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渡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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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风　　
　　　　（作者简介）————张晓风，女，浙江金华人，１９４１年生，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及研究所毕业，现为阳明医学院教授。出版作品多种，包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再生缘》、《我在》；小说集《哭墙》；戏剧《第五墙》、《武陵人》；报告文学集《心系》及儿童故事《祖母的宝盆》等。《潘渡娜》被认为是台湾第一篇科幻小说。作者与张系国、黄海一起，成为６０年代起在台湾倡导科幻小说的拓荒者。　
　　　　
　　　　　
　　　　回想起来，那些往事渺茫而虚幻，像一帖挂在神案上的高祖父的画像，明知道是真的，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也辛亏不真实，那种刺痛的感觉，因此也就十分模糊。　
　　　　　
那一年是1997年，20世纪已被人们过得很厌倦了，日子如同一碟泡得太久的酸黄瓜，显得又软又疲。　
　　　　那时候，我住在纽约离市区不太远的公寓里，那栋楼里住着好几百户人家，各色人等都有，活像一个种族博览会。我在们自己的门上用橘红色油漆刷了一幅八卦图——不然我就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我没有看门牌的习惯，有时候我甚至也记不得自己的门牌，我老是走错。　
　　　　就因着那幅八卦图，我认识了刘克用。而因为认识刘克用，我们便有了那样沉痛的故事。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到这里来找房子，偶然看到那幅八卦，便跑来按了铃。　
　　　　“这是哪一位画家的手笔？”他用英文问我。　
　　　　“不是什么画家，”我也用英文回答，“是一个油漆匠随便刷的。”　
　　　　“美国没有这样的油漆匠！他们不懂，他们只会把油漆放在喷漆桶里，再让它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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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的中国油漆匠刷的。”　
　　　　“是你？”他迷惆地望着我。　
　　　　“是我。”“你看，我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画的，”他高兴地伸出手来，“而且，能画这样的画，也不是油漆匠。”　
　　　　“跟油漆匠差不多，我是一个广告画家。”　
　　　　“对不起，你能说中国话吗？”　
　　　　“我能。”　
　　　　“我是刘克用，我想来看看房子，想不到看到这幅画，可惜是画在门上的，不然我就要买去了。”　
　　　　“我也后悔把它画在门上了，否则的话倒捡到一笔生意了。”　
　　　　那天我请他到房间里面坐坐——结果我们谈了一下午，并且一起吃了罐头晚餐，而他的决定是不租房子了，反正他原来的意思也只是想偶然休假的时候，找个离实验室远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现在既然跟们这么相契，以后尽管来搭个临时的床就算了。　
　　　　他是一个生化学家，我从来还没有这么体面的朋友呢！　
　　　　重新有机会说中国话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好像是在某一种感触之下，忽然想起了一首儿时唱过的歌，并且从头唱到尾以后，胸中所鼓荡起的那种甜蜜温馨的感觉。　
　　　　我和刘克用的感情，大概就是在那种古老语言的魅力下培养出来的。　
　　　　一开头，我就觉察出来刘克用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一个处处都矛盾的人，我想，他也是一个痛苦的人——正如我是一个痛苦的人一样。　
　　　　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前额，和一双褐得近于黑色的凹下去的眼睛，但他其他的轮廓却又显得很柔和，诸如淡而弯的眉毛，圆圆的鼻头，以及没有棱角的下巴。　
　　　　据他自己说，作生化学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需要把一个试管倒到另一个试管，再倒到另一个试管里去就行了。　
　　　　“作广告画家更简单，”我说，“你只要把一罐罐的颜料放到画布上去就行了。”　
　　　　“你不满意你的职业吗？”我们几乎同时这样问对方。　
　　　　然后，我们又几乎同时说“不。”　
　　　　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他一方面也深深以此为荣。我不同，我从来没有以我的职业为荣过，我所以没有辞职是因为我喜欢安定。有一次，是好多年以前了，我拿定主意要去找一个新职业，我发动我的车，想到城里去转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招工。可是，忽然间，我发现我糊糊涂涂地竟把车子又开回广告社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认命了。　
　　　　“像我这种工作，”我说，“倒也不一定要‘人’来做。”　
　　　　“哈，”他笑了起来，“你当别人都在做人的工作吗？你说说看，现在剩下来，非要人做不可的事有几桩？”　
　　　　“大概就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那件事了！”　
　　　　我原以为他会笑起来，但他却忽然坐直了身子，眼睛里放出了交叠的深黑阴影，他那低凹而黯然的眼睛像发生了地陷一样，向着一个不可测的地方坍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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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的一个夏天，我不知道刘到哪里去了。我当然并不十分想他，但闷得发慌的时候就不免想起那次一见如故的初晤。想起那些特别触动人某些情感的中国话，想起彼此咒骂自己的生活，想起他那张很奇怪的脸。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门口，拎着一个旧旅行袋，疲倦得像一条用得太久的毛巾，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抢着扶他，等我们彼此觉察的时候，我连忙缩回手，他也赶快站直了身子。　
　　　　“那实验会累死人的。”他撇着嘴苦笑，但等他喝了一杯水，却又马上有了开玩笑的力气了，“喂，张大仁，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你应该去告诉他们，这种搞法是违法的，是不人道的，是谋杀。”　
　　　　“去中国法庭呢？还是美国法庭？”　
　　　　“去国际法庭吧！”他把鞋子踢了，赤脚坐在地板感，像要坐禅似的。　
　　　　“你知道我今天来做什么？”　
　　　　“不是真的留遗言吧？”　
　　　　“不是，来告诉你，今天是七夕，很有意思的，是吧？”　
　　　　我忽然哽咽起来，驾那么远的车，拖那么累的身子，就为告诉我这一点吗？　
　　　　我曾经读过那些美丽的古典故事，那些古人，像于期和伯牙，像张邵和范式，但那不是1997，1997的七夕能有一个驶车而来的刘克用就已经够感人了。　
　　　　“我照了一张相片，”他说，“很有意思的，带来给画家看看。”　
　　　　那是一张放大的半身像，在实验室照的，事实上看得清楚的部分只有半个脸，他的头俯下去，正在看一列试管，因此眉毛以下的部分全都看不见，只有一个突出的额头，像帽檐似的把什么都遮住了。　
　　　　而相片感大部分的东西是那些成千累万的玻璃试管，晶亮晶亮的，像一堆宝石，刘克用的头便虚悬在那堆灿烂的宝石上。　
　　　　“还好吗？”　
　　　　“不止是好，它让我难过。”　
　　　　“你也难过吗？说说看它给你什么感觉。”　
　　　　“我说不出来。”　
　　　　“我来说吧，这是我们实验室里的自动照相设备照的，事实上并不是照我，而是照我那天做的一组实验。但我偶然看到了，大仁，我想流泪了，大仁，你看，那像不像一个罪人，在教堂里仟悔，连抬头望天都不敢。”　
　　　　“我倒想起另外一个故事，一则托尔斯泰写的小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快乐的小村庄，大家都用手工作，大家都很快活，但有一天，魔鬼来了，魔鬼说：‘为什么你们不用脑子工作呀？’”　
　　　　“你是指我的大脑袋吗？”　
　　　　“正是，你就是拿脑子去工作的。”　
　　　　“我不过就是脑袋大罢了。我并不比别人多有脑子。”　
　　　　我们又把那张相片看了一下，真是杰作——可惜是电眼照的。　
　　　　“我带来一根笛子，”他说，“你喜欢的吧？”　
　　　　“喜欢，你能吹吗？”　
　　　　“不太能，但就让它放在膝上，陪我们过今年的七夕，不也就很奢侈了吗？”　
　　　　“古人是没有什么悲剧的想象力的，”我说，“他们所能想出的最惨的故事就是两人隔了一条河，一年才见一次面。而事实上呢？不要说两人，就是一个人，有时一辈子也没有被自己寻到啊！”　
　　　　“好啦，老兄，为那个不善写悲剧的时代干杯吧！”他举起了他的盛满水的杯子。　
　　　　我也举起我的。　
　　　　可惜我们没有一座瓜棚，不然我们就可以窃听遥远的情话。　
　　　　那一夜他没有吹笛，我不久就睡了。但在梦里，我却听到很渺然的笛声。很像我小时候在浓浓的树荫下所听到的，那种类似牧歌的飘满了中国草原的短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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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两在，1999年的感恩节，我接到他的电话。　
　　　　“我要去看你，”他说，“你托我的事们给你办好了。”　
　　　　“我没托你什么事！”　
　　　　“啊，也许没托吧？不过总之我替你解决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是，什么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来了，满脸神秘。我浑身不安起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很漂亮的。”　
　　　　“唔，可是，你为什么不留着给自己。”　
　　　　“老弟，听我说，”他忽然激动起来，“你35，我却43了，我不会结婚了，你懂吗？我没有热情可以奉献给婚姻生活了，我永世永世不会走入洞房了，我只会留在实验室里。”　
　　　　“你比我更有资格结婚，你有一切，们却什么都没有。”　
　　　　“但婚姻是给‘人’的恩赐，我差不多等于不是人了，大仁，你也许还不大认识我，你只和度假中的我谈过话。”　
　　　　“好了，刘，如果只是介绍女朋友。你就径自带来好了，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可是，可是比女朋友严重些，我是要你们结婚的，你明白吗？”　
　　　　“我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偏见，只是，我怎么晓得们该不该接受，我怎么能保证我要她。她是什么人？天哪，刘，你真是冒失得有点滑稽了。”　
　　　　“并不完全跟你想象的一般滑稽，大仁，古老的年代里人们找个瞎子，合个八字就行了，奇怪，爱情跟瞎眼的关系似乎总是很密切的。更古老的年代更简单，做男人的只要揪住女人的头发拖她回洞，而女人也只要装做力不胜敌的样子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发妻的由来吧！”　
　　　　“刘，你老实说吧，你是哪里来的灵感？你是什么时候想起要当月老的？”　
　　　　“从第一眼看到你，大仁，她，那个女孩子，需要一个艺术家。”　
　　　　“我不是艺术家，”不知为什么，提起这个头衔，我就觉得被损伤，“我开头就告诉了，我只是个油漆匠！”　
　　　　“我也开头就告诉你了，”他提高了嗓门，“你不是，你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可以去擦皮鞋，但他还是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又怎么样？”我很不高兴他说。　
　　　　“艺术家给一切东西以生命，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没有读过那个希腊神话吗？那雕刻者怎样让他的石像活了过来，你不羞吗？你不去做你该做的，整天只嚷着自己是个油漆匠。”　
　　　　“好吧！你要我干什么，我只是一个男人，我不是神。跟我结婚的女人从我处得不到什么，除了一个妻子该得的以外。”　
　　　　“好了，你听着，有一个女孩子，叫做潘渡娜的，是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我爱她——像爱女儿一样地爱她，否则，我就要娶她了。”　
　　　　“潘渡娜？你是说她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姓潘就一定是中国人？她不是任何民族，她只是这地球上的人。”　
　　　　“好吧，我倒也不太在乎她是哪里人，她多大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她的在龄呢？总之，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她当然是年轻的，年轻而迷人。”　
　　　　“她住在哪里？刘，你为什么看来这样神秘。”　
　　　　“她当然住在一个地方，但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对她有兴趣。”　
　　　　“我当然对她有兴趣，我对任何女人都有兴趣，只是我不一定有娶她的兴趣。”　
　　　　“好吧，我不相信你不着迷，大仁，她的背景很单纯，她没有父母，她随时可以走入你的家，她受过持家和育婴的训练，我知道她该得到你的爱，我知道，我是她的监护人。”　
　　　　他说着，忽然激动起来，深凹的眼眶里贮满了泪水，他便不住的拿手绢去擦泪，而他擦泪的手竟抖得不能自抑。　
　　　　“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你凭什么不信，大仁，你可以杀我，但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至少比夏娃好，比耶和华上帝造的那个女人高明。”　
　　　　他哭了。　
　　　　“你喝了酒吗？刘，你不能平静一点吗？为什么弄出一副老父嫁女的苦脸来呢？”　
　　　　“因为，”他黯然地望着我，“事实上差不多就等于老父嫁女了。”　
　　　　“她在哪里，你打算带她什么时候来？”　
　　　　“在旅馆，明天来怎么样？”　
　　　　“好吧。”我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想想也犯不着那么认真，刘或许是真的喝了酒，我还是别跟他争论算了。　
　　　　潘渡娜真的来了，跟在刘克用的背后。　
　　　　有些女人的美需要长期相处以后才能发现，但潘渡娜不是，你一眼就看得出她的美。　
　　　　她的皮肤介于黄白之间，头发和眼睛是深棕色的，至于鼻子，看起来比中国人挺，比白种人塌，身材长得很匀称，穿一身白色的低胸长裙，戴一顶鹅黄镂空纱的小帽，很是明艳照人。　
　　　　她显然受过很好的教养，她端茶的样子，她听别人说话时温和的笑容，她临时表演的调鸡尾酒，处处显得她能干又可亲。　
　　　　什么都好，让人想起那篇形容古美人的赋，真是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真的，潘渡娜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她像是按着尺码订制的，没有一个地方不合标准。譬如说她的头发，便是不粗不细，不滑不涩，不多不少，不太曲也不太直。而她的五官也那样恰到好处地安排着，她很美丽，但不至于像绝色佳人。很能干，但不至于掠美男人。很温柔，但不至于懦弱。很聪明，但不至于像天才人物。　
　　　　总之，她恰到好处。　
　　　　但是，我一想起她来，就觉得模糊，她简直没有特征，没有属于自己的什么，我对她既不讨厌也不喜欢。　
　　　　她像我柜子里的那些罐头食物，说不上是美味，但也挑不出什么眼儿。　
　　　　“我们的潘小姐很可爱的，是吗？”　
　　　　我没有想到刘当面就这样说话。　
　　　　“是的，”我很不自在，“的确是让人动心的人物。”　
　　　　“谢谢你们。”她用一种不十分自然的腔调说着中国话。　
　　　　“如果你愿意，”刘又说，“随时可以到张大仁这里来，他是一个艺术家。”　
　　　　“哦，艺术家。”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唔，并不是随时可以来，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下午一点钟才回家，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很忙呢！”　
　　　　“没关系，上班时间我不会来的。”　
　　　　我暗暗吃了一惊，她的意思是不上班的时间都要来吗，但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有些女孩是生来就比较大方的。　
　　　　“潘小姐不上班吗？”“现在还没有，不过有一个服装设计师要我做他的模特儿。”　
　　　　她的确很适合做立体的衣架子，她有那么标准的身段。　
　　　　我们的初晤既不罗曼蒂克，也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其实如果把女人分为端庄的和性感的两种，潘渡娜倒是比较偏于后者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她一点都不使人动心，她应该只适于做空中小姐或是女秘书或是时装模特儿，但决不是好的情人。　
　　　　其实许久以来我一直想着一个家，一个女人。我的同事们都只想片面解决，我却留恋着旧有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潘渡娜让人有触到塑胶的感觉——虽然不至于像触到金属那么糟。　
　　　　但真正糟糕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她并没有像金属那样触手成冷，我也就没有立刻伸回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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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日子很冷，早落的雪把人们的情绪弄得很不好。　
　　　　潘渡娜常来，自己带着酒，我真喜欢那些酒，还有那些她做的酒菜。　
　　　　有一天晚上潘渡娜刚回去，电话就响了。　
　　　　“你到底打算不打算写订货单？”　
　　　　口气很强硬，我一时愣住了，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　
　　　　“喂，我说，你打算不打算写订货单？”　
　　　　这一次是用中文说的，我晓得除了刘克用没有别人。　
　　　　“什么货单？”　
　　　　“潘渡娜，”他说，“她等着结婚，她贴不起那么多的旅馆钱和酒钱了。”　
　　　　“唔，”我说，“我的周薪你是晓得的。”　
　　　　“我晓得，她不白吃你的，她有一笔财产，每个礼拜可以领到200块的利息——她花不了你100的，你只会赚不会赔的。”　
　　　　“那更糟，刘，我不喜欢有钱的女人，人都很自私，都想在婚姻生活里占上风，们怕我伺候不了潘渡娜。”　
　　　　“听着，大仁，你如果一定要拒绝幸运，我也没有办法，潘渡娜还不至于找不到丈夫。”　
　　　　“这倒是真的。”　
　　　　“可是我希望是你。”我沉默了，如果和潘渡娜结婚，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有一点怕她，记得小时候，我从不敢去插电插头，我怕那偶然跳出来的惨绿的火花。我对所有新奇的东西天生就有一份排拒心理。　
　　　　“大仁，你决定了吗？”我仍然沉默，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沉默我还能做什么。　
　　　　“这样吧，我想不必拖太久了，12月24日怎么样？我带她去找你，然后我们一起上教堂，我就先和牧师约好，否则那一天他们准没有空。一切都简简单单就行了。”　
　　　　“再拖几天吧！我要交一批货。”　
　　　　刚说完，我就后悔了，我这样说等于承认了。　
　　　　“啊！”我立刻听到一声欢呼，“当然，延几天也好，潘渡娜也需要准备准备。”　
　　　　那天晚上，我洗了澡，照例喝一杯冰牛奶，就去睡觉了——我奇怪我睡着得那么快，我简直连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　
　　　　婚期订在12月31号的的晚上，1999年的最后一天。　
　　　　中午，潘渡娜和刘来了，她穿着粉红的曳地旗袍，外面罩着同质料的披风，头上结着银色的阔边大缎带，看起来活像一盒包扎妥当的新年礼物。　
　　　　教堂就在很近的地方，刘把我们载了去，有一个又瘦又长的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那几天雪下得不小，可是那天下午却异样的晴了，又冷又亮的太阳映在雪上，倒射出刺目的白芒，弄得大家都忍不住地流了泪。　
　　　　牧师的白领已经很黄很旧了，头发也花斑斑地不很干净，他的北欧腔的英语听来叫人难受。　
　　　　“刘，你是带她来赴婚礼的吗？”他照例问了监护人。　
　　　　他叫“刘”的时候，像是在叫李奥，刘跟那个1世纪的大主教有什么关系？　
　　　　刘忙不迭地点了头，好像默认他就是李奥了。　
　　　　牧师大声地问了我和潘渡娜一些话，我听不清楚，不过也点了头。　
　　　　于是他又祈祷，祈祷完，他就按了一下讲台旁边的暗钮，立时音乐就响起来了。我和潘渡娜就踏着音乐走了出来，瘦牧师依然站在教堂中，等我们上了车，他就伸手去按另一个钮，音乐便停止了。　
　　　　我们的车子一路回夹。车轮在雪地上转动，吱然有声。刺人的白芒依然四边袭来，我忍不住地掏出手帕来揩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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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公寓，走进有八卦图的门，我舒了一口气。　
　　　　刘克用很兴奋，口口声声嚷着要请我们去吃中国饭，我和潘渡娜各人坐在沙发的一头，尴尬得像旧式婚姻中的新人。　
　　　　潘渡娜换了一件紫红色的晚礼服，松松地搭着一条狐裘披肩。　
　　　　我这才注意到，不管世纪的轮子转得多快，男人把世界改成了什么模样，女人仍然固执地守着那几样东西——晚礼服、首饰、帽子和狐裘披肩。　
　　　　我们吃了炒面，很不是味儿，正确点说，应该是王“切丝的牛排炒条状的麦糊”。　
　　　　我们又喝了酸辣汤，并且最后还来了一道甜得吓人的八宝饭。　
　　　　然后我们留在那里看表演，那时候我才很吃惊地发现，虽然在纽约住了10年，我所知道的却只限于从公寓到广告社之间的那条街，夜总会的节目竟翻新得叫人咋舌。第一个节目是三个们上除了油漆外什么也没有的男女的合舞，两个女人，一个漆成豹，一个漆成老虎，那个男人则漆成胸前有v字纹的灰熊。当她们扭舞的时候，侍者就给每人一只水枪，里面装着不孝是什么的液体，大伙儿疯了一样地去射她们，水枪射及之处，油漆便软溶溶地化了，台上不再有野兽，台上表演者的胴体愈来愈分明。相反地，台下的都成了野兽，大厅之中，吊灯之下，到处是一片野兽的喘息声，呐喊的声音听来有一种原始的恐怖。而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