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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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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于是那个家伙两眼炯炯，鼻孔闪闪，将漂亮女人搂在怀里，扑通栽倒。
是这样，在《耐震之一》和现在这本书中所有栽倒的人，就像文学艺术院横跨在铁门上用喷漆书写的“操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为我姐姐艾丽表达敬意，都是艾丽爱看的色情场景：被地球的引力而非性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姿势的人们。
下面是大萧条期间一首流行歌曲的歇词：
爸爸昨夜晚回家。
妈妈说，“老爸，累了吧。”
他摸黑想去开电灯，
栽倒在地，扑通一声！
看到健康人跌倒而大笑，这种冲动决不是普遍现象。
我是在一次英国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时才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带着我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中，那时她十六岁，而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她已经四十一岁了。那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踮着脚趾跳舞，滴答暮，滴答答，滴答答，按照剧情要求跳到舞台的一侧。接着舞台后传来一阵声响，好像她一只脚踏进了水桶，带着水桶掉下了铁梯子。
我立刻狂笑不止。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类似的事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发生过。这件事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笑。演奏的一段乐曲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停顿。
坐在同一排离我大约十个座位有一个女人。演奏时她在同朋友讲话。音乐越来越强，她也不得不越说越响。音乐戛然而止，只听见她尖声嚷着说：“我是箍在奶油里炸的！”
31
那天看皇家芭蕾舞演出受到蔑视后，我同女儿一起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她面对面站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墓前时，她感到一种震撼。如果换成我哥哥伯尼的话，在她那夺年龄，在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更加大惊小怪。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但没有一点美术细胞。
牛顿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凭借着在我们看来只够做狗的一顿早餐的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中发出的信号，似乎道出了许多揭示真理的伟大想法。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想到这些，都很可能会心潮澎湃。这头没毛的猿猴发明了微分学！他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棱镜如何将太阳光束分解成组合色彩！他发现并解释了前所未知的运动、引力和光线的规律！
饶了我们吧！
“打电话找弗里昂·苏诺科博士问问！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得快些吧，好做显徽镜观察。我们有没有一个脑子给你用？！”
我女儿南妮有个儿子叫麦克斯。现在，重播进行到一半的一九九六年。他已经十二岁了。基尔戈·特劳特死的时候，他将十七岁。今年四月，麦克斯在学校写了一篇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我也从中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牛顿的那些名义上的导师们曾劝他不要老忙于寻求科学真理，要抽出时间去读点神学。
我喜欢这么想，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想提醒他，宗教的幻觉倾向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抚慰和鼓舞。
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讲的是一块大小及形状如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尖头朝下，以每小时五十四英里的匀速向地球撞来。让我们引用他在其中说的话：“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实在太险恶。”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类的处境不会比重播结束后的两小时中更加险恶。毫不夸张，成百万个行人躺倒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闯入时，体重没有平均分配在两只脚上。但是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危险。他们的情况要比我和艾丽看到的头朝下走出车子的那个女人好得多。
我前面说过，真正造成伤害的是自行驱动的各种交通器械。它们当然不会出现在从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在那里，一切平静无事，尽管外头一片喧闹：车辆的碰撞声、受伤和垂死者的哭喊声汇成强音，达到高潮。
“我是放在奶油里炸的！”果真如此。
时震发生时，那些被特劳特称做“圣牛”的流浪汉，不是坐着，就是斜倚或者仰卧着。重播结束对他们保持的仍旧是那种姿势。自由意志如何伤害得了他们？关于这些人特劳特后来说：“即使在时震之前，这些人身上已经有了同时震后麻木症很难区分的病状。”
一辆云梯消防车失去了控制，其右侧前方的保险杠撞上了文学艺术院的入口处，而且继续在开动。只有特劳特见状跳了起来。碰撞后车辆的行动与人无关，也不可能与人有关。消防车撞上文学艺术院入口后突然减速，将车上头脑迷蒙的消防队员一下子甩上了天，飞行速度同车辆碰撞前从百老汇下山时达到的速度相同。特劳特根据消防队员被甩出的距离做出估计，时速约为五十英里。
减速减员之后，这辆救援车朝左大转弯，从文学艺术院穿过马路，直向一块墓地冲去。消防车冲上一段陡坡，在将到达最高点处停住，然后向后滑落下来。刚才碰撞文学艺术院大门时，变速杆被弹到了空挡！
车辆凭着冲力攀上了斜坡。巨大的马达隆隆作响。风门杆被卡住了。对地球引力的惟一抵抗是它自己重量的惯性。驱动轴和后轮已经脱开！
接着发生的事：重力将这头吼叫的红色巨兽拖下了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然后倒行着向哈得孙河滑去。
这辆急救用车虽然不是正面冲撞文学艺术院的入口，但震动十分强烈，把门厅的枝形水晶大吊灯撞落到地上。
这盏花哨的吊灯只差几寸就砸到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的身上。自由意志闯入时要不是他笔直地站着，体重平均地分配在两只脚上，他就会朝前方，面对着正门栽倒下去。吊灯很可能会结果了他。
你要说有运气？时震发生时，莫妮卡·佩帕下身瘫痪的丈夫正按门铃。普林斯正准备朝前面大铁门走去，还没来得及跨步，身后画廊的一个烟火警报器突然响声大作。他凝固了。该朝哪里走？因此，当自由意志闯入时，他仍处于那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他身后的烟火警报器救了他一命！
特劳特听说了烟火警报器奇迹般地让人躲过一劫的事后，他引用了凯瑟琳·李·贝兹①的歌词。他没唱，是道白的：
啊，美丽辽阔的天空下，
庄稼翻滚着金色波浪，
雄伟的紫色山峰，俯视着
硕果累累的平原！
美国！美国！
上帝恩泽四方
播下善德和兄弟情谊
从东大洋到闪闪的西大洋。
基尔戈·特劳特跑进现已被撞开的大门时，由于时震后麻木症，这位穿制服的前囚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特劳特大喊道：“快醒醒！看在上帝的分上，快醒醒！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大铁门已平倒在地上，上面喷涂的字叫人莫明其妙：“他娘的艺”。特劳特不得不从上面踩过去，大步慢跑到普林斯跟前。铁门仍然与门框紧紧扣在一起。门框受到撞击整个地从周围的墙体上脱落下来，门、门的铰链、门栓和“猫眼”都仍像新的一样，丝毫未损，只是门框对失控的云梯消防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
来装铁门和门框的包工头，在把门框固定在墙上时偷工减料。他是个骗子！特劳特后来提到他时说：“叫人奇怪的是，夜里他居然还睡得安稳！”这话对所有偷工减料的包工头都可以说。
32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延续至二○○一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该学这门专业，因为我忍受不了原始人。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我对把人当动物研究的兴趣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马克，我们需要钱。我妻子的全名是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死的时候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
简在斯沃思摩尔时是优等生，获得芝加哥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了马克之后，决定放弃奖学金。我们在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俄文系主任，一位从斯大林统治下逃亡的神情忧郁的人。我记得我妻子告诉他，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有了后代的负担。
即使没有电脑做记录，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另一门课，要求我们阅读现已进天堂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①的著作《历史研究》，并做好讨论的准备。他写到挑战和对挑战做出的反应。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或生存，或淘汰，关键在于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否超过他们的应付能力。他举了一些实例。
这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那些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人，尤其适用于二○○一年二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自由意志闯入时基尔戈·特劳特面对的情况。如果他在时代广场那一段地区，或在某一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出入口，或在飞机场——飞行员们在重播期间已经习惯让飞机安全地自动起飞和降落——那么，这种挑战就是特劳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应付的了。
特劳特听到隔壁碰撞声后走出住宿营，看到的场面虽然可怕，但卷入其中的人员不多。死亡的、垂死的人零星地散布在各处，而不是叠成一堆或囚禁在燃烧的或撞坏的飞机和车辆中。这里的伤亡者仍然是个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仍然具有个性，从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能看出许多故事来。
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那一段，由于偏僻，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几乎都没有车辆。这就使得隆隆作响的云梯消防车成了独家表演。特劳特眼看着地球的引力拖着它屁股朝下向哈得孙河滑去。其他繁忙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嚷嘈杂，但他并不受干扰，思考着那辆不幸的消防车的各方面细节，并冷静地得出结论。他在离宫告诉我说，车辆失控，肯定是由于三个原因之一：要么离合器处在倒车或空挡，要么驱动杆折断，要么踏板脱落。
他没有惊慌失措。在部队为炮兵当前锋侦察兵的经验告诉他，惊慌于事无补，只会适得其反。他后来在离宫说：“在真实生活中，就像在大剧院的演出一样，情绪激动只能把本来已不妙的处境搞得更加不堪收拾。”
真是这样。他一点没有惊慌。但他在此时却还投有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动，头脑清醒。他悟出了基本事实：宇宙先收缩，而后又膨胀了。这一点并不难。除了真实细节之外，所发生的事很可能同他多年前写在纸上后又撕成碎片在汽车站厕所抽水马桶中冲下去，或作其他处理的某篇小说构思相似。
与达德雷·普林斯不同，特劳特甚至连中学同等学历文凭也没有，但他至少与我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化学博士的哥哥伯尼有一惊人的相似之处。伯尼和特劳特两人都是从很小开始就玩起了头脑游戏，开始提出这样的同题：“如果我们的环境中某某条件存在，那么将会怎样，会出现什么结果？”
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最尽头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特劳特虽然做出了时震和重播的推断，但却未能意识到，方圆几英里人们都无法行动，不是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就是患了时震后麻木症。他等待年轻力壮的救护车工作人员、警察、更多的消防队员和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故处理部门派出的救灾专家前来处理事故，浪费了宝贵的分分秒秒。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忘了，他已经八十他妈的四岁了！由于他每天刮脸，所以即使头上不包婴儿毯做的头巾，别人也会错把他当成捡破烂的老太太，而不是捡破烂的老头。因此也从来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但至少他脚上的凉鞋很结实，是用麻制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九六九年就是穿着同样材料制的鞋，由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这种鞋是越南战争的政府剩余品。越战是我们被打败的惟一一场战争，特劳特的独生子里昂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当逃兵的。在那场冲突中，美国士兵巡逻时，在他们的轻便丛林靴外面套的就是这种凉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人在丛林小道上插着头朝上削尖的竹签，在大粪中泡过，刺破皮肤会引起严重感染。
在他那个年纪，特劳特已经不太愿意与自由意志进行俄罗斯轮盘赌，尤其因为这是很多人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后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但该做些什么呢？
33
我父亲常常错引莎士比亚的话，但我从没见他读过一本书。
不错，在此我想说的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作家是兰斯洛特·安德鲁斯（1555—1626）①，而不是那位艾文河畔诗人（1564—1616）②。在那时，空气里也散发着诗意。试试这首：
主是我的牧羊人。我再无所求。
主让我躺在青葱的草场，带我到清水
池边。
主让我灵魂再生，以主的名义领我走
上正道。
主护着我，穿过死神阴影笼罩的峡谷，
不再害怕邪恶，主与我同在，
主的臣民给我带来安抚。
在仇敌面前，主为我设下筵席，
在我头上涂上圣油，
在我杯中注满
美酒。
仁慈和善德永伴我身，我永远在主的
庭宇中生活。
兰斯洛特·安德鲁斯是参加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翻译学者中的主要翻译者和释义者。
基尔戈·特劳特是不是写过诗歌？据我所知，他只写过一首。那是临死前一天写下的。他完全意识到狰狞的持镰收割者在向他走来，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有益的提示：在离宫的大楼和活动汽车房之间有一棵水杉树。
特劳特是这么写的：
当这棵水杉树
噼啪一声倒伏，
我啪啦一声回到你处。
34
我第一个妻子简和我姐姐艾丽各自有一位时常要发疯的母亲。简和艾丽都是杜达霍尔女子学校毕业生，曾经是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里两名最漂亮、最活泼的姑娘。顺便提一下，所有男性作家，不管多么潦倒，多么令人讨厌，娶的都是漂亮太太。该有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简和艾丽都没赶上时震，谢天谢地。依我的推测，如果她们活着的话，简可能会在重播中发现人类一些好的方面，而艾丽则不会。简热爱生活，性情乐观．同癌症搏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艾丽的临终遗言表达的是解脱的宽慰，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记录了她的话：“没有痛苦了，没有痛苦了。”我没听到她的话，我哥哥伯尼也不在场，是一个带外国口音的男护工打电话向我们传达的。
我不知道简最后说了些什么话。我也问了。她那时已是亚当·雅莫林斯基的妻子，不再是我的了。她好像是默默地安睡了，没意识到不再会回来呼吸空气了。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座圣公会教堂里举行的葬礼上，亚当对前来哀悼者说，她最喜欢讲的惊叹语是，“我等不及了！”
简一次次以极大的兴奋期待的事件，总是与我们六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有关。这些孩子现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是精神病科的护士，一个是喜剧作家，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航空公司飞行员，一个是版画复制匠。
在圣公会教堂她的葬礼上，我没有讲话。我什么也不想讲。我想说的一切，都是给她一个人听的，而现在她已离去。我们两人同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老朋友。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是她去世前两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交谈。
她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纽约曼哈顿。我同我现在的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了婚，她是个摄影师兼作家。
我记不得我们俩是谁先拨的电话，是谁花的电话费。
反正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不管发起人是谁，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一次告别。
她死后，我们当医生的儿子马克说，他不会像她那样，为了多活几天，为了能够继续两眼炯炯有神地说“我等不及了！”而默许医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种救治措施。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亲密。简问我，她死亡的具体时刻将由什么决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许她觉得自己像我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内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从来没有从事任何职业。抚养六个孩子已经够她辛苦了。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个皮肤硒得黝黑、举止放荡、闲得无聊但并非不快乐，我们俩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会出现在斯格达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砾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眼望前方，但并不专注什么特别的东西，如鸟、船或其他别的东西。
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斯格达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里，我们曾养育了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
我告诉简，那个男孩闲来无事，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拣起一块石子。他会将石子扔过港口。当石子划着弧线碰击水面时，她的寿期也就结束了。
简真心真意地愿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满神奇色彩的东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为教友会教徒被带大，但在斯沃思摩尔度过了幸福的四年之后，她不再参加教友的聚会。同亚当结婚以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而他还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为此我感到高兴。
为何如此？因为我爱她。
35
用墨水在纸上讲故事的人，并非说他们还顶什么用，要么是扫射者，要么是单击者。扫射者小说写得很快，杂乱无章，曲里拐弯，成文再说。然后，他们非常用心地进行修改，对别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处，一一进行修正。单击者写作时落笔谨慎，逐字逐句，确切无疑之后才进行到下一句。
收笔之时。文章已成。
我是个单击者。大多数男人是单击者，大多数女人是扫射者。作一次同样的呼吁：该有人对这方面作一点研究。
也许有些作家、不论哪种性别，天生就会成为扫射者或单击者。最近我访问了洛克菲勒大学，那里的研究者正在寻找，并且已经发现越来越多主导着我们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基因，就如时震以后重播造成的现象那样。甚至在那次访问之前。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我和简的孩子、艾丽和吉姆的孩子，虽然长大后各不相像，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别无选择，成了他们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
六个孩子都相当不错。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六个孩子都有无数机会使自己过得相当不错。如果你能相信报上读到的、电视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会发觉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善于扫射的作家虽然发现有人滑稽，有人悲惨，觉得这种状况很妙，值得一书，但却不首先去想想人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着。
单击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词造句，但事实上他们也许正在冲破门墙围栏，从有刺的铁丝网中劈出一条通道，冒着炮火和毒气，探索一些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世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如果单击者们不满足于单击作家伏尔泰①所说的“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②，那么余下的便是我准备讨论的人权政治。让我以我和特劳特参加的那场欧洲战争中的两个故事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之后，德国人投降了。几天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德雷斯顿南面一孤立区域，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尚未由苏联军队占领并维持秩序。我就在这一地区，并在小说《蓝胡子》中对此作过描述。成千像我这样的战俘已被释放，另外还有手臂上刺着标记的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疯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赛人，应有尽有。
请你注意：人群中还有德国士兵，仍然携带着武器但已威风扫地，准备向除苏联军队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别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同他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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