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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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回到西花厅已是深更半夜，邓颖超已经睡觉了。
　　　　周恩来“早晨”起床的时候，刚好在邓颖超吃午饭或是睡午觉时间，待至邓大姐午睡后起来，周恩来已经又离开西花厅去了大会堂、钓鱼台等处，进入第二个24小时“循环”。老夫妻俩的作息时间常常不同步，因而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这一对革命伴侣缺少普通百姓那种温馨的家庭生活。
　　　　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特别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形势迅速恶化，一场全国性的夺权运动弥漫开来，全国的工、青、妇机构自上而下地纷纷垮台，邓颖超和蔡畅等几位全国妇联机构负责人被夺了权、靠边站了。
　　　　那时，邓大姐正疾病缠身，长期居家休养，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为党、为国家忧虑，为周恩来担心乃是常理。这时候周恩来的工作压力比之邓颖超当然要大得多。他心里装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抛在了一边。不过，夫妻终归是夫妻，更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载的革命夫妻。邓颖超肯定比我们更理解自己丈夫当时的心境。
　　　　到了中午，我们在值班室的同志听到老俩口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一起吃午饭，“早晨”在卫生间闹那么点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周恩来办事认真细致，有条不紊，组织观念强，保密纪律严格，所以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也立下了严格的规矩，对自己的亲属也绝不例外。
　　　　还是在1964年初秋时节，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厅主持召集“专委会”（中央核试验专门委员会）成员贺龙、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一起开会。总理在提到严格保密纪律的时候说：“保密问题非同小可希望你们回家后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就是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
　　　　60年代末夏季的一个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周恩来腋下夹着文件，刚离开办公室准备到卧室去休息。他知道邓大姐已经醒来正要起床，习惯地穿过她的房间去卫生间更衣。这时，他发现邓颖超正躺在沙发里，服务员使劲呼唤着“大姐，大姐啊，你醒醒”一时唤不醒，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
　　　　“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周恩来见状急得俯下身去大声地用昵称呼唤邓颖超。他的嗓音嘶哑了，夹在腋下的文件掉落在地上都不知道。
　　　　“你们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叫大夫来！”看样子、周恩来真的急了。
　　　　这时，我已听到总理的喊声，急忙赶到大姐卧室。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对光反应很好；测血压、呼吸及脉搏都正常；再用手指掐“人中”与眼眉均无异常情况发现。我向总理郑重地报告：“总理，请您放心。大姐没有特殊情况，这是安眠药作用还没有过去，以前也发生过，等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总理似乎在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意思是你这样说，有把握吗？
　　　　“总理，您放心的睡觉去吧。再过十多分钟大姐就会醒来了。”我再一次自信地向他重复了一遍。
　　　　就在我再一次向周恩来报告时，只听得邓大姐喉咙里“呜，呜”的发出了响声，她还皱了一下眉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总理见状也就放心地离开了。
　　　　我在西花厅岁月漫漫十年间，遇到的这一幕，使我确信周恩来邓颖超夫妻恩爱，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
　　　　我见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家里有了第三代，三世同堂，革命老人也有一种含饴弄孙，暖融融、乐呵呵、浓浓的家庭气氛。他们也需要有温馨自在、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再忙、在外边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或者是一些压力，一旦回到家里把小孙孙叫来拉到怀里一逗，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会忘掉了，起码是暂时地忘记了。这也好啊，至少有利于调节精神，稳定情绪。
　　　　邓小平喜欢孩子是人所共知的。60年代中，我上他家去时，常见他抱着小外孙在院子里散步，嘴里还哼着什么曲调似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广大电视观众都曾在电视荧屏上见到他老人家带着小孙孙到机场迎接贵宾，或参加植树节活动等。这位老人家的襟怀真是海阔天空！
　　　　我还记得威镇四海、战功赫赫，但身患糖尿病的刘伯承元帅住在北京医院，医生对他的饮食严格限制。他是四川人爱吃腊肉，他让警卫员从家里带来腊肉，乘医护人员不在意，“偷偷”吃了起来。对于他，不论是医护人员、专家主任、医院院长还是他的夫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尤其是老夫人要是在一旁帮着医生说话，他的脾气会更大，冲着老伴儿发火。唯一的“法宝”就是叫他不满十岁的小孙子来，准能把老爷子“管”得服服帖帖。
　　　　哎，这也可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儿子管老子不敢管，管不住；孙子管爷爷常常就很灵光。你说，这老爷子就是听孙子的，你有啥法子呢。甭管刘元帅曾经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而今却被自己的孙子这么个小不点儿“管制”住了。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老小孩儿”，是天性吧！
　　　　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也有了小孙女，这样的体会正在慢慢地加深。我是周恩来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然是以常人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问题，我想周恩来是伟人，但他也是普通人。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写道：“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病故，终年88岁）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她的挚友、已故著名口腔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科保健医师、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的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老俩口在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开时节的合影。邓大姐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了三个鲜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与1970年。这三个年份的含意是：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天津；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
　　　　1970年5月，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西花厅海棠花盛开季节。
　　　　从以上的引文和邓颖超在那张珍贵照片背面书写的三个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党内外堪称革命终身的模范夫妻，恩爱情深、忠贞不渝，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在周恩来的一次重
　　　　要外事活动场合，人们突然发觉彭真“失踪”
　　　　1966年5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边垂柳拂面，“海内”绿草茵茵，西花厅海棠花盛开，满院芬芳，蜂鸣蝶飞，中华大地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首都人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天灾”与“人祸”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许多人因长期吃的饭菜清汤光水不见油星、更没有肉味导致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肝炎。且不要说一般群众，即使能到北京医院来看病的不少高级干部同样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怀孕妇女受的苦更大，肚子里的小生命尽管从妈妈身上吸取了一部分营养，但仍不能满足其发育的需要。医院里许多怀孕的医护人员双下肢严重浮肿，走路时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迈不开步。
　　　　那时，我儿子在他妈妈肚子里足足呆了十个多月，已超过了预产期，按理说，孩子不算小了，为什么仍不觉得肚子里有何动静，真担心孩子发育不良，将来生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畸形儿。我妻急忙赶往上海回娘家去分娩，设法买一点高价食品来一个快速补充营养法，起码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养小囡，但亲属、邻居与同学们看见她那个足月怀胎的肚子一点没有显山露水的样子，大家对她到底是否怀了孕还真的有点儿怀疑呢。
　　　　那时，政府对干部作了一点“特殊”照顾，将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黄豆”三个级别。我是属于只有“黄豆”那个档次。我们总算得到极为有限的物质补充，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来。大家对于那时经常断炊饿肚皮，几年闻不到一点儿肉腥味的滋味，体会极其深刻。
　　　　后来，国家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街上副食店里东西多了一点，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情况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马马虎虎过得去，过几天温饱与略微轻松的日子已是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念头。
　　　　那时候，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觉得宁静自在，心情不那么紧张，只盼着不要再来什么“政治运动”。不过，愿望归愿望，现实还是现实，老百姓无能为力，只好顺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运动员”们比较敏感，他们察觉到社会生活中似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紧张和无形的压力、犹如激战前夜那种可怕的“寂静”。
　　　　自从60年代中苏两党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激烈的论争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敢于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兄弟党”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为界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几乎都发生分裂，重新站队，彼此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甚至干脆中止了党际关系。因此，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友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亦是相当珍贵或不可缺少的。
　　　　再说，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成了“禁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重地设在16号楼，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住在里边。堂堂国宾馆门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时，确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1966年4月下旬，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国给予了很高的礼宾规格，周恩来总理率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到东郊机场迎接贵宾。我坐警卫车随同前往。
　　　　长长的迎宾车队直接驶到停机坪旁。迎宾队伍中有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阿尔巴尼亚及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由学生组成的身穿艳丽服装，手捧鲜花，挥动着彩旗的迎宾队伍站在停机坪旁。当阿尔巴尼亚国宾的专机徐徐落地驶向停机坪时，欢迎队伍中立刻鼓乐齐鸣，口号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谢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其时，中方领导人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在“海内”工作人员心目中视他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惯例，像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场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修”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当突出，所以，在这么重大的国际与党际外交场合，他的出席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应景”之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国宴款待阿尔巴尼亚贵宾。此后的会谈、文艺晚会，以及5月初周恩来陪同谢胡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始终没有看到彭真出席。这一异乎寻常的征象正向人民提示着一个信息：一场使人心悸的急风暴雨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的我，已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环境里工作近半年了。这儿的纪律很严，同事间没有人议论尚未公开的党内任何“机密”，我初来乍到，在西花厅的资格还嫩了点，自然不会知道党中央“领导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对正在悄然而起的“史无前例”的动乱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更不会想到日后发生的这场“文革”灾难，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会长达十年之久！
　　　　这场动乱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泛，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异常残酷的迫害使我惊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长、老领导，或是敬重的老专家突然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对此，我始终处在不理解、接受不了、无法面对从而陷入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亲见、亲历与亲闻的事实，并不是道听途说。同事之间每当碰到自己解释不通的问题时，相互间只用一些中性词，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等言辞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议论。偶尔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不会被“出卖”的知心朋友，如老战友、老同学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去议论或者发泄一通“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一切听从党安排”、跟党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我们政治上比较幼稚，对于党内斗争，尤其是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缺乏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旦政治风云骤变，便难以面对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卫生干校校园里温课，突然听到人家说：“电台广播斯大林逝世了”，尽管事先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却不信，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国际歌，以前每当听到这个曲子总有一种庄严感，此时听到电台播放这个乐曲却有一种哀婉、令人伤痛的感觉，并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那时，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个，整个校园里哭声一片！”
　　　　为什么？斯大林同我有什么关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面对着二战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严峻局面，这个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权威和统帅，不能没有他，要不然，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这，就是我，和与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怀有更深的感情并不稀奇。我不认识彭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对他却极其自然的怀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处逆境，面对惊涛骇浪的时刻，仍敢于大声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个字。这确是代表亿万正直的中国人民喊出的心声！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坚定地捍卫真理的呐喊声，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铭记心中。当初，我看到报纸上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正确观点时，我内心是拥护彭真的观点的，但没有勇气公开跟着说，更不敢响亮地跟着他那样喊。看来，伟人毕竟是伟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彭真重新恢复了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后来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可以看得出来：彭真在将进入高龄老人的时候，用拼命工作的精神来弥补那已经丢失的宝贵时光。他为我国建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希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华时，我知道彭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没有离开北京，因为他的保健医生与护士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从没有听说他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等职务有何变动或被免除。此时，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接待重要外国贵宾来访活动的重要场合，见不到彭真出面，不合常理，不可思议。更何况，同年2月，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武汉召集的会议，讨论那个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问题，时间不到两个月，怎么会
　　　　那时，我奉卫生部保健局之命作为陆定一的保健医生随同去武汉。因陆定一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患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慢性心房纤颤。出发前，我们组织心脏病专家给他会诊，提出诊疗方面的建议。
　　　　陆定一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赴武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同机前往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几个“笔杆子”。彭真、康生等人也先后抵达武汉。大家同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百花”大院内。陆定一住的是“百花一号楼”，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我曾随董必武在此住过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文革”高潮中人所共知的，遭到口诛笔伐的所谓“二月提纲”。这是后来的事了。
　　　　到武汉时，正值初春季节。北京尚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日子。然而地处长江中上游的武汉三镇已是春光一片，原野里洒满了滋润的绿色，散发出浓郁芬芳的泥土气息。美丽的东湖宾馆大院里亦是郁郁葱葱。这样的自然景象从直觉上给人带来一种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暖融融的舒适及欢乐祥和的感觉。
　　　　住在东湖宾馆大院里的首长们，每天到院子里散步，沐浴在北京少有的和煦春光里。当然，在表面上看来高层领导人之间气氛融洽。其实，上层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这个时候有谁能够感觉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孕育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呢？
　　　　以前，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内临时设立的医疗保健室值班时见到过身材魁梧的彭真同志。这次有幸在武昌能见到年过花甲、气宇昂然的彭真和身材匀称、面貌清秀、待人亲切的夫人张洁清同志，与他们的随员一同到户外散步。
　　　　“你是张大夫？是北京医院的？”张洁清同志主动问我。
　　　　“是，我是北京医院内科医生。”我简单地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讲话。
　　　　“听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南方什么地方？”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都聪明、机灵。”她夸着“上海人”，我未敢吱声。
　　　　彭真同志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他的保健医护人员是我的同事，彼此都熟悉。她大概是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我的姓名，领导人见面彼此打招呼，边散步边说话，一切都很正常。不过，从未见到康生同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散步。那时，我只知道康生是个“大笔杆子”、“党的理论家”。他大概忙着写文章没有时间到户外来活动吧？我自然不可能会有别的想法。
　　　　住在东湖宾馆期间，偶尔在院子里遇见康生；只见他严肃、冷峻、少言寡语，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态，同彭真和陆定一他们那种和蔼可亲、平等待人的态度相比，迥然不同。1972年初康生患病后，周恩来到钓鱼台8号楼去看望他，我常跟随左右，有机会见到康生，但从未与他说过一句话。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经常参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组织。在许多场合，康生的讲话显得特别“左”，根本无法让人理解。我清晰地记得他在多种场合说过：现在，无论哪一个地区、工厂、机关或部门，凡是那里共产党员多、劳动模范多、共青团员多，这些地方受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毒害就深、保守势力就大、运动的阻力就大，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你们要勇敢地冲破这些重重的阻力，造他们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康生用他那改变不了的浓重山东口音一个劲儿地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起来“革命”，唯恐天下不乱。我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感到别扭，很不舒服，觉得他哪里有点“革命老前辈”的味道？亏他还是个党中央领导人呢，他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都搞垮，真是难以置信。
　　　　在同一个会场上，周恩来的讲话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人唱的不是一个调。他讲话离不开“团结”两个字。他从不轻易给哪一个组织或派别贴上“革命”还是”保守”的标签。他常说：我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要理论联系实际，都要学习对方的长处，不要互相攻击、乱扣帽子、随便说人家是“保皇派”，这样不好嘛！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我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进步、愿意革命，你们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