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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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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鸾本来认严嵩为义父，两人狼狈为奸。但自从受到宠信，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不免傲慢起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两人渐渐交恶。当时陆炳掌管锦衣卫，也和仇鸾争宠，严、陆二人便又勾结起来，设法搬倒仇鸾。陆炳秘密查访到仇鸾的许多奸邪之事，害怕没有证据，没敢上报。仇鸾的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等人以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指挥等职务，见仇鸾身死，知道他身前之事必将败露，便逃向居庸关，准备投靠俺答，结果被明军拿获。陆炳将此事抓个正着，尽发仇鸾前后通敌纳贿等种种情状，嘉靖皇帝怒不可遏，下令将他的父母妻子全部斩首，亲党戍边，抄没其家。对仇鸾，则剖棺戮尸，枭首示众，这位大将军最终也没落下一个全尸。
仇鸾的大将军府今在麒麟胡同，胡同口原立有铜牌一块。 （杨艳秋）
北京宣武区达智桥有座松筠庵，是个极不寻常的地方。它在明朝时候，是以弹劾奸臣严嵩英勇就义闻名于世的杨继盛的宅第。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气凛然的杨继盛留下了他那感人肺腑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与后人补”，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当时北京街头的百姓们无不为之掩面痛哭。
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今河北省容城县）。他幼年家贫，七岁丧母，放牛为生，后苦学成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在北京考取进士，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吏部相当人事部，主事是司官，有就是今天司局级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可是南京官又与北京官不同，明朝有南北两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仍保留一套中央机构，但是毕竟皇帝不在南京，那里机构的官职大都是闲散的，没有多少实权。两年后，他被调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留下了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人生足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时严嵩执政，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侵吞军饷，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因为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世宗急忙任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而仇鸾的官职就是靠贿赂严嵩而得。
身为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狼狈为奸，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而且极力主张卑躬乞和。仇鸾贪生怕死，秉承严嵩意图，不让手下出兵，竟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焚掠了十几日满载而去，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面对内奸外侮，杨继盛怒不可遏，他奋笔疾书，上疏鲜明地斥责蒙古贵族在北京城下杀烧抢掠的罪行，指出没有报仇雪耻就议和有辱国体，提出对无条件开马市的“十不可”和“五谬”，陈述自己的爱国之心，请求朝廷举兵抗敌。不想对于开马市与蒙古鞑靼部贸易之事，明世宗已经颁下圣旨，以皇帝之尊，岂能收回成命？何况世宗一向刚愎自用。他以杨继盛有意阻挠边计，动摇人心为名，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把杨继盛贬到边远的陕西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小官。
杨继盛在狄道的时间虽短，可是他在那里访民疾苦，均平赋役、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这位好官受到当地人们爱戴，在他调走时，千余人哭泣着送他到百里之外。
不久，仇鸾的罪行暴露被杀，杨继盛被调回了北京。这次严嵩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是负责管理军官选拔、升调、世袭、功赏等人事事务的机构。而员外郎是一个从五品官员，是个中级官员。
调回北京城的杨继盛，看到皇帝昏庸、奸臣弄权； 忧国忧民的他感到“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于是下决心要揭露奸臣严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儿子劝他：“这样做就象是鸡蛋去碰石头，请父亲大人再考虑考虑”。杨继盛生气地说：“为臣尽忠，我只知道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不是我所考虑的！” 可见他忠贞为国，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他将严嵩指为“天下之第一大贼”，首先弹劾严嵩以丞相自居，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指的是明太祖废丞相以后，曾经下令明朝永不再设丞相之职，可是严嵩身为内阁大学士，以丞相自居，就是破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其次，指责严嵩伺皇帝喜怒而得以放恣行为，窃取君主大权；接下去，杨继盛痛斥严嵩大肆索贿受贿； 卖官鬻爵； 引用奸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败坏风俗，还有让其子严世藩代行票拟，纵容严世藩窃取权柄等等罪状。票拟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先写在小票上，贴于奏疏，进呈皇帝批准，代皇帝拟写批答大臣章奏，处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要求皇帝惩治奸臣。当时正是严嵩权倾朝野之时，奏疏一上，杨继盛被下了监狱，这已是他第二次被投入狱中了。
入狱以后，面对即将遭受的酷刑，杨继盛拒绝了友人送来的可以消炎止疼、减轻痛苦的蚺蛇胆； 他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胆”。于是凛然受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遭受残酷的杖刑； 他的伤口之处已经大面积腐烂； 里面的筋骨都露了出来。这位铁铮铮的汉子，苏醒后自己动手用茶碗碎片割去腐肉，拉断残筋。见到这幅情景的狱卒，手中的灯笼不禁险些落地。就这样，他依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即使如此，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严嵩仍不能让他活下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在狱中三年，最后严嵩把他的名字偷偷添加在死刑犯名单的后面，终被惨遭杀害于西市，即现在的西四。年仅40岁。杨妻张氏也是一个忠烈之人，她曾上疏请求替死而没有获准，就在杨继盛就义的当天，她自缢而死。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在刑部大狱中，杨继盛曾写下诗篇《小雪》：“破空不奈西风冷，况复萧条一敝裘。疏雪飘残忧国泪，寒更敲碎贯城愁。悲歌劳忧惭燕士，坐卧浑忘是楚囚。四海寻家何处是，此身死外更无求。”身陷牢狱的他，面对残破牢房飘进来的雪花，听着寒冷冬夜中的破碎更声，他感到似乎北京城都充满了忧国愁思，从而抒发了忠贞爱国、视死如归的一片赤子之情。
在松筠庵，存有杨继盛的手书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就是杨继盛就义的那一年由他书写，后来刻石存世的。英气逼人的词句，雄劲有力的书法，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杨继盛手书遗嘱的刻石也在那里，这份遗嘱是在狱中写成，其中饱含了他对亲人的无限温情，从千叮万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铮铮铁骨转换成的百尺柔肠。遗嘱原稿现在已经首批刊登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杨继盛在他的北京宅第中，前后居住不到一年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监狱中住的时间长，他当时关押在刑部大牢，明朝刑部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建在宣武街西，因为官署所在那里称刑部街，也就是西单牌楼一带。杨继盛被害后，人们在他的故宅建立了祠庙，春秋祭祀，再后来就成了松筠庵。后人在故居西南角建造了一座小亭，把杨继盛手书联语、手书遗嘱等刻石嵌在亭内壁上，此亭称为“谏草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还把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杨继盛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盛传杨继盛就是都城隍神。就这样，杨继盛从人到神，永远活在京城百姓的心中。
说起来在杨继盛就义后的几百年里，松筠庵发生过许多故事。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是300多年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事件，也在此地发生。古代科举由官家车马递送，“公车”成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所以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廷欲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当时正值科举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北京会试，得知消息，极为愤慨。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但是最终条约还是签订了。此后，据说有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亭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主张变法强国，并连夜起草了14000多字的上书，由全体举人传阅签字，并由松筠庵集队出发上呈。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后超等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印发全国，影响颇大。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杨继盛视死如归疾书弹劾严嵩疏，慷慨就义；300年后的松筠庵，十八省举人在康有为愤笔急草的拒签丧权辱国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上书上签名，群情激昂；历史在这里凝固，却又在这里流动，凝固的是一脉相传的士子爱国赤子之心，流动的是汹涌澎湃的士子忧国忧民之情。信矣！浩气长存人世间。 （万明）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这是明代崇祯年间刘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内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北京西城内的灵济宫。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然而，在明后期历史中，灵济宫的声名，不是因为道教的宫宇而著称，而是因为一位名叫徐阶的政治家在这里讲学而著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当时，推动此次讲会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学者罗汝芳，而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阶是遥控此次讲会的盟主。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年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称徐阶为徐华亭。根据徐阶的老师聂豹的说法，徐阶的号由“少湖”改为“存斋”，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湖是以地为名，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潜心于学问了。”当然，徐阶潜心穷研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徐阶一辈子都孜孜不倦地为宣扬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而努力，尽管他本人没有跟王守仁学习。不过，当徐阶还是一名县学员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任华亭县知县的聂豹的影响，后来，又从王守仁的弟子欧阳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良知”之类的学问。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学副使的时候，他曾经千方百计地去寻了几幅王守仁的画像，并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庙宇。他晚年做了内阁大学士之后，他与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就成为当时王守仁的徒子徒孙们讲学的护法了。当然，徐阶并不只是一位学者，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学术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中进士之后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后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参加应天乡试，中第八名。应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应天的乡试以主北京的顺天乡试，向来是极出人才的。尤其是应天乡试，因为汇聚了明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的读书人来考试，所以很受人关注。在这次乡试中，除阶中了第八名。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明代制度，进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优养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名、第三名则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在明代也称作为史馆，里面的人每天读书写文章，并没有烦人的政事。当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点事的，经常跳出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表评论或是出建议的。徐阶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对孔庙改制。孔庙改制的运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学士张璁。改制的事件并不单纯是一种礼仪的变更，而牵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当初正德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于是以兴献王长子即位，是为世宗。后来，世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并引发朝廷内外一系列的争论，史称大礼议。孔庙改制亦是承接着大礼议的逻辑而来。因为，原本孔庙里孔子及四配供奉于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却反而只能在两边的庑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变孔庙的规制。于是，大学士张璁提出了“孔子不称王”、“毁塑像，用木主”、“削从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为孔子庙，内增设启圣祠”等建议，并都被采纳。总的来说，改变后的孔庙规制明显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这件事对于一直以来把孔子当作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儒生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也许是大臣们在大礼议中学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据说，徐阶“独持不可”，并与当时权势熏天的张璁辨论。张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阶正色回答道：“所谓背叛，是因为先有阿附。我从来没有阿附过你，怎么谈得上背叛呢？”这件事闹到后来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阶。一纸调令，将本来处于清要之职的徐阶送到遥远的福建延平府去作专管刑狱的推官了。据说，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按理说，皇帝这么厌恶他，徐阶自然再也没有进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学政、江西学政迁转数年之后，嘉靖帝竟忘了当初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随后又做过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即国子监祭酒，又做过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最后因为青词写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宠信。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作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作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因此，为皇帝写青词，虽然在后来似乎成为他们的瑕疵，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徐阶的青词写得好，慢慢地就进入了内阁。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阶入阁，成为东阁大学士。不过，排在他前面的大学士还有严嵩。也说是说，严嵩是首辅，而徐阶还只是次辅。严嵩专权，自然有专权的本领了。徐阶也惹不起。据说徐阶对严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阶其实城府极深，他时刻在等待机会。严嵩的本领，一是善撰青词，二是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严嵩拟写的批文总是很称皇帝的心意。后来因为严世蕃居丧无法入直，又一味地贪纵淫乐，无法代他父亲为皇帝拟旨了。严嵩自己拟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渐渐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对于徐阶来说，扳倒严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个厌恶严嵩的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皇帝问蓝道行说：“天下为什么不能太平呢？”蓝道行说：“因为有小人在皇帝身边。”皇帝再问小人是谁，蓝道行便说是严嵩。扶乩的事被宫里的大监传到御史邹应龙的耳朵里。邹应龙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严嵩受到牵连，被罢免。后来，在徐阶的策划下，朝廷以通倭的罪行处死了严世蕃。从此，政权基本上全归于徐阶了。
徐阶成为首辅大学士。最受鼓舞的是一批喜欢讲学的士大夫们。他们说，从来有学问的人很少能踞高位，现在有热心于讲学的徐阶当政，从此便可以让皇帝成为像尧和舜一样的圣君了，天下不用说就能太平了。官僚们知道首辅大学士喜欢讲学，就在各地兴建书院，召集学者们一起讲学。讲学的风气越来越盛。著名的学者罗汝芳在嘉靖四十四年从宁国府知府任上来到京城，跑到西苑来对徐阶说：“一个国家是以人心为基础的，现在京城的官员虽然都很有才华，但是他们的学术宗旨不正，还请您整合一下，让他们都知道学问的目的。”徐阶一听，非常踊跃，于是就在灵济宫举行讲会。那一天，徐阶本人因为在直庐当班，并没有参加。代为主持的是另一位大学士李春芳。徐阶则亲手书写宋代学者程颢《定性》一文和“学者先须识仁”一则条幅，让他的大儿子带到灵济宫，要求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就“识仁”、“定性”的哲学思想展开讨论，再把讨论的言语记录下来送给徐阶点评。据说，当时参加的人有几千人。这次大会后来成为讲学者追羡的盛景，也成为反对讲学的人批评的靶子。例如，后来万历时期的学者沈德符就说：“徐阶喜欢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所以当时想附炎趋势的人，都去参加讲学，借机向府县官们索取金钱。当时天下的人看不惯。”当时的灵济宫成为明代士大夫们讲学的代表。隆庆二年（1567年），徐阶致仕回乡，结束了他在北京的政治与学术生活。灵济宫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喧嚣而归于平静，只是每当朝廷要举行什么大的礼节性活动的时候，才在这里举行演练。
崇祯十五年（1642年），有一位官员建议，观内的两个真人其实只是叛臣之子，不能接受朝臣的跪拜，于是给它们隔上了一层帐幕。此时的徐阶，已经去世六十年了。他再也不用作为一个大臣在这里学习礼仪，也不用在这里做什么学术领袖。历史的风尘，总是给事物掩上一层又一层的帐幕，埋去一个又一个故事。四百多年的今天，灵济宫又在哪里呢？（陈时龙）
说起来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似乎与北京没有太多关系，他既没有在诺大的北京城里置下府宅，也没有墓地留在北京，更不会在京城里有长久的留居时间。但是，看似无缘实关情，当年他的职守与北京的安全极有关联，他在京郊的驻守和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将他的名字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
戚继光年轻时来京，是轮番更戍5年于北京；中年以后来京，是保卫北京长达16年之久，这就是一代名将与北京的缘分。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后世家山东登州（今蓬莱）。他出身将门世家，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报国。十七岁时父亲病故，由他世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逐渐成长为一名胸有大志、英勇善战，同时又有勇有谋的年青将领。嘉靖年间，侵扰来自两方面，北边有蒙古，南边有倭寇，史称“南倭北虏”，戚继光生逢其时，时代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他生平事业的高峰，一个是在沿海抗倭第一线的十几年，在风波中铸就辉煌；另一个是在保卫北京的十几年，于平实中显现奇功。他先是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所向披靡，对平定倭乱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年青的他写下了充满豪情的诗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抱负，在平定东南以后，他调任北方天子脚下的蓟州镇守。
早在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1548~1552年）之间，21岁的戚继光曾连续5年率山东卫所士卒戍守蓟门（今北京昌平西北），春去秋归。当时正是朝廷多事之秋，严嵩当权，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从古北口攻打到密云、顺义、通州，兵临北京城下。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戚继光在前一年山东乡试中了武举，到北京参加会试，正遇上这一事件，京师戒严。虽然戚继光因此失去了参加武举、成为武状元的机会，但他入选参加了督防九门，防守北京城。不仅如此，这位年青的军官还上疏朝廷陈述防御方略，得到赏识，刊刻传播于军中，以此崭露了头角。
20年后，隆庆元年（1567年）底，已经是抗倭名将的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兵。40岁的他又来到北京。调任前，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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