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征服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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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崇宁数；实际上也是完全抄自《元丰九域志》；＇13＇以上各地22年户数变化情况没有得到如实反映；更应指出的是，另有28州军（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没有户数记载。因此崇宁元年总户数应以《宋史·地理志序》所载的为准。
其三，不同书籍的差异。同一年代的户数在不同书籍中不同，是一个最为复杂而且难以判别的问题。除了上述传抄刊刻之误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户数统计来源不同，因而差异较大。天圣七年2个数字相差40万，前后相比，应以《通考》等书所载为准。庆历二年前2个数字相差12余万，因为差异小，前后数比较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暂可存疑。庆历八年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前后年代户数参照，应以《长编》等书所载为准。元丰元年后2个数字相差164万余，当以《宋会要》所载为准。元丰三年后3个数字相差265万余，应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为准。崇宁元年前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与前后年代户数年递增率测算比较，《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数较为适宜，应以为准。
2．宋初两朝户数揭秘。
表中显示的宋初两朝户数，呈现出一大特点，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为高峰，前后都很低。此前户数低，原因之一是因为宋太祖朝还有3个割据政权没有收复，但建隆元年的总户数过低，则是令人生疑的。此后户数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间突然减少230余万，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认真研究。
宋太祖朝户数的剧增，主要是统一战争胜利的结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得142300户；平湖南，得97388户。乾德三年（965年）平后蜀，得534029户。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得170263户。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户。所收复的5国，共得1599045户。马端临将此数与宋初户数相加，为2566398户，指出这是引自《长编》但与引自《宋会要》的开宝九年总户数3090504不合，以为“当考”。＇14＇（卷11《户口二》）其实这并非二书数据来源不同的误差，户数不能如此机械相加。开宝九年多出的524106户，当是宋政府原有户数及较早收复的诸国户数自然增长的结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户，则可能是建隆元年户数与收复的诸国户数相加所得，由于上述5国户数在许多书中不相同，故有数万差别，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时又收复3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户。同年钱叔以吴越归宋，得550680户。次年平北汉，得35220户。共得737878户。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户数，约为380余万户，再加上至太平兴国末年的自然增长户数，约为400万户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记》的统计却是6499145户，七八年间竟然猛增200多万户，增长率为6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定有异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记》是各种户数统计最详细的，表中所列户数，是当时宋朝版图之内州郡的户数，相当可靠。那么，这就意味着宋太祖朝的户数有问题。事实上果然有问题。
上文说到建隆元年的户数过低，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与后周户数相比得出的疑问。赵匡胤陈桥兵变，继承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周显德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货志》）则显德六年的总户数为2309812户。显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仅1年，但宋初的户数为何仅仅96万余呢？
一个重大问题就这样被揭露出来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户数，如前文所说，目的是“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故而先制定的是“以四千户以上为望……”，再公布各等县的数量和户数，最后公布的是总户数。＇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问题的关键在于，县望等级的确定，依据的并不是总户数，而仅是主户。《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与上文内容相同，但讲的更具体明确：“今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云：“应天下县据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6＇（卷10《户口》）；《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也载：“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取四千户已上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诏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方得结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货》11之2、69之78）特意强调必须是纳税的主户才算数，并要地方官结罪担保，违者即受法律制裁，以示严肃性。宋神宗熙宁七年，梓夔路察访司向朝廷提交申请报告说：“遂州青石县、合州赤水县主户各及三千已上，昨并废为镇，人不以为便，乞仍旧为县。”遂获批准。＇1＇（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主户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县的标准，因而重又恢复县制。表明以主户数量升降县等是切实长期执行的。以上情况证实，建隆元年的户数只是主户数，根本不包括广大客户，而后周显德六年的户数才是总户数，也可视为建隆元年的宋朝总户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建隆元年的主户也不是全部州县的户数。我们已知，宋初统计的户数是从重新升降天下县望而来的，而当时明确诏令“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并统计主户数的是其余5等县，凡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共431县。但当时实有638县，＇2＇（《方域》7之25，《食货》69之77，《职官》11之75、58）；＇4＇（卷85《地理志序》）也即还有207个为赤、畿、次赤、次畿县的户数没有统计，因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户数而确定等级。一般而言，这些地望高的县多属大县，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属县，至少可以说，还有32％的户数不在总数之内。因此宋初的户数非但不是总户数，也不是主户的总数，与应有户数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义不大。＇2＇
接下来的户数比较复杂。我们发现，平定诸国的户数与《太平寰宇记》相应州郡的户数相比，差距很大。请看下表（收复时户数据《宋史·地理志序》）。
表中显示两种情况。其一，《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少于收复时的户数，荆南、南汉、漳泉、吴越4地即是。这种现象，与灭国后户口逃亡、迁移有一定关系，各国当时所报户数也可能有虚夸，或者可能有误。如据《隆平集》卷一二载，漳泉户数为110021，吴越户数为334932，与《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户数差距很大，但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倒是前后相适应。暂此存疑，更俟详考。其二，《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大高于收复时的户数，湖南、后蜀、南唐、北汉即是。其中与湖南、后蜀的户数相距20余年，与南唐的户数相距10余年，与北汉的户数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记》所载的主户数，则接近而且都高于收复时的户数。也即这4国收复时的户数，极可能是主户数。
《太平寰宇记》中，指明是主户的有3625366户。另有主客不分户390510户，按当时主户占总户数的58％计，其中约有226495户应属主户。则当时约有主户3851861户。此数与宋太祖末年的总户数接近，也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00余万户较适应。下列两条史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户口》：“开宝末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
道末户四百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记》的户数是主客各类人户的总户数外，宋初两朝的户数尽管有的标明是“主客户”但实际上都是主户或主要是主户数。这样，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户是总户数，除去上述主户，另有2638346户为客户。表中显示的另一个奇怪现象也得以解开：宋太宗至道三年户为4132576，至宋真宗咸平六年却为6864160，6年间猛增2731584，增长率为66％，年均增长455430户，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后者是总户数而前者并非总户数。而从《太平寰宇记》的6499145户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户，约19年间增长365015户，增长率约为5．6％，平均每年增长约19211户，便是正常态势了。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与海外交往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高丽人民从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