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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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役。当朝代创始于14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10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兵部所发勘合愈多，其民间的支应也愈大，因为需用的饮食车船马轿和人伕全系向民间无价征来。原则上这种有财政责任的服役指定由富裕之家承当，公元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700亩土地（约120英亩）的人户共为14，341户，其名单送呈皇帝御览。显然的，在朱元璋亲身切眼的监管之下，这14000多人卢必在各地区担任有财政义务较为沉重的服役。如是也好像采用了一些累进税制精神。
　　朱元璋的擘画
　　600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仅是对朱元津的褒贬还不能全部解释此中的奥妙。不管说设计人确实是具有天才的创造人或是极毒辣的阴谋家，还是不能解答当中最紧要的问题：何以这古怪的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古人的军事占领而留下的复杂情形，必已超过我们一般的了解程序。同时我们也可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朱元璋并非不通文墨，他自已即曾著书数种，身边也有不少文臣替他策划，此人思想上的见解不能吸引今日一般读者，可是他的设计，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现。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到数量，于是才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传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当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逝世时，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裔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不到一年，朱棣反叛，内战3年之后，叔父打败了侄儿（后者可能在宫殿里失火时丧生）。夺位之后，朱棣采取了几项行动使他父亲朱元璋所有的方针政策被推翻：首先他即不顾朱元津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之行进极为顺利，朱棣乃将今日越南北部划置为中国的行省，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方，朱棣也不相信不介入政策。他自己即亲率大军讨蒙古5次，两次渡过克鲁伦（Kerulen）河（今日在蒙古共和国境）。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朱棣的部队每次大概有25万人左右。当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因病而死在今日内蒙的多伦诺尔附近。
　　重建北京的宫庭与城垣，在他督导之下经营了12年，使用的匠人达10万，劳工达百万，城垣高40英尺，周围14英里，直到1962年因为疏畅市区的交通，这城墙才被拆除，今日只有前门和地安门，两座像堡垒式的建筑依然存在，上有碉楼数层，好像表彰着中国在历史上的生命活力，自15世纪迄至今日，已在各种变乱之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霜。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9000间，当初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有了这些，经营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又修正朱元璋的设计：他于公元1421年移都北京，将南京称为“留都”；由蒙古人创建的南北大运河，朱棣也将之重造，既将河道掘深，又加筑闸坝以增进其效率。
　　郑和下南洋
　　在这一切纷至沓来之际，朱棣更命令宦官郑和屡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发动于1405年，计有大船62只，小船225艘，上载军民27800人，最大的船，长440英尺，宽186英尺，即次级之船亦有370英尺长，横宽150英尺。这样的巨船只见于书刊不见于实物，可是1957年考古学家在当日船厂附近发现有船舶舵等一桩，经过估计，其舵叶之高宽都应当在20英尺以上。
　　郑和曾前后下南洋7次，最后一次航行于1432年间，已在朱棣之身后。在后面主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孙朱瞻基，明朝的第5个皇帝。平均计算起来，这7次航行中每次费时20个月。这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ght）与海盗作战，干预爪哇（Java）之内政，擒获锡兰（Ceylon）国王（今日之斯里兰卡Sri　Lanaka，企图劫夺郑和之船只），发解南京听讯，又劝说了好几十个国王与酋领向中国进贡，有些国王还亲来中国观光。这舰队巡弋于印度洋，派遣分队前往主要航线之外的地方，从波斯湾到荷姆兹（Hormuz），非洲海岸之桑吉巴尔（Zanzibar），红海之入口处亚丁（Aden）。舰队之中有7人还曾往回教圣地麦加（Mecca）。
　　郑和之后再未有遣派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军政部长）刘大夏焚毁。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之下一辈在上述灿烂光辉的创举之后不事继续，既感惊讶也觉得愤恨。看到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要受日本来犯的倭寇蹂躏，澳门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读者切齿。中国从此之后，迄至19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19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1045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税之附加，平空地派上了800英里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30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征，被置放在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