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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海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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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呢，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察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察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察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前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做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察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工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察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察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帐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驾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木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作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过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它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
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错，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档档敲着桌子，“咱们是！日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木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帐，你有什么话说广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①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逐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①解放初期对留在我公安机关工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旧警察的称谓。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六①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察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可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来。
也许，这些年他作为941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产‘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精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
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接，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炯炯0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
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曲的，是难怪的。
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941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941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来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著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
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喂瞟，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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