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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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尽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