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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基里顿_亦涵_文丰_行歌] 定时电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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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第6期 … 科幻之窗
米高·基里顿 亦涵 文丰 行歌
1971年3月10日，对洛杉矶大学医院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部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神经精神病学学者、神经精神病科医生和电脑专家们共同创造了一项神经精神医学和电脑科学结合的奇迹：首次在病人头部植入两组40个电极，以治疗患者的急性抑制机能障碍病——一种病人周期性失去对暴力行为抑制的器质性疾病。第二天通过鉴定，证实电极已在患者肩部被植入的微型电脑的控制下发挥作用，准确探测出大脑中癫痫发作的区域，并发出5秒的电击加以成功抑制。
整个神经精神病科都欣喜若狂。研究部助理教授兼外科医生埃利斯和他的助手莫里斯是这历时1小时20分钟手术的主刀者，他俩倍感欣慰；那对电脑奇才——杰哈德和李察喜形于色，因为那台只有邮票大的微型电脑，就是他俩的杰作；至于研究部主任麦弗森更是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是他坚持进行并具体领导了这次划时代的手术的，这为他一个宏大研究规划开了个好头。他频频举杯向大家祝贺，把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唯独珍妮——神经精神病科主诊医生，显得郁郁寡欢，甚至忧心忡忡。她当然为手术初步成功而感欣慰——被植入的患者本森就是她的病人。但她始终认为，电极抑制虽能改善器质方面的神经状况，却不能对病人精神疾病产生任何治疗作用，甚至会导致恶化，因此她对手术一直坚持反对立场。手术时她一直守在本森床前，她觉得这位大脑因车祸受损，曾试图杀害两人的电脑专家十分可怜。她曾多次与本森交谈，发现他虽然古怪、执拗——他坚持认为电脑的发展最后会毁灭人类自身，却很善良，甚至有时显得天真幼稚。
珍妮看见躺在床上的本森双目紧闭、脸色惨白的样子，心里就难过。本森脑中被植入了四十个电极，肩上被植入了一台电脑，连接两者的一束细导线被绷带紧缠在颈部——这使他模样怪异而滑稽。
事实上，珍妮没有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她在特别要求麦弗森一定要签署给本森定时服用大剂量镇静剂的处方后，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埃利斯坐在七一○房间的角落里，看着五六个技术人员围在床前忙碌。其中有两人来自放射实验室，正在检查放射装置，一个化验室的女孩正在采血液样本，以测定类固醇浓度，脑电图技术员在重新设置监测器，而杰哈德和李察也在最后察看经过界定的电路。
在这一番忙乱中，本森一动不动地躺着，呼吸轻松，两眼望着天花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些挪动他胳膊或被子的人。
一会儿，本森才动了动。“我累了。”他说道，目光移向埃利斯。
埃利斯说道：“你们差不多可以歇歇了，兄弟们？”
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了埃利斯和本森。
“你想睡觉了吗？”埃利斯问。
“我觉得自己像台该死的机器，就像一辆汽车，开进了一家设备齐全的修理站。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修理。”本森开始发怒了。埃利斯感觉自己紧张起来，想叫护士和警卫来制止本森的发作，但他仍坐在那儿没动。
“那并不是真的。”埃利斯安慰他说。接着观察床头的监视器，见脑电波呈现不规则状，显然一次发作正在形成。
本森用鼻子嗅着空气。“那是什么气味？”他说，“那么难闻……”
在床头一盏标示着“电击”的红色监视灯闪了起来。在此后五秒钟里，脑电波跳动不止，乱成一团。与此同时，本森的瞳孔开始放大了。过了一会儿，脑电波开始平稳，本森的瞳孔也回复到平常的状态。
这时，本森扭过头，看着窗外的夕阳。“你瞧，”他恢复了平静的语调，“今天天气真好，不是么？”
晚上十一时，珍妮回到了医院。她刚和一个病理科住院医生看了一场电影，没有立即开车回家，而是上楼来到了神经精神病科。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如她所料，杰哈德和李察正在计算中心潜心研究电脑输出的资料。她走进房间，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她问。
杰哈德在控制台上按了几个键，电脑开始输出一长串数字和文字。“这是从今天下午一时十二分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检查结果。”
“从这些资料我什么都看不出来。”珍妮皱着眉说，“看上去他不时地睡上一会儿，还接受了几次电击，但是……”她摇了摇头，“还有没有其它的显示方式？”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电脑输出了另一段报告，把它加在那一连串数字与文字的后面，11：12 正常状态。
“我给你看一份图表。”杰哈德说。他输入了清理屏幕指令，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方格图，并显示出闪动的光点。
“见鬼！”她看着图形说。
“怎么了？”杰哈德问。
“他受到电击的次数愈来愈频繁。最初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没有受到电击，然后大约每两小时一次电击，现在看上去已经一小时一次了。”
“那又怎么样？”杰哈德问道。
“这很清楚地说明了某种很特别的现象，”她说，“我们知道本森的大脑会和电脑相互作用，不是吗？”
“是的……”
“这种相互作用将会是一种认知过程，就好像一个小孩拿着点心盒，如果他每次伸手去取点心时，你就打他的手，很快地他便不会再那么频繁地伸手取点心了。现在，”她说，“这是一种否定式的强化。如果这个小孩心理正常，最终他将完全停止伸手这一行为，但如果他是个被虐狂，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小孩伸手的次数反而会更频繁。本来应当是否定式的强化，结果实际上却成了正向强化。”
忽然，在电脑控制台屏幕上，出现一条新的检查报告。11：22 电击状态。
“噢，天啊！”她说，“一切正在发生。”
“什么正在发生？”
“本森正进入恶性循环。”
杰哈德抓了抓头。“你认为本森正在令自己产生更多的发作，以享受电击吗？”人大脑中的某些部分在受到电刺激时，会产生强烈的快感，医院已经遇到过渴望受到电击成瘾的病人。“恋电癖”这一概念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是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无法发作出来，电脑随时会制止它的。”
“并非如此，”她说，“几年前一个挪威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部装上电极后，被允许随意接受电击，结果他使自己受到过度的刺激，因而导致了惊厥。”
杰哈德皱起了眉头。
李察一直在看着电脑控制台，此时突然说道：“出问题了！”
“怎么了？”
“没有信息了，我们得不到新的检查报告。”
珍妮瞧了屏幕一会儿，叹了口气，向门口走去。“我去看看本森到底出了什么事。”
珍妮本以为可以确认本森已服用了镇静剂，但七楼特种手术层护理站值班的两位护士一脸茫然。原来，麦弗森在病历上护理指示那一页注明“使用镇静剂”后的签名字迹潦草，竟被她们当成“麦克费”——一位妇科医生。使用镇静剂的指示当然没有被执行，珍妮又气又急，匆匆走向七一○房间。
坐在本森病房前那位警察把椅子跷起，向后靠在墙上，正起劲地看一本《隐秘私情》杂志。地上的烟缸周围全是烟灰。
“有什么动静吗？”她问。
“一切正常。”
隔着七一○房间的门，她听见电视机正开着，播放的是一个充满笑声的清谈节目。
她打开了门。房间里的灯关着，只有一点来自电视屏幕的亮光。本森显然已经睡着了：被子一直盖到颈部以上。她关上电视机，走到本森床前，轻轻地碰碰他的腿。可那条腿碰上去感觉柔软，也没固定形状。她将手向下一压，那条“腿”奇怪地鼓了起来。她伸手摸到床边台灯的开关，把它打开，一下子掀开了被子。
本森不见了。在他应该躺着的地方放着三个塑胶袋。每个袋子都吹了气，袋口被紧紧扎着。本森的头部以一条卷起来的毛巾代之，胳膊部分是另一条毛巾。
“警察先生，”她压低声音，“你他妈的最好马上进来。”
那个警察冲了进来，一只手按着枪。珍妮对着床做了个手势。
“天哪，”警察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正是要问你这个问题。”
那个警察立即走进洗手间检查了一番，那儿空无一人，他又检查了壁橱。“他的衣服还在这儿——但鞋子不见了，”警察一边说，一边仍在壁橱里寻找，他转过身，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情看着珍妮。
“你最后一次察看这屋子是什么时候？”珍妮问，同时按下床边的蜂鸣器，召唤夜班护士。
“大约二十分钟前。”
“你离开过门口吗？”珍妮直截了当地问。
“只有两三分钟——我到对面街的咖啡店去买了包香烟。那些护士说她们会瞧着这儿的。”
珍妮叫来了脸变得煞白的护士们，吩咐马上给埃利斯医生、麦弗森主任和莫里斯医生打紧急电话，并向医院保安处报警。
“你真聪明！”珍妮在房间里四处搜寻一阵，对那警察说。
他结结巴巴回忆起十一时曾听见本森打了个电话——内容他没听清。“我实在想不通，一个穿睡袍、裹绷带、刚动了大手术的人会跑到哪里去——总不会从窗户跳下去吧，这儿是七层楼呢！”
“天哪！”埃利斯说，听了珍妮的叙述，他瞪着那些护士，就像要杀了她们。“不可能，本森绝不可能逃掉。他才动了一天半手术。”他停顿了一下，“但他的头怎么办？他的头上裹着绷带，会有人注意到的。”
莫里斯一直坐在角落里不吭声，这时他忽然说：“他有一顶黑色的假发。”
“噢，天哪！”埃利斯叫道。
珍妮问：“他哪来的假发？”
“他的一个朋友带给他的，就在他入院那天。”
“听着，”埃利斯说，“就是他有假发，他哪儿也去不了，他留下了皮夹和钱，再说这个时间也找不到的士了。”
珍妮看着埃利斯，为他那拒不接受现实的态度感到惊讶。
“他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珍妮说，“大约在十一时。”她又看了看莫里斯，“你记得是谁带给他的假发吗？”
“一个叫安琪拉的漂亮的女孩子。”莫里斯答道。
“看看你能不能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名字。”珍妮说。莫里斯开始翻看电话簿，这时电话铃响了，埃利斯前去答话。他听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就把话筒递给了珍妮。
“请说吧。”珍妮说。
“我已经用电脑进行了推算，”电话里是杰哈德的声音：“结果刚刚出来。你是对的，本森与植入他体内的电脑形成了认知循环，他所激发的电击次数与预计的曲线完全吻合。完全如你所说，”杰哈德接着说，“本森显然喜欢电击。他使自己愈来愈频繁地发作，整个曲线呈急剧上升之势。这样他会丧失对暴力行为的抑制。”
“什么时候他会达到极限？”她皱着眉头问。她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十二时三十分了。
“据电脑推算，”杰哈德说，“是早上六时四分。”
“天哪，”埃利斯看着墙上的钟说，“还剩下不到六小时了。”
在房间另一头，莫里斯已经放下了电话簿，正在和查询处通话：“我是大学医院的莫里斯医生，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找到安琪拉。现在，如果——”他愤怒地挂下电话。“混蛋！”他骂道。
“有什么希望吗？”
他摇了摇头。
“我们甚至不知道本森是否给这女孩打过电话。”埃利斯说。
“不管他给谁打了电话，这个人在几小时内就会遇上许多麻烦。”珍妮说，她打开本森的病历，“看来今晚将会很漫长，所以我们还是忙碌一些好。”
他们必须尽快去检查已知本森常去的地方，在复查了他的病历后，他们分头到各处去寻找。珍妮去本森在劳瑞尔的家；埃利斯去一家叫“杰克兔子俱乐部”的脱衣舞夜总会，因本森常去那儿；莫里斯则去圣莫尼卡的自动电子公司，本森是那里的雇员。莫里斯给公司老板打了电话，后者表示愿意带他进入本森的办公室。他们约定一个小时后回去汇总各自取得的进展。
珍妮来到本森家时，本森不在。两个在本森家后院游泳池嬉戏的女孩子告诉珍妮，几分钟前，她们看见本森穿着医院的制服，拿着一大卷纸和一个金属盒子从这儿走了。“像是蓝图什么的。那盒子像工具箱，里面像有支手枪。”其中一个补充道。
埃利斯在“杰克兔子俱乐部”没有找到本森，俱乐部经理说最近没看见本森，并不停地抱怨本森骚扰他雇来的舞女。俱乐部里灼热、潮湿、恶臭熏人，就像黑暗中野兽发出的热烘烘的气味——本森过去两次的暴力行为发作就是伴随着奇怪的气味而来。
自动电子公司的法利让莫里斯搜寻了本森的办公桌，他说本森是个怪人，而且不喜欢医院。本森从报上得知，大学医院引进了一台新型电脑系统，用于医学研究和帮助做手术，他就把这则消息剪了下来，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告示牌上。
现在，珍妮和埃利斯、莫里斯一遍又一遍地听本森手术前与珍妮的对话录音。末了，他们茫然而疲惫地呆坐着，珍妮看着自己列出的信息资料：
本森十二时三十分到家。身体恢复了？蓝图，枪？还有工具箱。
本森最近没有在“杰克兔子俱乐部”露面。
本森对一九六九年七月安装的CI电脑感到很不安。
“你看出什么了吗？”
“没有，”珍妮说，“但我想得去和麦弗森谈谈。”
凌晨四时三十分，珍妮到了麦弗森主任的办公室。
麦弗森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盯着她，他的目光没精打采，也很疲倦。“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他问。
“通知警方。”
“警方已经接到通知了，我还知道现在七楼上挤满了警察。他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脑子里有电线的杀人狂。”他叹了口气，又说，“现在他们的目的是逮住他，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更多的东西，他们就会杀了他。我们没有肯定的理由认定他会在凌晨六时失控。事实上，他可能永远不会失控。”
她环视房间四周，看着墙上那些图表，麦弗森就在这里设计着神经精神病科的未来。她知道神经精神病科对他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本森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即使如此，他的立场仍是毫无道理、不负责的，但是现在她该怎么对他说呢？
“珍妮，”麦弗森说，“我想我们仍可以等待，我想本森还有自己回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的可能。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就主张继续等待。”
“如果他不回来，”她说，“如果他在发作时袭击他人，你真的想为此负责任吗？”
“我反正已经躲不掉了。”麦弗森苦笑着说。
珍妮和埃利斯等仍然坚持待在计算中心，看着电脑的预测。时间慢慢地向前推移，渐渐逼近本森发作的时刻……
六时正，他们都站起身来，望着墙上的钟，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钟上的时间到了六时四分，但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六时十分，六时十五分，又过了三十五分钟。电话铃突然响了，珍妮一把抓起话筒。“我是珍妮医生。”
“属于那个——”对方略作停顿，“神经精神病研究部吗？”
“是的。”
“请准备好笔和纸，我希望你把我的话记下来，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安德斯探长。”
她同杰哈德打了个手势，让他拿点作纪录的东西来，同时问道：“你有什么事要问，探长？”
“我们发现了一宗谋杀案，”安德斯说，“有些问题要问你们。”
在日落大街一座破旧公寓三楼的一间卧室里，珍妮见到了安德斯探长。他有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还很年轻，说话时声音很柔和：“多谢你能来，尸体在卧室里，验尸官也在里面。”
他带路进了卧室。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性，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头部受到重击，身上被反复刺中。床上到处浸透了血，房间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房间里的其它地方都乱成一团。共有六个人正在房间里忙着，其中一个是来自验尸处的法医官，他正在填写死亡报告。
那法医官对珍妮说：“你可以看到，罪犯的手段很凶残。死者的左太阳穴位置受到重击，导致头骨下陷并当场昏迷。凶器就是那边的台灯，上面残留的血液和头发样品与死者的完全吻合。”
“那些戳伤呢？”珍妮问。
“戳伤是后来造成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死后才有的。她是被头上的那一击所杀死。”
珍妮看着死者的头。头的一侧被击扁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漏了气的足球，使原来那张应该算是漂亮的脸蛋扭曲得不成样子。
“她是在化妆时被连人带椅子打翻在地上的，然后罪犯把她从椅子上抬起来，”法医官举起双手，模仿凶手的动作，“放到了床上。”
“那是个很强壮的人罗？”
“噢，是的，肯定是一个男人。案发前她显然与杀她的人发生过性行为。我们对分泌物进行了检测，血型是AO型。这个男子肯定洗了澡才走出来杀了她。凶手还拿起某种凶器在她的胃部刺了几下，最深的伤口都集中在下腹部。”
“你找到凶器了吗？”
“没有。”法医官回答道，“不会是什么锋利的东西，但肯定是很坚固——用这么钝的工具能刺得这么深，肯定要用极大的力量。”
“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凶手是个男的。”安德斯说。
“是这样的，我猜想是一种金属物，就像比较钝的开信刀，或是钢尺这类东西。但真正奇特的是，”法医官指着女孩的胳膊、胃部和床单、毯子上的刺痕，“所有这些刺痕排列成一条直线。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持续行为，是无意识举动的自动延续。他就像是某种机器，只是不断地动着，动着……”
“一点儿也不错。”珍妮说。
“我们推测，”法医官说，“这表明凶手处于某种癫痫病发作的状态。”
此时，安德斯把一块金属身份牌递给她：“我们在做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个。”
珍妮在手心里把牌子翻过来，上面有这些文字：
本人身上装有原子起搏器，直接物理损伤或接触明火可导致封壳破裂，从而造成有毒物质泄漏。在本人受伤或死亡的情况下，请打电话给神经精神病科，号码是（213）652—1134。
这是他们对本森动手术时，给他戴上的标签牌。
“身上带有这块牌子的人叫本森，”她解释说，“今年三十四岁，患有抑制机能障碍。”
“什么是抑制机能障碍？”安德斯问。
正在这时，一个穿便衣的警员从起居室走了进来。“我们通过所有渠道调查了指纹，”他说，“结果在国防部数据库找到了对应的指纹，这个人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一直参与机密电脑工程工作。他的名字叫本森，血型为AO型，住在洛杉矶。”
珍妮转身问法医官：“关于那女孩，你知道些什么？”
“她叫黛丽丝，艺名安琪拉，二十六岁，在这儿住了六个月，是跳舞女郎。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他对跳舞女郎有些特别的看法，既喜欢，又仇恨，”她说，“感情相当复杂。”
他好奇地看着她。“他是不是经常发作？”
“是的。”
安德斯作了纪录。“还需要有关疑犯的描述，他的照片——”
“我都可以给你。”
“愈快愈好。”
她扫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七时三十分，我回医院去，”她说，“但我得先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你可以到我家或医院去找我。”
“我到你家去，”安德斯说，“二十分钟后我就完事了。”
“好吧。”她说，并把地址留给了她。
淋浴真是一种享受——对于二十四小时没有合过眼的珍妮来说，更是如此。她裹着浴巾，开始对着镜子化妆。
门铃响了，那该是安德斯。她没锁前门。“门开着。”她喊道，又继续化妆，“要是你想喝咖啡，自己到厨房里烧水。”她说。
她化完妆后，把身上的浴巾裹紧了些，朝过道探出身子。“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她高声问道。
站在通道里的却是本森。“早安，珍妮医生。”他说，他的嗓音一如平时挺招人喜欢，“我希望我的到来没有打扰你。”
她奇怪自己竟是如此害怕，几乎是下意识地握了握本森伸出的手。她心中被恐惧所占据。她干吗要害怕？这男人她知之甚深，她曾经多次和他单独在一起，她从未害怕过。
“请等我一会儿，”她说，“我去穿上衣服。”
他礼貌地点点头，回起居室去了。她关上卧室的门，坐到床上。她呼吸沉重，好像刚刚跑了一段很长的路似的。她走到衣橱里随便拿出一件套裙穿上，又回到浴室察看了一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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