一番叙述后，精神很快松弛了下来。
原来，关于手枪的事已惊动了周总理。
一次开完会，总理留住董老问：“你女儿在北京吗？”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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