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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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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钦佩的是经历过后世永远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这次随同首长视察三线，也领略了他们当初通过云、贵、川贫穷落后地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是什么样的滋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政治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考验。1973年他恢复工作后只用了近两年时间“治理整顿”，便使我国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有了好转。
周恩来胸怀坦荡，目光远大。他力举邓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里百万兵”，邓公具有雄才大略，堪当重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宣读悼词。这也是邓小平再度遭受劫难而靠边站的开始。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他露面、不闻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尽管当时上面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仍有非议，少数人且有阻难。但党内外、干部、群众、全国上下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很高，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文革”后期，邓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力挽狂澜的勇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钦佩。老百姓呢称他“邓大人”决不是偶然的。群众同情他、信赖他，希望邓小平能再次出来工作、主持大局，中国才会有希望。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抗争的明确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胆量公开对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评头论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挚友面前悄俏地议论邓小平的伟人气质，常举出邓小平在重庆为水陆两用坦克车驾驶员解脱的故事，和他1973年复出工作后的功绩告诉大家。
60年代，我国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将军工产业分布在内地大山沟里或山洞里，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与通讯困难、生活不便的地方，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重镇渡口市就有钢铁、煤炭与机械工业。参观途中，我们见到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上海抽调去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那时党的威信高，人们的觉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几个上海人交谈：“你们到这个山沟里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他（她）们朴实诚恳地笑答道：“有点不习惯，但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解放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和帮助内地建设，不少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随之而去，他们在那里真正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八节
急诊的对象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
外伤？跳楼？他以死向林彪一伙示威
1965年12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己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有关公安部长罗瑞卿遭迫害之事，乃发端于林彪让他的老婆叶群持林的亲笔信赴杭州秘密诬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别墅。
“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叶群来到杭州见到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时，她这样说。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叶群便告辞走了。
“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叶群只走开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告诉张耀祠。
“好。你当面交。”张耀祠心中不悦，马上将信交还给她。
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博，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调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调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调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第九节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往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第十节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
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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