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达尔文的阴谋 (全本)作者:[美] 约翰·丹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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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凯西相处得怎样？”
　　“还不错。我和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他们在一起看上去还挺好的，但我很难说他有多少变化。”
　　“他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
　　“是的。但他戒酒了。他现在似乎努力想找些事做，包括管我。我想是凯西要他那样做的。他一个劲地要我回学校读书，所以我选了进化生物学，部分原因是想摆脱他。结果我还真喜欢上了它。”
　　休没有说出自己真正的心思。虽然他父亲对待过去的事情已平静多了，并且开始朝前看了——正如布丽奇特所说的那样，但他仍然认为父亲从来没有原谅过他，而且永远也不会。总有一些事情是你无法释怀的。
　　他看得出来，布丽奇特心里有事。她从桌子上俯身过来，亲密而低声地说：
　　“休，有些事情连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该知道。但它对你有好处，可能会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
　　“布丽奇特，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那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
　　“不行。不过你不妨把思维打开点，换个角度来看问题。”
　　“到底啥意思嘛？布丽奇特，如果有话，就说出来。”
　　“也许换个时间吧。让我想想。”
　　“你去想吧。”他放下杯子，站起来。“我真的要走了。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要逗你玩。我不——我希望你明白。那些太重要了。”
　　“肯定，我猜。但我完全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付了账。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她突然下定了决心，并坚持要他的电话号码。他在衣服口袋里找到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是他在剑桥租的房子的电话——并大声念给她。她把它抄在一个小便笺本上，并说要请他吃饭。
　　“答应我一定要来。”
　　“也许吧，但得看了。”
　　在人行道上，她俯身在他一边脸上吻了一下。她说他们能够相遇，她感到非常高兴，然后突然转身，鞋跟“咔哧，咔哧”地顺街道朝前面走去。他觉得她的臀部看上去要宽些了。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怀疑她是否怀孕了。
　　他想，要是她怀了他哥的孩子，会是怎样呢？他们的孩子会如何呢？DNA强强结合——他优秀，她有活力，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也绝顶了不起，这个世界都会不配他们呆的。
　　他想，我们一直在说个不停，但却从没提他的名字。
　　于是他自言自语地叫道：卡尔。
　　卡尔，卡尔，卡尔。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幢楼——阿尔伯马尔街50号。一块不显眼的黄铜牌子标明那是约翰·穆莱出版社所在地。他退后仔细看了看这幢18世纪的城市建筑。它有5层楼高，米黄色，一排紫红色的铸铁栏杆通向宏伟的前门。一楼有居高临下的法式窗子。旁边一家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单调的门面更加使它显得古老而别致。
　　他努力想像近两个世纪前，顾客们挤在窗前大声嚷着要买拜伦的《唐璜》前几个诗章的情景。他想像着简·奥斯丁的信使把一本仔细包好的《爱玛》手稿送到这里，或者头上戴着高高的礼帽、身体孱弱、未老先衰的达尔文抓紧栏杆爬上楼去商谈再版《物种起源》的样子。
　　他事先打电话预约过。档案管理员说她会“很高兴”见到他——虽然她的语气并不是那么回事——并特意还说她觉得他的请求“非常主动，让人很感兴趣”。他没理她的嘲讽，说“即刻”便到——一个美国用语，以使她抓紧一点。
　　走在路上，有关卡尔的记忆一直在他脑中盘旋。几年前，卡尔曾是哈佛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在那里，他迷恋上了科学。休刚被安多佛开除的时候，在巴黎呆了一年。他经常乘渡船跑到英国去作短时游玩。他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皮卡迪利大街，钟塔，距离唐宁街40步的酒吧——他们常常装成陌生人，背对着对方，竖起衣领，把对方吓一跳（一次卡尔来的时候，头上还戴了蓬乱滑稽的假发）。他们在伦敦一路狂饮，然后搭乘晚班火车到牛津大学。休往往一屁股坐在他寝室的沙发椅上。
　　在国外，往往让人有种特别自由的感觉——两个来自新世界的流浪汉在欧洲到处游荡，互相交换着心中的秘密（他们比在家里说话更坦诚）。4岁的年龄差距无形中消失了。在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满怀信心和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光。他不敢争女孩子。他深信卡尔是无法抗拒的。他通过比较来自我安慰：哥哥认真，自己机灵；哥哥有责任心，自己具有反叛意识。他喜欢抽高卢牌香烟，把烟叼在唇边。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常穿一件圆翻领黑色衣服，背包里背一本平装的《战争与和平》。
　　后来卡尔遇到了与一个朋友出来旅游的布丽奇特。
　　“我想让你见见她。我们到巴黎去。整整一周——什么也不做，只喝酒，逛博物馆，假装我很喜欢法国诗歌。”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周！——伏尔泰码头吃不完的棍子面包和奶酪，凡尔赛的玛丽·安托内特农庄，在枫丹白露的森林迷失方向，漫游地下走道甚至是下水道。他陪了布丽奇特的朋友埃伦3天。谢天谢地，她走了。然后，他们3个就形影不离了。最后一
　　天，卡尔让他们单独在一起，自己跑到一家阿尔及尔酒吧喝酒去了。而实际上，正如他所说：“因为是让你们相互了解一下的时候了。”不是调笑——是小说情节。他马上就喜欢上了她，或许说是爱她，因为她爱卡尔，卡尔也爱她。好奇异——让人感到如此地舒服，如此自在，如此融洽。一个大姐姐跟着一个大哥哥。三位一体。没有什么他们3个人不能做的。
　　所有那一切的勃勃生气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它真就在一个夏日的下午彻底消逝了吗？
　　坐在前厅一个小玻璃房间的接待员告诉他经过一排蜿蜒的栏杆，到等候区去。那是一面玻璃圆屋顶下面的一个小房间。他站起身去向穿花呢衣服的年轻女档案保管员打招呼。
　　“您好”，她高兴地说。
　　“您好。很高兴您……”他停了下来——他的话变成了碎裂的回音，在屋里回荡。在他头顶上方悬有一个盘子状的东西把他的声音折射了开来。她笑了笑。
　　“那让我们有一点儿意外。”她说。
　　她歉意地说，房子正在搬迁。她领着他绕过一堆堆卡片盒，登上蜿蜒的楼梯。他们路过拜伦的半身塑像，上方挂着一排镶有厚重黄金像框的深黑色画像。休看到上面的名字有：奥斯泊特·兰开斯特，肯尼斯·克拉克，约翰·贝杰曼，还有六七个约翰·穆莱。
　　“那是达尔文画的”，她看了一眼约翰·穆莱三世的画像说。在画中，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自信地看着前方。
　　“他在1843年接管了公司，并引导公司朝着他最感兴趣的科学出版物方向发展。他出版了达尔文、赖尔和大卫·利文斯通的作品，当然还有著名的旅游指南。出版这类书还是头一遭，非常畅销。饿狼总算被挡在了门外。”
　　他们穿过后面的一间会客室。房间装饰有很厚的黄金墙纸——她说是1870年从日本买的。然后，他们走进一间堆满盒子和文件的办公室。她解释说出版社被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正在迁往一个公司总部。
　　“我看狼还是很有耐心的嘛。”休说。
　　她没有笑。休把西蒙的信递给她。她读了两遍。
　　“好吧，”她最后说。“我们所有达尔文重要的资料都锁在一个秘密的档案室，不外借。在储藏室有几盒没多大价值的材料，欢迎查找。不过我怀疑您是否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它们都是些商务往来的东西，比如账单、账簿等。”
　　休想起达尔文有强迫性记账的习惯。有一年，他实在病得厉害，没法记下一笔笔珍贵的收入和支出，于是允许他的妻子爱玛负责记录账目，结果一个7英镑的差额把他彻底治好了。
　　档案管理员告诉他，他不得直接在装资料的纸箱中去翻。她领着他来到主会客室，并解释说他查资料时会有人看着他。这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四周是一个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书。书柜上方的墙上挤满了画像。他认出在楼下看到的法式窗户。
　　她让他坐在一张毡面圆桌边。桌子下面是一块波斯地毯。一个盒子端过来放在他椅子旁边。她提醒他只能用铅笔作笔记，并说一会儿会有一个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监督他。她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好像还有什么事。他想，也许是他没对她再三感谢吧。
　　“非常谢谢您能让查这些资料。”
　　“哦，没关系。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些作者去世了，我们还是会好好照料他们的。”她顿了一下又说道：“你会注意到这房间有将近200年没动过了。陪你的都是些名人，有骚塞、克雷布、莫尔、华盛顿·欧文、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斯塔尔夫人。那边”，——她示意了一下中间的窗户——“1815年沃尔特·司各特被引见给拜伦勋爵。还有那边”，——她头朝一个大理石壁炉架的壁炉点了一下——“拜伦勋爵死后，他的自传被烧毁了。那些自传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对于拜伦夫人。”
　　原来是这样——他对周围的一切注意得不够。
　　她出去了，留下休一个人。他环顾四周，把所有的记在心里。这时另外一个女的走了进来。她一本正经地坐在窗边桌子旁，在他打开盒子找资料时，不时地抬头看他。
　　那位档管员说的没错：是好像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些商务卷宗和账簿——销售账单，版税声明，翻译合约，账目明细表等等。休开始感到兴味索然。
　　只用了一个小时，他就把所有的资料都过滤了一遍。然后，他拿起一本账簿，意外地发现一排排用黑墨水写的数字，字体小而工整——是分条记录的开支。他跳过前面那些页，一手托着书脊，用拇指飞快地翻过书页。一会儿工夫，记录有数目的页码翻完了，接下来是些空白页——突然，令他惊异的是——后边又写有东西！一页页漂亮的手书被迅速翻过，好似电影骤然蹦出一面白屏那么抢眼。
　　他更仔细地看了看那些纸页。字迹的时间很长了，是女孩子的字体，但很好认，也很优美。那是一片手写的文字的海洋，里边的字母a，o，e往前形成优雅的峰状，字母b，l，t则像船帆一样高耸而倾斜。
　　第一则前写有一个日期。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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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865年1月4日
　　新年的时候，爸爸（Papa）本书中莉齐称其父达尔文为Papa。——编者给了我这个本子，要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执行记账的职责。我得把自己的开支（少得可怜）记录成列，并不断从总额中扣除，直到账单神奇地归零，他才又给我补给每月的零用钱。不过这个小本子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一个秘密的用途。我将用它来记日记，把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最最私人的所
　　思所想和观察记下来。求上帝保佑它不要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因为这会让人很难堪的。
　　因为我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想法，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亲爱的妈妈——她从来不会说人家坏话，还有艾蒂——她虽然比我大4岁，但在我看来，却并不比我聪明4岁。我将把这些私人日记藏在账簿的后面，不让人发现。我想的是，它会呆在我的书桌最底下。除我之外，任何人也看不到。爸爸说，欺骗是大自然的艺术，我们可以向它学习。
　　自从爸爸出名后，到唐豪斯来的客人可真是多如水流。很多人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都是些知名人物——现代思想家和拥有各种希奇古怪的标本专有权的形形色色的科学家，而且还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求之若渴的休闲机会。
　　有客人来的早上，每个人都急切地行动起来，以求把自己最好的模样展现出来。我们像是一支调遣去克里木半岛的军队。妈妈沉着地进行组织分工。戴维斯太太急急忙忙地吆喝着把锅搬到各处的火炉上。加了香料的羊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弥漫着整间房子，一直到仆人住的房间。帕斯洛在配制室里配好了酒。园艺工康福特套好马，驾着四轮马车到奥尔平顿去接客人（很可能不止一个客人）。
　　因为我18岁了，所以被强迫穿上一件硬衬布的裙子，系带太紧了（腰围24英寸，一寸不多），真让人受罪。我觉得几乎不能动弹或是呼吸——想想我多喜欢无拘无束，在田野里乱跑，或者藏在树林和土坑里玩。艾蒂可以不穿紧身胸衣，因为她体质太弱。
　　总之，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只有爸爸例外，躺在床上，因为一想到有什么他必须露面的社交活动，他的胃往往就会犯病。
　　这种忙乱的景象给人的印象是，达尔文一家人都很正常和安足——至少在下午的时候是这样。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当然如此。不过有的时候，在快乐和有礼有节的表面下，我发觉有种怪异的东西。毛病到底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与我们一起坐在丰盛的餐桌上的客人，如果他观察力敏锐，他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强颜欢笑。如果他有我们某些现代小说家的那种睿智——正如我们在穆迪的流动图书馆中的加特斯克尔太太或特罗洛普身上看到的那样，他可能会察觉出其中的缘由来。我们并不像我们展示给外人看的那种样子。实际上，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努力表现得好客和快乐，只是在演戏而已。

　　1865年1月6日
　　像往常一样，爸爸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中心。我觉得《物种起源》发表的6年来，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他在书房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回想起来让我感觉是如此的温馨。那时候，他常常沉浸在对黑雁之类东西的研究中。他坐在轮椅里志得意满地转来转去，还经常到大厅的罐子里取一撮黑鼻烟。当我们小孩子突然冒出来问他要一把尺子、一枚别针时，他会好奇地抬起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打扰而生气。而现在，他一躲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像他根本不想和我们在一起。不管我怎么想，我也猜不透他为什么脾气变得这么糟糕。
　　3天前，为找一块橡皮膏，我无意中打开房门，看到他坐在黑皮的马鬃椅上，阴郁地沉思着什么。我开口一说话，把他吓得跟小鹿似的。他站起身，责问我为什么“偷偷溜进来”打扰他，让他得不到“一刻安宁”。他那样一个劲地大喊大叫，我把门关上了，整个大厅还能听见，惹得正在给霍勒斯上德语课的卡米拉站到楼梯上边，一脸关切地朝下张望。
　　前不久，他叫帕斯洛在窗扉上安了一面小圆镜。这样，只要选一个恰当的角度坐在椅子里，他就能看到前门的门廊。他告诉我们说这样能方便他看见邮差，但我对那种解释表示怀疑。我认为他这样是为了瞧见来访者而又不被人家发现。因此如果说他不在家，就能装得更像。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单是为了避免打扰的问题，而是有某种更深的、让他的内心不得安宁的原因。
　　爸爸的健康也不见有任何好转。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它明显地恶化了。他现在每天都要干呕两三次，还常说有胀气和其他胃病。他也不喜欢吹风。外边的空气太香了，因此他拒绝出门。除了消化不良，他还感到头眩，一阵阵发晕和头疼。有些时候，他身上会发荨麻疹或者湿疹。可怜的妈妈简直成了佛洛伦斯·南丁格尔护士，牺牲自己的所有时间给他端茶、擦背和朗读，以使他的神经放松和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力。他在书房建了一个类似盥洗室的东西——一个盆子固定在地面的一个平台上，前面遮着半堵墙和一个布帘子，距离存放他珍贵的书籍和小抽屉的屋角不足10英尺。它是用来应急的。这样他就能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推开写字板，跑过去呕吐。听到这样响动——着实吓人，仆人就会紧张地聚在大厅，面面相觑。只有帕斯洛才允许进去帮忙。有的时候，这个管家甚至还不得不把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和大汗淋漓的他抱到楼上房间去。

　　1865年1月11日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在生病。只要他一上床，整幢房子便会噤若寒蝉，我们几乎都不敢大声说话。妈妈说他的病是工作引起的。他思考自然科学的问题太紧张了。为了证明她的说法，她提醒说他第一次犯病——到现在几乎30年了——是他刚刚开始提出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的时候。22年来，除了在基尤与几位朋友和同事（如地质学家赖尔先生和植物
　　学家胡克先生）进行过讨论以及与哈佛大学的阿撒·格雷先生在信里做过讨
　　论外，他从未公开过他的理论，而只是把它藏在私人笔记本里。
　　她说，你能想像这么多年来一直思考这些理论有多累吗？难怪爸爸要向格利医生求神奇的水疗法。一次，我陪他到莫尔文去。看到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冰水浴和把自己裹在一条冰冷的“水淋淋的床单”里，以使血液在各个器官间流动，我感到非常吃惊。
　　对于爸爸身体的不适，我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使他最容易犯病的几种场合。他不仅在有人提起他的理论时会犯病，而且在谈到这一理论的起源时，他也会这样。比如说，1858年，爸爸收到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来信后就患上了严重的呕吐病，而且久治不愈。信中，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论，连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相似。爸爸痛苦地说，就那些语句便可以用作自己书中章节的标题。后来爸爸接受了赫胥黎先生和其他人的劝告，鼓起勇气把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公之于众，并在林奈协会上与华莱士先生的论文同时提交。接着他极度兴奋地赶着把《物种起源》出版出来。他累得精疲力竭，差点没能完成。不过，之后不久，他真的病了——不是因为理论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两个作者的巧合使他的成就受到了置疑。卑鄙的理查德·欧文是爸爸的主要诋毁者之一。他梦想着建一座新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据说他在伊顿帕雷斯的一次餐会上曾说：“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有两个父亲让人更难堪呢？”有句让在场所有人捧腹的反击是：“尤其是其中一个是个大猩猩。”
　　我就不明白，就算是华莱士先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人们也用不着有那种反应啊。或许这种巧合可以看作是其理论有效性的证据，而不是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因为一旦有某种思想开始流传，想撷取它的人就会不止一个。这在自然选择理论方面更是如此，既然它是如此地简洁和优美。不管怎么说，是爸爸的艰苦努力，才使得它具有可描述性和为人们所理解的。我知道他非常敏感，他痛恨一切的争议，包括《笨拙周报》中的漫画和《名利场》里令人恐怖的素描。当他发现华莱士先生几乎没得到人们的承认，或是觉得人们可能以为他本人想否定华莱士先生的优先权而又有点事与愿违时，他感到极为不安。
　　我希望我的父亲出去旅游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片片新的视野更能抚慰人紧张烦躁的神经了。但近来他连伦敦也懒得去，而且固执地拒绝考虑穿过海峡到欧洲大陆去。对于一个年轻时候周游世界、曾在异域有过如此多冒险经历的人来说，这似乎很让人难以理解。前不久，小猎犬号的3个老船友来唐豪斯住了一个周末。爸爸弄成那个样子，几乎和他们没有呆上10分钟。后来哥哥伦纳德在花园里遇到他，他们便一道散步到草坪那边去了。听他讲，爸爸突然一句话不说，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转身就走。这给伦纳德印象极深。他后来给我说：“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他希望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1865年1月20日
　　我原想说我们在唐豪斯的生活改善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家就像一个疗养院。爸爸又开始自己做水疗了。他甚至把15年前约翰·路易斯在屋外搭的一个棚子都用上了。那是一个简单的新奇玩意，就是在屋外水井边做一个能装四五加仑水的锥形容器，然后把它悬在屋顶上。爸爸在里面脱掉衣服，然后拉一下一根细绳子，水就从头顶带着巨大的压力倾泻下来。有时，霍勒斯和我在外面都能听见喘息和呻吟声。别人还会以为里面的人快死了呢。我们等了5分钟。这时爸爸又穿戴整齐冲出来，一副快冻僵了的痛苦的样子。我们中的一个人通常会同意陪他沿着沙道走几圈。所谓沙道，是我们屋后面连接花园尽头的一条小路，是他修来思考问题时散步用的。
　　两天前，我和爸爸吵了一架。我无意间来到他的书房，拿起他通常放在披风上的短棍。那是一根一英尺略长的线匝，两端有金属握柄，非常沉，可以用作工具，必要时还可用作抵御野兽的防身武器。他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在南美呆过一段时间的纪念品，因为他在那里考察时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爸爸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拿着棍子，走上来就是一阵训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