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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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云彩　紫芹　曼罗
ISBN：7…80567…809…X/I·47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版　次：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5元

简介：

　　《五号屠场》是一部独特的反战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对敌无害、对友无益的患精神分裂症的主人公毕利，通过这个傻乎乎的主人公的独特感受，一方面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另一方面又抨击了盟国轰炸德累斯顿的野蛮行为，嘲笑人类发动战争是多么愚蠢。

　　《五号屠场》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累斯顿一家屠宰场里的故事。被德国俘去的一些美国军人就关押在这个屠宰场里。
　　战俘们使用的蜡烛和肥皂是用人体的脂肪制成的，杀人在这里和屠宰猪、牛、羊一样轻而易举。书中人物之一毕利在这儿看到许多被热水烫过的尸体。但作者在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残暴的同时，还着重写了美军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这次轰炸造成了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这次轰炸按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瘫痪纳粹德国的抵抗能力，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正义之举，可在作者的眼里，同样是一场野蛮行为，是再一次把德累斯顿变成了屠宰场地。作者这样描写德累斯顿被炸时和被炸后的情景：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了，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
　　《五号屠场》的叙述方法新颖独特。
　　在这本书里，作者发明了一颗５４１号大众星，书中的人物被一架飞碟绑架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从而获得了观看人类世界的新的视角。从这里可以看见地球上的人类在进行愚蠢的杀戮，作者也借这里的生物之口，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有趣的是，这个被绑架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人物毕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可以见到他感兴趣的任何时间。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看来，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接受了这种观点的毕利，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正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这种本领，所以小说的叙述便获得了极大的方便，可以随意转进到不同的时空，人物老年、幼年、新婚、少年、病中、中年的故事随意穿插，使我们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快感无穷。




冯内古特及其小说依然健在

　　　　　　　　　　　　　　　　　　（代译序）

　　在本世纪末出版与回顾６０年代走红的冯内古特及其小说，审视他９０年代最后的作品，对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时机。
　　从冯内古特的处女作《自动钢琴》（１９５２年）到他的封笔之作《时间震》（１９９７），历时四十多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直保持着他独有的艺术特色，如果用他也许喜欢的数学公式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科幻＋讽喻＋幽默。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生物化学，毕业后一直关注当今的科学发展，对此十分熟悉和在行，可以说与他齐名的后现代派作家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钦、约翰·霍克斯、罗伯特·库弗等人在这方面不能与他比肩。冯内古特有一度甚至被视为一般的科幻小说家而遭评论界冷落。深刻洞察世界和美国社会的冯内古特在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１９６９）发表以后，才摘掉了他极其讨厌的科幻小说家的帽子。科幻是他用来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手段，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嫉恶如仇，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讽刺，有时显得玩世不恭，有时又诙谐成趣，但他骨子里对人娄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悲观失望的情绪常常主宰了他。他生性幽默，他的幽默却常常染有阴都的色彩，这就是批评家们所称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五号屠场》里最典型，如同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样。

　　通察冯内古特一生的主要小说，如今说他是黑色幽默大师，在评论界不会有什么疑义。如果有的话，也许冯内古特本人仍不会首肯。
　　但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作家的定论往往并不取决于他（她）本人同意与否。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冯古内特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许会里全面一些。且看雷蒙德·费德曼（Rayrrmond　Federman）在他的《内省小说》（Self…Reflective　Fiction，１９８８）里是怎样看待冯内古特及其作品的，他说：５０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次大战美化为一场好战争，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我们会想起詹姆斯·琼斯的《从此地到永远》、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叛乱事件》以及其他许多鼓舞人心的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正被滑稽嘲弄的新小说揭去神秘的面纱而遭损。《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３）、冯内古特的《黑夜母亲》（１９６１），特别是他的《五号屠场》（１９６８）、杰兹·科辛斯基的《彩鸟》（１９６５）和约翰·巴思的《贾尔斯代人受过的小伙子》（１９６６）也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
　　
　　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似乎在寻找他们生活里和行动中正失去的连贯性。这些小说家多数对他们曾经推波助澜过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关系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正加以修正，以他们自己小说里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进行内省或反思。①费德曼把冯内古特列入６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内省小说或反思小说家群，或后现代派小说家群。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则在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Neorealist　Fiction）一文里称冯内古特为新现实王义小说家，他说：像那时（６０年代）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一样，小说发现自己己露衰败的征兆，背着下滑、词语危机、能指与所指错位感的重负。有一度这似乎表明严肃文学现实主义的终结，虽然整个“后现代”阶段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超小说悖论的矛盾，其矛盾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小说和较为传统的形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巴思、冯内古特、品钦、霍克斯、库弗的超文本的本身之中。②布雷德伯里用新现实主义去界定冯内古特及与其相似的作家，用超小说概括这批作家的小说艺术特色，说白了，就是：他们关注现实社会，但他们审视社会的视角，表现社会生活的手法，均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怍家。新现实主义作家所反映的现实，好比哈哈镜里所反映的现实。你从哈哈镜里所看到的一切，难道不使你感到能指与所指大大地错位吗？所谓后现代小说，其最大的特色也在于此。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也在于此。综观冯内古特的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从褒义上讲，他保持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从贬义上讲，他在９０年代艺术探索上无新的进展，而是重复他在６０年代建立起来的艺术手法。
　　不过，即使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若从内省、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角度来研读他的《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和其他小说，我们的读者依然能获得审美喻悦，我们的作家更能从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启迪，领悟冯内古特为何能“通过文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道理。现在可以断言，冯内古特作为６０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位后现代派经典作家，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今很少会有人对此质疑了。
　　
　　　　　　　　　紫芹

　　　　　　南京南秀村陋斋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０日



第一章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①

　　【①　传说基督降生在马槽里。】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过这里我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真呱呱叫）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多吨。
　　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

　　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他说他一度作过美国人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这么回事。

　　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绐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
　　我很喜欢“有朝一日碰上机会”的说法。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
　　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
　　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青年来自斯坦波尔，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钱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撞见了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回答说：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
　　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
　　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
　　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
　　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