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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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离离宫的海滨野餐会只有五年之遥的时候，我想像着如果我同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样。与高中同学一起度过成年人的生活，既爱又恨地厮守在家乡，那么我将成为怎样一个人？他走了！
　　倒下也是七尺汉子，珊瑚构筑成他的骨骼，珍珠曾是他的双眼，他的身影永不褪色。
　　江河万年，苍海桑田，他更加丰富，更加奇特！
　　这个人也许听说过好几个我知道的笑话。比如说下面一个。我小时候同父亲、弗雷德和其他人一起去布朗县打猎时，弗雷德·贝茨·约翰逊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根据弗雷德的故事，像我们一样有一伙人去加拿大狩猎，打鹿和麋鹿。当然得有人做饭，要不他们全都得饿死。
　　他们以抽签的方法决定由谁留下做饭，其他人外出打猎，天亮出发，日落而归。为了使他的笑话更加适情适景，弗雷德说，比方父亲抽到了那根短签。其实我父亲真的会做饭。我母亲不会，并以此为荣。她也不会洗碗或做别的。
　　我小时候喜欢到其他小孩子家里去玩。在别人家里，这些事都是母亲做的。
　　所有猎人都—致同意，如果谁抱怨父亲饭做得不好，那么，他就得当厨师。于是，父亲的饭越做越糟糕，而其他人在林子里乐不思归。不管晚饭如何难以下咽，他们都咂着嘴说好吃，拍拍父亲的肩膀表示赞许，如此等等。
　　一天早上，猎人们全体出行以后，父亲发现营地外有一堆新鲜麇鹿屎。他取来用机油炸，晚上当蒸小馅饼端出来给大家吃。
　　第一个伙计咬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他气急败坏地说：“老天爷，这东西像机油炸的麋鹿屎！”
　　但接着他马上加了一句，“不过不错，不过不错！”
　　我认为我母亲被培养成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人，那是因为她那个开酿酒厂和做股票生意的父亲阿尔伯特·里埃伯相信，美国会产生一个欧洲模式的贵族阶级。他一定是这样推断的，和旧大陆一样，美国新贵族成员资格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必须是装饰品。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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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我原来想写一部关于阿尔伯特·里埃伯的长篇小说，写如何主要由他导致了一九四四年母亲节前夜我母亲的自杀，但终究没有动笔。但我想我也并未因此而失去什么。
　　居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德裔美国人缺乏共同特征。在电影小说和戏剧中，不管出于同情还是出于恶意，他们都从来没有被类型化。我必须从头对他们做一番解释。
　　好运连连！
　　伟大的文学批评家H。L。门肯①也是个德裔美国人，但一辈子住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坦言难以思想集中地阅读维拉·凯瑟②的小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但总无法使自己对内布拉斯加的捷克移民提起兴趣。
　　同样的毛病。
　　作为家史记载我想告诉你们，我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的第一个妻子是在生第三个孩子，即我的舅舅鲁迪时去世时。她与我姐姐艾丽同名，娘家姓巴鲁斯。我母亲是她的长女。彼得舅舅是中间一个。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却生了个核物理学家，即我的表弟，在加利福尼亚德尔马的阿尔伯特。表弟阿尔伯特最近刚刚来信，说他的眼睛瞎了。
　　致使阿尔伯特表弟失明的不是核辐射，是其他原因，在任何从事或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阿尔伯特表弟又生下了一个非核物理类的科学家。他的儿子是一个计算机专家。
　　正如基尔戈·特劳特过去不时感叹的那样：“生命总会延续！”
　　我想说明的是，我母亲的父亲，那个酿酒商、共和党大人物、一副新贵族气派讲究吃喝的人，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之后，同一个小提琴家结了婚，结果发现她是个瘸态的疯子。正视这一现实！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她极度憎恨他的几个孩子。他喜欢他们，她也会嫉妒如仇。她要独霸整场演出。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
　　这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亲、彼得舅舅和鲁迪舅舅来却凶神恶煞。在我外公与她离婚之前，她对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几个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们永远没能抹去过去的阴影。
　　如果有足够的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国人感兴趣，能构成愿意掏钱购买的读者群，要写一部描写家世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如果写，我将表现我外公事实上谋害了我的母亲，以不断欺骗的方式，非常非常缓慢地致她于死地。
　　“叮儿——铃，你这个狗娘养的！”
　　暂定书名：《飘》。
　　我父亲那时是个家境普通的建筑师。他同我母亲结婚时，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纳波利斯德裔美国人社会的精华，给他们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丝麻织品、瓷器、银器，甚至还有些金饰品。
　　山鲁佐德！①
　　谁能怀疑即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袭的贵族，拥有那些无用的收藏品，可与另一个半球上的蠢家伙们一比高低？大萧条期间，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亲和我看来，像是一堆破烂。这些东西现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毕业生一样，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Wiedersehen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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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我总是无法把短篇小说的结尾写得让广大读者满意。
　　在真实生活中，就如在时震后的重播阶段一样，人们不会改变，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会道歉悔过。而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必须做这三件事中的至少两样，不然的话，还不如将这篇小说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铁链锁在消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里。
　　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在我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改变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训，并且／或者道歉悔过之后，他周围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着。这决不是告诉读者演出到此结束的好办法。
　　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下来，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我向当时我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让小说结尾。他是一份重要杂志的小说编辑，也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剧情顾问。
　　他说：“亲爱的孩子，没比这更简单了：故事中的英雄骑上马，迎着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
　　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说这话五年以后，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他吞下了氰化钾。
　　我给他的寡妇写了一封信，说跟他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收到回信。也许是因为她悲伤过度。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她对他心怀不满：自己挑了个省事的办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问作家威廉·斯泰伦①，整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也就是说生活还值得过下去。我们两人做了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个交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个医生，在贝勒维医院专治各种得瘾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阳性。我同他讲起我和斯泰伦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处写到过，此人是个圣者。我对圣人的定义是：他必须是个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做出完美表现的人。
　　我问他贝勒维医院的病人中为何没有一半人去自杀。
　　他说他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有时候也问他们有没有自毁的念头。当然他问得漫不经心，就好像是诊断过程中的例行手续。他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恶心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
　　正好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他以前的一个病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捡来的铝罐。他就是基尔戈·特劳特称之为“圣牛”中的一头，尽管经济上是个无用之人，但仍有可爱之处。
　　“你好，医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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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同题：鸟粪中白颜色的是什么东西？答案：也是鸟粪。
　　别谈什么科学，别谈遇到环境灾难对它有多大的帮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然是比广岛婴儿车更热的话题。我们用的腋下除臭剂把臭氧层咬出了洞来。
　　听听这一大堆废话：我的哥哥伯尼是个什么也画不像的人，过去最令人讨厌的时候还曾说，他不喜欢画，因为那些画年复一年挂在那儿，什么结果也投有。而今年夏天，他成了艺术家！
　　我决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物理化学家现在成了杰克逊·波洛克！①他把一团团的各色颜料和黏稠物质堆在不渗透的两片平面材料上，如玻璃板或浴室的磁砖之类，合上然后再掰开，etvoila！①这与他得癌症无关。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患此症，再说癌细胞侵损的是他的肺部，而不是头脑。一天，他在胡乱地做着什么——他已是个半退休的老人，没有妻子问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在干些什么，etvoila！晚干总比不干好，我只能这么说。
　　于是，他给我寄了些复印的黑白小图片，都是些波形曲线的东西，大部分如枝杈状，也许是树或者灌木，也许是蘑菇或满是洞的雨伞，但确实十分有趣，就像我在舞厅跳舞一样，还过得去。自那以后他还给我寄了彩色的作品原件，这些我十分喜欢。
　　然而，同复印作品一同寄来的信，表达的却不是突如其来的欣喜之情，而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家治国论者对以我为典型代表的附庸风雅的文人的挑战。“这是不是艺术？”
　　他问。要是在五十年以前，他肯定不会以如此嘲讽的口吻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第一个完完全全美国式的绘画流派——抽象表现主义，还没有建立，也还没有把“滴者杰克”——就是那个什么也画不像的杰克逊·波洛克——奉若神明。
　　伯尼还说，他的作画过程还包含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现象，有关各种颜料受到挤压后朝上下、四周不同线路扩散方面，但他未作解释，让我自己去猜测。他似乎在暗示，如果附庸风雅的艺术圈子不接受他的绘画，他的作品还有其他用途，如为生产更好的润滑剂、防晒油及其他玩意儿提供帮助。全新的H配方！
　　他说他不会在作品上签名，不会公开承认他是创作者，也不会告诉别人创作过程。很显然他希望看到那些盛气凌人的艺术评论家面对他幼稚而狡猾的问题“这是不是艺术？”时，额头冒汗，一脸傻相。
　　他和父亲两人连手，强行剥夺了我在大学学习文科的权利，因此，我给他回了封明显带报复性的文辞华丽的信，并为此感到得意。“亲爱的哥哥：这几乎就像跟你讲一些鸟和蜜蜂之类的常识一样①，”我的信这样开头，“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从某些，但不是所有，本质上非理性的东西中受到感染激励，并从中得益，如平面上人为的色彩和形状安排。
　　“您本人也在音乐中获得享受。就其本质而言，音乐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声音编排。如果我把一个木桶踢下地窖的梯子，然后告诉您我制造的声音就其哲学意义而言具有与《魔笛》②同等的价值，那就构不成一场令人不安的持久论战的开端。来自您的完全令人满意的、不带偏见的回答应该是：‘我喜欢莫扎特创造的声音，不喜欢木桶发出的声音。’“欣赏一件自称为艺术的作品是一种社会行为。要么你从中获益，要么一无所得。你最有必要事后去问为何如此。你什么也没有必要说。
　　“亲爱的哥哥，您是个应该受人尊重的实验科学家。如果您真想知道如您所问的您的作品‘是不是艺术’，那么您就应该把它放在某个公共场所进行展示，看看人们是否有兴趣观赏。请告诉我结果如何。”
　　我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艺术家，很少会有人真正喜欢他的绘画，或印制品，或其他这类东西。这里我又得重申，这是社会场合而不是科学领域。任何一类艺术作品都是两人对话中的一半，了解谁在同你对话总是大有裨益的。
　　他或者她在哪一方面享有声誉：是严肃沉稳，还是虔诚笃信，还是悲愤苦涩，还是凡俗平庸，还是不拘一格，还是真挚诚恳，还是幽默精稽？“事实上没有—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画家，他的作品能够真正得到赏识。甚至在法国拉斯科地下洞穴①的岩画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很多关于作画人的生活故事。
　　“我敢断言，如果观赏者在头脑中不把一张画与一个特殊的个人联系起来，那么这张画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
　　如果您不愿意揽下作画的功劳，不愿意告诉别人这画为何值得欣赏，这游戏就玩不成了。
　　“图画是因为人的特征而不是画的特征而流传于世的。”
　　我还继续说：“还有创作风格的问题。真正热爱绘画的人，可以说喜欢顺势而行，非常仔细地观看画的表面，观察意象是如何创造的。如果您不愿意说出您如何制作，这游戏又玩不成了。
　　“祝您好运。永远爱戴您。”我写道，并在信末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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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我本人也在醋酸纤维纸上用印度墨作画。一个叫乔·佩特罗第三的艺术家用绢网印花法帮我印制这些画。他只有我一半年纪，居住在肯塔基的莱辛顿，也在那儿工作。乔的印刷过程中，我每用一种颜色，就必须在醋酸纤维纸上用不透光的黑色再画一张。我只用黑颜色画，所以直到乔每种颜色印一次完成全部工序，才能看到彩色的作品。
　　我是在为他的成品图制作底片。
　　也许有更方便、更迅速、更经济的制画方法。找到窍门后就会有更多的闲暇去打高尔夫球，去做飞机模型，去手淫。我们应该对此作一番研究。乔的作坊就好像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古董。
　　我脑袋中那台微型无线电接收器停止接收来自某处的高明主意之后，乔让我为他的成品图制作底片，对此我十分感激。艺术真是令人陶醉。
　　它是一种兴奋剂（sopperupper）。听着：仅仅在三个星期以前，即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乔和我的二十六幅作品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比一画廊展出了。当地一个叫温库帕的小酿酒商为此还灌制了一批特别的啤酒。商标是我的自画头像。啤酒名叫“库尔特酒鬼倒”。
　　你觉得这还不够滑稽？试试这个：根据我的提议，这啤酒里面加进了一点咖啡的味道。加入咖啡又有什么了不起？其一，啤酒的味道真还不错。另外，那又是为了对我的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表示敬意。他也是个酿酒商，一九二○年的禁酒令终于使他破产。印第安纳波利斯酿酒公司获得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览会金奖，那酒的秘密配方就是咖啡！
　　叮儿——铃！
　　丹佛那边的这一切还不够滑稽？好，告诉你温库帕酿酒公司的老板和乔差不多年纪，名字叫约翰·希金鲁帕。又怎么样？五十六年以前我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化学专业时，参加了大学生联谊会，同一个叫约翰·希金鲁帕的人结为联谊兄弟。
　　叮儿——铃？
　　此人是他的儿子！我的联谊兄弟在他儿子七岁时就去世了。对于老希金鲁帕，我比他的亲儿子了解得更多！我告诉这位年轻的丹佛酿酒公司老板，他的父亲同另一个德尔塔—阿普西隆会兄弟约翰·格克合伙，在联谊会会舍二楼楼梯转角利用一个大柜子出售糖果、饮料和香烟。
　　他们为小铺子正式命名为希金鲁帕洛克店。而我们称之为洛克鲁帕希金店，或者帕金洛克希鲁店，或者洛克希金鲁帕店，等等。
　　不知烦恼的日子！我们觉得好像可以永远活下去。
　　老啤酒装进新瓶子。老笑话讲给新人听。
　　我给小约翰·希金鲁帕讲了一个他老爸讲给我听的玩笑。是这样的：不管我在什么地方，他老爸都可以问我：“你是海龟俱乐部的会员吗？”凡听到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大的嗓门喊，“他妈的我当然是！”
　　反过来我也可以向他的老爸问同样的问题。有时在一些特别严肃、特别神圣的场合，如在新加盟的联谊兄弟的宣誓会上，我可以在他耳边轻声问：“你是海龟俱乐部的会员吗？”他不得不用最大的嗓门吼着回答，“他妈的我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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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还有一个老笑话：“你好，我的名字是斯波尔丁①。你一定玩过我的球了。”②但现在这个笑话没什么效果，因为斯波尔丁已不再是体育用品的主要生产商，就像里埃伯金奖啤酒已不再是中西部受欢迎的消遣麻醉品，也就像冯内古特五金公司已不再是非常实用的耐用品生产、零售商一样。
　　一些更加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将五金公司彻彻底底打垮了。一九一九年修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八条，使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酿酒业全部倒闭。这一条款规定，任何生产、销售、运输酒精饮料，都是违法行为。
　　谈到禁酒运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幽默家金·赫伯德③说，反正“比没酒喝好”。直到一九三三年，酒精饮料才开禁。到那个时候，做私酒生意的阿尔·卡波恩已经拥有了芝加哥。遭谋杀的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已经是个百万富翁。
　　展出我和乔·佩特罗第三作品的丹佛艺术展开幕后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从那边最古老的一家名叫“牛津”的旅馆房间里醒来。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到达，就好像昨夜没被外公的啤酒灌得酩酊大醉似的。
　　我穿上衣服，朝外走去。人们还没有起床，四周无人，也没有移动的车辆。如果自由意志选择此时此地闯入，我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也不会有人从我身上踩过。
　　当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最好的处境也许是在非洲扎伊尔雨林当个姆布蒂人，或者俾格米人①。
　　离我旅馆二百码的地方，过去曾是这座城市跳荡的心脏，它的心房心室，而现在只剩下了躯壳。我指的是火车客车站。它建于一八八○年。现在每天只有两班火车在那儿停站。
　　我本人是个老古董，仍然记得蒸汽机车雷声般轰轰隆隆的音乐、哀鸣的汽笛、经过铁轨接缝处车轮有节奏的嗒嗒声，以及交岔道口由于多普勒②效应听上去有起有落的警报铃声。
　　我也记得劳工斗争史。为了提高工资，为了得到尊重，为了更安全的工作条件，美国工人阶级进行的第一次有效罢工，就是在铁路上搞起来的。再接着，是同煤矿、制铁厂、纺织厂等等产业的老板进行的斗争。工人们为这样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在我同一代的大多数作家看来，这样的战争，就如抗击来犯的敌人一样，是完全值得的。
　　我们有了大宪章，然后又有了独立宣言．然后又有了人权宣言，然后又有了废奴宣言，然后是一九二○年使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条，我们也总会有权衡经济利益的办法。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我们的作品中融进了那么多的乐观主义成分。
　　我甚至在一九九六年的讲演中，还提议在宪法中增补如下两条：第二十八条：每一个新生婴儿都应得到热诚欢迎，并得到关怀直至成年。
　　第二十九条：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应该得到有意义的工作，得到能维持生活的工资。
　　然而，作为顾客、作为雇员、作为投资者，我们创造的是山一样的纸面财富，财富如此之巨，一小部分掌管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