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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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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那是一家高级的按摩店。有种国际进口的躺椅，把你按得全身酥麻，爬都爬不起来。
每个晚上，男生宿舍一定要讲这个传奇，讲完后，各自忙活起来。
魁梧哥竟然来了——这是小镇学生送给张美丽前夫的昵称。
一开始没有人信，但渐渐地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个男人在傍晚的时候，会拉出一把椅子在外乘凉。
然后街坊会在半夜听到吵闹的声音、摔盘子的声音。第二天傍晚，还是看到那男人若无其事地搬椅子出来在那乘凉。
房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连当事者都说不清楚。只是最后，某一天，彩条灯拆了，店门大大方方打开了，门楣上挂了个牌子：美美海鲜酒楼。
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张美丽了，她总是笑眯眯地站在柜台前迎客。然而小镇本地的人是坚决不去的，捧场的都是随货船从外地来进货的商人。
站在学校这边，就可以看到，那确实是张美丽的店，充满着和这个小镇完全不搭的气质：金边的家具，晶莹的玻璃珠帘，皮质的座椅，服务员都是外地来的高挑美女。充满着“妖娆的气息”——小镇的人都这么形容。
张美丽的小店，和我们的小镇，就这样充满着这种对立的感觉，而在小镇人的口气中，仿佛永远是：张美丽代表一种什么势力，在侵蚀着这个小镇。
如果这是场无声的战争，结果上，张美丽似乎获胜了。隔壁店面也被盘了下来。渐渐地，一些本地的老板们“不得不进出”美美海鲜酒楼。
“没办法，外地的客户都喜欢到那。”——进去过的人，在极尽形容后，都这样解释。
紧接着，终于有一天，小镇某个大佬的儿子结婚，其中一个场子安排在那。
那个下午，我其实异常紧张，父亲也收到请柬了，他被安排在美美海鲜酒楼，对方特意交代，那个会场邀请的都是各地的商人，去了可以帮着开拓生意。
我自告奋勇提出陪父亲去，却被母亲恶狠狠地拒绝了。我只好趴在窗前，看犹豫不决的父亲，踌躇着往那走。
很好吃的餐馆。父亲回来这么说。这是他唯一能说的东西，这也是小镇其他人唯一能评价的方式。事实上，张美丽的店，就味觉上的正当性，避开那些种种暧昧和复杂的东西，重新与小镇发生关系了。
学校的一些校舍要翻修了，宗族大佬开始号召每个人响应捐款。开卖场的蔡阿二犹犹豫豫，开电器行的土炮扭扭捏捏，张美丽却激动了。一个人跑到学校，进了校长室说，我捐五万。
在那个时候，五万是很多的钱，可以建一栋小房子。
然而校长犹豫着没接过来。说，再考虑看看。
最终学校公布的捐款名单上没有张美丽。
不久，地方大宗族的祠堂要翻修一个小工程，张美丽又跑去认捐了。出来的最终名单依然没有她。
直到年底，妈祖庙要拓宽一个小广场，张美丽的名字终于落上去了。
“五万元：信女张美丽”。这是最高的捐款金额，却被刻在最低的位置。但张美丽很高兴，那段时间可以看到，她时常一个人溜达到那，弯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刻在上面的她的名字。
而我也时常守在妈祖庙旁边的杂货店，看着她一个人在那笑得像朵花。
我考上高中的时候，张美丽的身份已经是镇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她的美美海鲜酒楼就坐落在入海口，整整五层楼。
学校犒劳优秀学生的酒会是她赞助的，坐在金灿灿的大厅里，她拿着演讲稿，说着报效祖国、建设国家的这类话。
她有了双下巴，厚厚的脂粉掩不住头上开始攀爬的那一条条皱纹。但她依然很美。
其实，宗族大佬们对学校接受张美丽的好意并不是很满意。张美丽现在不仅仅是海鲜楼的老板，还是隔壁海上娱乐城的老板。
连邻近的几个小镇都知道这海上娱乐城。据说那里有歌厅、舞厅、咖啡厅和KTV包房，还有种种“见不得人的生意”。学生里传得最凶的是，那里有卖毒品。据说前段时间退学的那学生，就是在那染上的性病。
学校领导三令五申地禁止学生靠近那娱乐城，而父母每晚都要讲那里的罪恶故事。我知道，小镇对张美丽的新一轮讨伐正在酝酿。
沿着一堵墙，美美海鲜酒楼的旁边就是海上娱乐城。那天饭桌上我不断走到窗边，窥视那个霓虹闪烁的娱乐城。
这娱乐城是个巨大的建筑群，中间一个主建筑应该是舞厅，周围围了一圈欧陆风格的别墅。据说每栋别墅都有不同主题：有的是抒情酒吧，有的是迪厅，有的是高雅的咖啡厅。
饭局结束后，老师安排作为记者团团长的我，采访“优秀企业代表”张美丽。
采访安排在她的办公室。
那天她穿着黑色的丝袜，配上带点商务感觉的套裙，我还没开口就全身是汗——这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
在一旁的老师附在耳边提醒我，这次采访不用写出来，只是对方要求的一个形式。
我知道，那对张美丽是个仪式，获得认同的仪式。我支支吾吾地问了关于对中学生有什么建议这类无聊的话题，她努力按照想象中一个德高望重的女人该使用的语言和动作表现。
显然结果她很满意，采访中当即表示捐款支持学校成立记者团。老师和她握手庆祝，一切功德圆满。
在带上她办公室门的时候，我忍不住转头想再看她一眼，却一不小心看到，她像突然泄气一般，后脑勺靠在座椅背上，整个人平铺在那老板椅上，说不出的苍老和憔悴。
宗族大佬、家长和学校越禁止的东西，越惹得孩子们想要冒险。一拨拨等不及长大的同学，偷偷溜进那个娱乐城，然后兴奋地和大家描述里面让人“爽呆了”的种种。
进或者不进那娱乐城，在学生的小帮派看来，是有种或没种的区别。而在小镇家长们看来，是好孩子或者坏孩子的分界线。
渐渐地，传到我耳朵里的传说越来越多：听说娱乐城里出了四大天王，听说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绝招，领衔不同的生意，听说他们开始在学校发展手下。
我倒一直不相信发展手下，真是娱乐城里管理层推进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完全没必要，甚至是自讨苦吃的事情。我的猜想是，娱乐城的员工为了显摆，而自发组织的。但无论如何，确实是因为娱乐城的存在。
小镇里的怒气正在积蓄，开始有宗族大佬和妇女机构，到每一户人家拜访，要签订什么取缔请愿书。而张美丽的回击是：镇政府大楼修建，她捐助了二十万。
局势就这样僵持着，整个小镇都躁动着，就等着一点火花，把所有事情引爆。
火花终于在我读高三的第一个假期燃起了，娱乐城里发生了一起恶性打斗事件。一个人被当场打死。那人是当地一名大佬的儿子。
那简直是一场围剿。大批大批的小镇居民，围在娱乐城门口扔石头，辱骂，要求娱乐城关闭。
那个下午，我以学生记者的身份赶去现场了。
老的少的、相干不相干的，都聚集在那。骂的还是几年前的那些话：“不要脸”、“贱人”、“狐狸精去死”……张美丽出来了，就站在主楼的屋顶上。她拿着扩音器，对着围观的人喊：“这是一场意外，请乡亲们理解，我会好好处理……”
一句话还没说完，开始有人愤怒地拿起石头，咬牙切齿地往她的位置砸去。
但她站得太高了，石头一颗都靠近不了。
人流分开了，她的母亲颤颤悠悠地走出来，对着楼上的张美丽，哭着喊：“你就是妖孽啊，你为什么那时候就不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留下来祸害……”
扩音器旁的张美丽估计很久没看到母亲了，哭着喊：“妈，你要相信我，我对天发誓，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真的从来没有。”
她的母亲显然已经崩溃了：“你就是妖孽，你就是妖孽，我当时应该掐死你。”
魁梧哥到屋顶来了，拉着张美丽回屋里去。
众人的骂声又持续了一阵，渐渐消停了。
那个晚上我没听到声响，是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的。张美丽当晚跪在自己宗族的祠堂门口，大声哭着，对天发誓自己没有作孽，“除了一开始追求爱情，我没有做娼妓，没有卖毒品，我只是把我觉得美的、对的、我喜欢的，都做成生意，我真没有作孽……”
哭完，她狠狠地往祠堂的墙撞去。
第二天祠堂大佬起来才看到，张美丽死在祠堂的门口，流出来的血都凝结了，像沉压已久的香灰。
按照宗族的规矩，人死后，要在自家或者宗族祠堂做法事，然后再落葬。最后还要摆一个木牌在祠堂里，这样灵魂才会安息。
然而，无论家里还是祠堂都不愿接收，更别说木牌了。按照传说，这无法安息的魂灵，将没处安身，只能四处游荡——这是宗族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了。
张美丽确实成了孤魂野鬼了。
最终是魁梧哥料理张美丽的后事，他坚持要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尽管小镇上没有一个人参加，他还是请来隔壁乡镇几十支哀乐队，咿咿呀呀了三天三夜。
哀乐一停，魁梧哥就把所有人散了，一把火烧了整个娱乐城。
没有人打救火电话，也没有消防车前来。小镇的人就冷冷地看着娱乐城烧了一天一夜。待烟火散去，开始有人拿鞭炮出来燃放——按照小镇的风俗，谁家病人好了，要放鞭炮。
大学都毕业六年了，一个已经成了大老板的高中同学才组织说，应该纪念下高中毕业十周年。远在北京的我接到他特意发过来的请柬。请柬是传统的红纸镶金，打开来，聚会的地点竟然是海上娱乐城。
因为后来考上大学我就离家，实在不清楚，这娱乐城竟然重新开张了。
这娱乐城和张美丽的娱乐城完全不一样，原本走进去正对的主楼，现在变成了一片绿地，不过周围分布的，还是一栋栋别墅。到处都是厚重的低音炮一浪一浪地袭来，而每条路上，一个个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亲密地亲吻。
那天我到得晚，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聚集了。虽然我提醒自己别说这个话题，但终究忍不住问：“怎么这娱乐城又建了？”
做生意的那同学干笑了两句：“有需求当然就有人做生意，小镇这么有钱，有钱总要有地方花。”
我没问下去了。
“有欲望就有好生意，人民币教我的。”同学继续不依不饶。
喝了几巡酒，有同学开始调侃我，“对了，张美丽不是你梦中情人吗？”
我脸一红，说不出话。旁边有同学起哄道：“有什么好害羞的，我也想象着自己爽了好多次。”
当中有人提议，敬张美丽。那大老板抢过话去：“我谨代表一代热血青年，敬这位伟大的小镇启蒙运动奠基人，审美运动发起者，性开放革命家……”
众人跟着歇斯底里地喊：“敬伟大的张美丽！”
我一声不吭，拿着酒走到一个角落，刚好看到那片绿地。我反复想起，那石头房子，那苍白的脸。“她终究是个小镇姑娘，要不她不会自杀的。”我对自己说。
同学们还在起哄，说着这地方曾经淫荡的种种传说。
我突然心头冲上一股怒火，把酒杯狠狠往地上一摔，冲出去，一路狂跑，一直狂跑，直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个恶心的娱乐城。
阿小和阿小
阿小和阿小是两个人。
小学五年级前，我只认识一个阿小。他住在我家前面的那座房子。
那是座标准的闽南房子：左主房，右主房，中间一个天公厅——这是专门用以供奉神灵和祭祀的厅，闽南家家户户都供着一个神仙团，节日繁琐到似乎天天都在过。
接着下来是左厢房、右厢房，中间一个天井。本应该接着连下来的，是左偏房、右偏房，中间一个后厅，他们家当时没能力一口建完，草草地在天井附近就收尾，把空出来的地，圈出了个小庭院，里面种了芭蕉树，养了一条黑色的土狗。
那是个海边典型的渔民家庭。他父亲从小捕鱼，大哥小学毕业后捕鱼，二哥小学毕业后捕鱼。母亲则负责补网，还有到市场叫卖收获的海鲜。他当时还没小学毕业，不过他几次和我宣誓一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捕鱼的！”
我喜欢他的母亲乌楼，每次和母亲去见她，就意味着家里难得会有顿海鲜大餐。乌惜似乎从来只会乐呵呵地笑，而不懂得其他表情，每次看到我，都要找点小零食给我吃，过年过节找个理由就往我家送点小鱼虾。偶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会来逗我玩，甚至他家养的那条狗，我还没进巷子口，它就已经在那边摇着尾巴欢迎我。
但阿小，似乎总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参与我们两家的交际。他很安静，这种安静却分明带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似乎永远在专注思考着什么。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听我母亲在和乌楼开心地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过去，说，黑狗达，所以你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小镇。
我当时还觉得小镇很大，没有离开的迫切感，但心里对他莫名产生一种佩服：一个能看不上小镇的人内心该是如何的宽广。然而他读书却并不好，这让他这种高傲的安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一种孤僻。
孤僻的阿小，街坊开始这么叫他。
另一个阿小是搭着高级的小汽车抵达我的生活的。
还记得那个下午，一辆只在电视里看得到的小汽车突然出现在巷口那条土路上。巷子太窄了，车子进不来，来回倒腾的车，扬起呛人的烟尘，把围观的人，弄得灰头土脸。
我光着脚站在围观的人群里。那时候，白色的运动鞋，水手服样式的校服已经在小镇流行，但我习惯穿拖鞋的脚，却死活耐不住运动鞋里的憋闷和潮湿。老师说，不穿运动鞋就只能光脚来上课，学校禁止粗鲁的拖鞋。我干脆就把运动鞋往书包里一装，无论下雨酷暑，永远一对赤脚。日子久了，脚底磨起厚厚一层皮，甚至踩到玻璃也不会刺穿，开始骄傲地强迫同学叫我赤脚大仙。
然后这个阿小走下车了，他脚下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皮鞋，身上穿的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吊带裤，头上梳着电视里小少爷才梳的那种发型，皮肤白得像他身上的白色衬衫。
他长得一副小少爷该有的模样，白得发亮，瞬间让周围的一切都灰暗了。
他是我东边邻居阿月家的侄子。父母到香港承包工程发了家，哥哥已经办好香港移民手续，接下来办他的，这中间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时间里他就暂且借住在这里等。
香港阿小，街坊觉得这名字特别适合，仿佛香港才是他的姓氏。
香港阿小给这群野生的孩子内心，造成了极大的触动。或许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也是如此的心情。
从那天开始，他的家里总围着一群偷窥的孩子，这些孩子好奇他的一切：他说话老喜欢扬扬眉毛，他头发总梳成四六分的郭富城头，他喜欢吹口哨，还每天洗很多次澡。没过几天，这群老赤脚到处乱窜的小屁孩，个个说话也扬眉毛，头发也梳四六分，也开始吹口哨。竟然还有孩子偷窥他洗澡。
阿月姨家稍微殷实点，在那片地区是唯一的两层楼。香港阿小每次换洗的白色T恤和内裤就挂在楼顶迎风飘扬。那白色的衣物，雪白得太耀眼，似乎是文明的旗帜，傲慢地挺立在那边。对这些青春期的孩子，那衣物夹着莫名的荷尔蒙感。香港阿小来的第三天，有个小孩爬上电线杆就为了看一眼阿小最贴身的秘密，一不小心摔落下来。还好以前的土地都还是土地，而不是冷酷的水泥地。孩子磕出了伤痕，但不至于伤残。
这样的故事，小镇甚至羞于传播，大人们当作一切都没发生。他们用假装没看见，或者不理解，继续守着风土的简单。
我其实内心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喜欢这个阿小的。在邻居小孩共同组成的拖鞋军团里，我最会读书，也是最得长辈和同龄人关注的，阿小虽然也引起我的兴趣，但他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许多目光，让我多少有点失落感。
我假装漠视这一切，直到这一天，阿月姨来邀请我去和这个阿小玩。“你读书好，多带带他，别被那些野孩子带坏了。”我竟然掩饰不住地激动。
第一次的见面，有点狼狈。我手心全是汗，说话有点结巴。还好是他淡定。
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味，穿着雪白雪白的T恤，他笑出白白的牙齿，说：“我叫阿小。听说你是这里最会读书的孩子？”
我点头。
“你比我大两岁？”
我点头。
“黑狗哥好！”
回到家没多久，拖鞋军团的人早在等我，他们像堆苍蝇一样聚拢来，叽叽喳喳地问询。我当时还假装深沉地说这小子很客气，不是简单人物。心里早生出了无比的好感。
担心他一个人孤单，也担心他被小孩子带坏，亲戚给他配了两个保镖——他两个表弟，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阿小对他们说话都是命令式的：你们给我做什么去……我不知道阿小是哪点喜欢我，第一次认识后，他就不断支使他的两个表弟轮流叫我。一会儿问：“一起玩弹珠？”要不“一起捉迷藏？”或者“一起玩飞行棋？”
拖鞋军团的人开始意识到可能会失去我，他们看着阿小的表弟拜访我家，也派一个小孩，卡着同样的时间通知我。抉择的时间到了。
我犹犹豫豫，直到那表弟又来了：“我哥问，要不要一起看他从香港带来的漫画书，还有任天堂游戏机。”
于是我选择阿小那边了。当天，拖鞋帮宣布和我决裂。
于我，阿小真是个让人愉快的玩伴，他总有最新奇的东西，漫画书、游戏机、拼图、积木……而且还有两个跟班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口渴了，他们去弄来冰冻饮料（香港带来的冲剂），热了，他们打开小风扇（香港带来的）。
于他的表弟，他真是个霸道的王子。吃桑葚表弟多拿了一个，他一瞪，表弟马上转过头去一声都不吭。玩游戏，我赢他可以，表弟眼看着也要超过他了，他喊了句表弟的名字，形势就马上逆转。
拖鞋军团站在外面的空地上，拿着用纸卷起来的纸筒不断喊：叛徒、走狗……我隐忍着不吭声，阿小却一个人走出家门，对着他们大喊：“你们吵什么吵，野孩子。”
我意识到战争开始了。
拖鞋军团惯用的绝招是——牛粪加时钟炮。时钟炮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高级的武器。它就像巨大的火柴棒一样，一擦，火着了，会按着固定的时间爆炸。炮的等待时间有一分钟的，也有半分钟的，恶作剧的关键是，时间要卡得刚好，把炮插在准备好的牛粪上，等我们刚好走到，还没注意时，牛粪突然仙女散花般，飞溅我们一身，就算成功。
然而，这些伎俩我太熟悉了，几次都成功地避开。直到拖鞋军团恼羞成怒，竟然直接把炮往我们身上扔。阿小怒了，回家拿出一把打鸟的猎枪冲出来，斜斜对着半空打了一枪。
“砰”——声音像海浪一样，在耳边一起一伏。拖鞋军团的人吓呆了，我也是。
“野孩子，吓傻了吧？”他骂人的时候，口中的牙齿还是很白，但声调傲慢得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或许是不愿意失去拖鞋军团的传统友谊，或许是对香港阿小傲慢的不舒服，我慢慢地开始寻找平衡。刚认识那几天，我们几乎绑在一起，到枪击事件后，我决意抽出一半时间和拖鞋军团的人玩。
阿小察觉到了，竞争一般，拿出他所有的宝贝——香港来的拼图、香港来的唱片、香港来的遥控飞机。直到他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确实有某种隔阂了，他也淡然了，冷冷地说，有空来玩，没空我自己玩。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亲身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前，先行切割。
其实我偶尔会同情阿小的，特别是熟悉后。我觉得他是个孤单的人。这种孤单我觉得是他父母的错，他活在“去香港前准备”的生活里。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是过渡的，无论生活、友谊还是情感。
那时候，香港是个更好的世界，他即将去到的目的地，让他不得不时时处于迫不及待离开的状态中，他会觉得，自己是可以蔑视这里的人。
但他却是个孩子，他需要朋友。
我想，他选择我或许只是因为，我是附近最会读书的孩子，他认为这是一种阶层上的接近。同时，或许他还有征服感。
在我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时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实他和哥哥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机会。母亲疼幼子，小时候夫妇俩去香港打工，不舍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来丰厚的钱求得亲戚对他的照顾。而长子他们带在身边，帮忙工地做点事情。
所以哥哥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现在已经长出一副香港人该有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打了耳洞，夏天会穿白色短裤配皮鞋，有时候还戴着条丝巾。
阿小崇拜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他其实是崇拜着香港，正如我们崇拜着黑白电视里游走在高楼大厦里的那些人。
但对我们来说，高楼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而对阿小，这是即将到来的事。
他几次尝试把头发留长，都被爷爷硬压着给剪了，他尝试用针给自己穿耳洞，最终扎出满身的血，让爷爷急匆匆送医院了。现在这些他都放弃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个人发呆。
和他保持距离后，我每次和拖鞋军团的人疯回家，就会来看看阿小，他会给我讲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电视里那样，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的飙车。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换了一身西装，可帅气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说：“我哥吸毒的。”然后拿给我一根烟，附在我耳边，“这是毒品。”一脸得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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