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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１９８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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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尽是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特别。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宇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化于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化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
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健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狠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过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reduced）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够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象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alone）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俱、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象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粘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祖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俱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not）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得象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如今又恢复了，象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赛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勃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
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廓里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的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他。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他，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他相遇，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
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予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化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化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罗，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第6节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她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她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象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就——
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想做。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已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向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象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
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够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模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卑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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