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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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满打满算，钱只够拆掉一半，然后建小小的两层。小学肄业的母亲，自己画好了设计图，挑好日子，已经是我高考前的两周。从医院回来，父亲和母亲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适婚年龄的姐姐从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旧房子决定要拆了，我无房可住，就搬到了学校的宿舍。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
终于到拆迁的时刻了，建筑师傅象征性地向墙面锤了一下。动土了。在邻里的注视下，母亲走到路中间，轻缓地展开那长长的鞭炮，然后，点燃。
声音果然很响，鞭炮爆炸产生的青烟和尘土一起扬起来，弥漫了整个巷子。我听到母亲在我身旁深深地、长长地透了口气。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对于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那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我不放心这样的母亲，每天下课就赶到工地。看她汗湿透了全身，却一直都边忙边笑着。几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气，却还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过工地，她无论多喘都要赶忙站起身过来说话：“都是我儿子想翻盖新房，我都说不用了，他却很坚持，没办法，但孩子有志气，我也要支持。”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个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医院一查：急性盲肠炎。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做完盲肠手术。二楼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儿，见我进来就先笑：“房子已经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还是想发脾气，却听到走廊里一个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声音，还带着重重的喘气声。是父亲。他知道母亲出事后，就开始出发，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自己雇了车，才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他拄着拐杖一点点一点点挪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边的病床上，如释重负地一坐。气还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亲，问：“没事吧？”
母亲点点头。
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
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首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你在干吗？”先开口的是我。
她说：“我在准备喝汤。”
我看那汤，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汤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
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她突然号啕大哭：“我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就这么放弃，这么放弃太丢人了，我不甘心。”
那一晚，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
我们都怕彼此脆弱。
但那一天，这幽灵现身了。
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进了他们的房间。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还发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母亲打开抽屉，掏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
那是老鼠药。
在父亲的打呼声中，她平静地和我说：“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掏出来，想往菜汤里加，几次不甘愿，我又放回去了。”
“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是不服气，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
那晚，我要母亲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应了，这才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旁边哭起来。
我拿着那包药，我觉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当然，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药，第二周在父亲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掏出来，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亲抢过去，生气地瞪了我一下，又收进自己的兜里。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每次家里发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家就都安静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
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
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你们等着，再过几年，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围成小庭院，外装修全部弄好，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到时候来看看啊。”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
然后，再过了两年，她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回到家，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母亲早早躺下了。她从内心里透出的累。我却怎么样也睡不着，一个人爬起床，打开这房子所有的灯，这几年来才第一次认真地一点一点地看，这房子的一切。像看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亲人，它的皱纹、它的寿斑、它的伤痕：三楼四楼修建得很潦草，没有母亲为父亲特意设置的扶手，没有摆放多少家具，建完后其实一直空置着，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二楼急急忙忙搬上来，也把我的房间安置在四楼。有段时间，她甚至不愿意走进二楼。
二楼第一间房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住的，紧挨着的另外一间房间是我住的，然后隔着一个厅，是姐姐的房间。面积不大，就一百平方米不到，扣除了一条楼梯一个阳台，还要隔三间房，偏瘫的父亲常常腾挪不及，骂母亲设计得不合理。母亲每次都会回：“我小学都没毕业，你当我建筑师啊？”
走进去，果然可以看到，那墙体，有拐杖倚靠着磨出来的刮痕。打开第一间的房门，房间还弥漫着淡淡的父亲的气息。那个曾经安放存款和老鼠药的木桌还在，木桌斑斑驳驳，是父亲好几次发脾气用拐杖砸的。只是中间的抽屉还是被母亲锁着。我不知道此时锁着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不想打开灯，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曾睡过的地方，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
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
我继续躺在那位置把号啕大哭憋在嘴里，不让楼上的母亲听见。等把所有哭声吞进肚子里，我仓促地逃离二楼，草草结束了这趟可怕的探险。
第二天母亲早早把我叫醒了。她发现了扛着测量仪器的政府测绘队伍，紧张地把我拉起来——就如同以前父亲跌倒，她紧急把我叫起来那无助的样子。
我们俩隔着窗子，看他们一会儿架开仪器，不断瞄准着什么，一会儿快速地写下数据。母亲对我说：“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房子修好吧。”
那个下午，母亲就着急去拜访三伯了。自从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的事情，她都习惯和三伯商量，还有，三伯认识很多建筑工队，能拿到比较好的价钱。
待在家里的我一直心神不宁，憋闷得慌，一个人爬到了四楼的顶上。我家建在小镇的高地，从这房子的四楼，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在视线下展开。
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发现，整个小镇遍布着工地，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正在发脓的伤口，而挖出的红土，血一般地红。东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像只巨兽，一路吞噬过来，而它挪动过的地方，到处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尘网，就像包扎的纱布。我知道，还有更多条线已经划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只是还没落下，等到明后年，这片土地将皮开肉绽。
我想象着，那一座座房子里住着的不同故事，多少人过去的影子在这里影影绰绰，昨日的悲与喜还在那停留，想象着，它们终究变成的一片尘土飞扬的废墟。
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
晚上三伯回访。母亲以为是找到施工队，兴奋地迎上去。
泡了茶慢慢品玩，三伯开口：“其实我反对建房子。”
母亲想解释什么。三伯拦住了，突然发火：“我就不理解了，以前要建房子，你当时说为了黑狗达为了这个家的脸面，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图什么？”
我想帮母亲解释什么，三伯还是不让：“总之我反对，你们别说了。”然后开始和我建议在北京买房的事。“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要为你儿子考虑。”
母亲脸憋得通红，强忍着情绪。
三伯反而觉得不自在了：“要不你说说你的想法。”
母亲却说不出话了。
我接过话来：“其实是我想修建的。”
我没说出口的话还有：其实我理解母亲了，在她的认定里，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他发起了这个家庭。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在我的坚持下，三伯虽然不理解，但决定尊重这个决定。我知道他其实考虑的是我以后实际要面对的问题，我也实在无法和他解释清楚这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
母亲开始奔走，和三伯挑选施工队，挑选施工日期。最终从神佛那问来的动土的日子，是在一个星期后——那时我已经必须返回北京上班了。
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母亲到银行提钱。和贫穷缠斗了这大半辈子了，即使是从银行提取出来的钱，她还是要坐在那一张张反复地数。清点完，她把钱搂在胸前，像怀抱着一个新生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往家里走。
这本应该兴奋的时刻，她却一路的满腹心事。到了家门口，她终于开了口：“儿子我对不起你，这样你就不够钱在北京买房子了吧。”
我只能笑。
又走了几步路，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和我说了另外一个事情：“有个事情我怕你生气，但我很想你能答应我。老家的房子最重要是门口那块奠基的石头，你介意这房子的建造者打的是你父亲的名字吗？”
“我不介意。”我假装冷静地说着，心里为被印证的某些事，又触动到差点没忍住眼泪。
“其实我觉得大门还是要放老房子父亲做的那对，写有你们俩名字的对联。”
然后，我看见那笑容就这么一点点地在她脸上绽放开，这满是皱纹的脸突然透出羞涩的容光。我像摸小孩一样，摸摸母亲的头，心里想，这可爱的母亲啊。
同事的邀约，春节第一天准时上班的人一起吃饭庆祝。那个嘈杂的餐厅，每个人说着春节回家的种种故事：排队两天买到的票、回去后的陌生和不习惯、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然后有人提议说，为大家共同的遥远的故乡举杯。
我举起杯，心里想着：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然后独自庆幸地想，我的母亲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
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时间里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残疾
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我太胖了，几个月不动就胖了，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
他小心地支起右腿，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整个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
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
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