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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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国之色彩也是超时代的独创。从他所树碑文看来，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他有20多个儿子和至少10个女儿。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亲之外，对他一生有关的女子只字未提。始皇帝游历极为广泛，他不仅履足于市尘，而且遍历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间微服巡行国都之内。虽说始皇爱征伐，他却从未统帅三军。此外他是一个不畏疲劳的工作者，他预定每天必须过目的竹简，以重量作进度，不到目标不得休息。在有关国家大计的场合他总先咨询下属，可是最后的决策，始终出于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的时间，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前后遭兵燹几十载，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荡局面，尚可以包括几百年。
　　他遗留下的位置，没有人能接替。他刚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子以阴谋和政变彼此残害。一年之内，全国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变不知凡几。又3年后秦亡，始皇帝的亲人和重要的随从也全部丧生。
　　兵马俑的规模
　　1974年的考古成果无从断定秦始皇的出身系合法还是私生，也不能用来争辩他是好人或坏人。迄今所出土的还不过是他埋葬之外围的一部分，但其结果业已确定其规模之大，设计之宏伟，足以眩人眼目。
　　发掘的场所共为3英亩。据估计有7000个陶塑的兵士用实用的兵器与战车和陶塑的马匹防卫始皇的陵寝。全部结构一方面表现设计之大气魄，一方面也表现着细微之处的精到认真。所塑士兵好像是根据活人为模型仿制，没有两个一模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是千百个各具特色。他们的头发好像根据同一的规定修剃，可是梳时之线型，须髭之剪饰。发髻之缠束仍有无限的变化，他们所穿戴的甲胄塑成时显示是由金属板片以皮条穿缀而成。所着之靴底上有铁钉。兵士所用之甲，骑兵与步兵不同。显而易见的骑兵不用防肩，以保持马上之运转自如。军官所用之盔也比一般士兵用的精细，其铁工较雅致，甲片较小，而用装饰性的设计构成。所有塑像的姿势也按战斗的需要而定：有些严肃地立正，有的下跪在操强弩，有的在挽战车，有的在准备肉搏。总之，全部正好是秦步兵一师，侧翼有战车及骑兵掩护，准备随时与敌军一决雌雄。目前出土的资料已够令人赞叹，但是专家预断更多的陶制士兵、马匹和战车可能在这师的南端。更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始皇葬身之处的另三边也可能有同式的整师兵马，如此则现在所出土的只不过是全数的1／4。
　　据历史家司马迁说，始皇的陵寝，经营了36年，役用工匠70万人。在地下的建筑，还有宫庭的模型，全国的山川则用流沙水银复制。紧要之处以机械的强弩保护，以防制盗墓者，不少匠役，因为熟悉内情过多，而被活埋于陵寝之内。
　　这些传说可能永远无法证实。可是仅以现今的资料，参观者也可以凭他们所见，在历史上作一肯切的断定。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以大规模的人像代替数目众多的兵俑？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几丈高，有如今日犹俯视阿斯旺水坝（Aswan　Darm）的努比亚（Nubian）大神像？或者制造出来三头六臂，有如印度教的传统？实际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样制成，有如大流士之听政所（Darius‘Hall　of　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上个个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人像群。
　　如果观察者稍用想像力，即可以闭目看出在制造这些陶塑兵俑时，哲学家、艺术家、匠人曾与成批的占卜者以及数以百千计的军官在集思广益，摩肩抵掌的研磋情景。这地下人像的工程，自设计至施行不可能没有全面交换意见，然后在技术上不断协商所能侥幸而成。从这方面讲，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虽说我们不能崇信法家学说，认为个人必须受团体的强迫去为善去恶，但这一大群以窑火烤成的雕像群却证明了一个公众的目的，可由国家的意志创成。马基雅弗利所提倡的普遍的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不能因其为恶即否定它之存在。威利（详第二章）以“现实主义者”的名目概括所有的法家自有其深意。
　　可是观光者看到这大批窑火烤成的像群也可能发生怀疑：既有如此的聪明才智、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这些艺术与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续，可以用缺乏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需要教廷雇用，才能发展他的天才。鲁本斯（Rubens）靠替各国国王画画像而生活优裕。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而他自己的肖像尚且把他的上唇画如鹰嘴，而他的纪念馆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寝。然而这批无名艺术家的遭遇，到底不是全部不幸。他们的作品，并未全部丧于尘埃，约2200年之后，他们的杰作出土，也有人将之修刷整理，使之重见天日，表现一个历史上重要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前言：
　　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从现实的角度看来，始皇一死，秦帝国荡然无存。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因之而湮灭。不出10年之内一个新朝代继之勃兴。兹后延续达400年。汉朝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200年，全盛时管辖的人口约6000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汉朝创业之主刘邦是秦帝国里位卑职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两个丞相，萧何和曹参，曾任县级的小官僚。樊哙日后为大将，当日不过是屠夫。另一大将韩信寒微时曾一度乞食，黥布与彭越曾为盗。从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来，以前各领域内的贵族统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毁。组织新政权时，既不能追随旧世族的踪迹，也无须凭借他们大张旗鼓。这可不是说中国社会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即使几千年后中国也还没有树立一种民主体制。能够确切地代表庞大而又均匀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这时候更不足论。
　　汉朝的组织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进三步，退两步”。以几十年的经营，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汉帝国的统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取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有些地区秦前所设郡县仍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区则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为业。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犬牙根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有意在长期间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这样的安排纯系一时权宜之计，从未预计长久保持。即使在创业人刘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国，因有心和无心的差错，被削被除。刘邦的吕后及以后袭位的皇帝，遵循着这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公元前154年，去帝国的创始已半个世纪，朝廷的举措更是向各王国施加压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变。叛乱勘平后，很多王国即被撤销，余存的不仅面积减缩，而且内部的行政权也被中央政府接收。这种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至第5个皇帝刘彻在位期间达到极点。刘彻溢号汉武，他在位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这54年的御宇期间，在全汉朝是最长久的，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宇宙观与政治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企求与神祗直接接触。他朝中博士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匈奴问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只要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则须维持其一定结构。今日很少有旅游者履足中国而不将八达岭的长城列入行踪之中。秦始皇首先构造的长城，位于15英寸等雨线之北，今日早已颓废。现存之砖墙系15世纪所建，上面之楼，系16世纪新添。当日火药之使用早使类似的设防在世界其他各处失去时效。当这绵延几千英里的城壁展现眼前时，观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断的修补翻新，就不待解说而了解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它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乃是这位不同于常人的君主，16岁登极，享国54年，正值汉朝威势达到最南峰时，曾企图一举而永远解决游牧民族的问题。可是纵使他的军事行动一再获胜，他的目的却迄未获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亦称前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种操阿尔泰（Altaic）语的民族的名称，他们在中国历史初期为患北边，此后千百年间，至少还有一打以上人种上或同或异的游牧民族接踵而来。匈奴组织上的初期早熟对中国的帝制一统有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全境一统时，游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之所及绵亘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30万骑兵围汉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以10万之众，投人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
　　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汉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战场。但是在征伐匈奴时他亲自作全盘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每一战役结束，武帝也亲定赏罚。
　　每一次典型的战役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牵涉到50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5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俗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　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