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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长大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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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七人特地跑去九龙公园拍了好些照片，都是摆好姿势的那种，搔首弄姿，呕心沥血。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了红小生、名编剧，突然之间掉进繁华梦里。两个礼拜后，我、余佬、李景生意外地收到电视台寄来的面试通知书。有人欢喜，有人愁。李景生还拿着通知书在阿伟面前扬来扬去，刺激他。余佬则在旁三心二意。“怎么办，怎么办？万一真的给选去拍戏怎么办？”状甚苦恼。我等早已笑得人仰马翻。“有什么怎么办？又用不着杀头的！”李景生臭他。但去到试场，面对千人大场面，情况又不同了。竟有点心怯。越是接近自己的号码，越是战战兢兢。
“八十二号，刘德华。”终于喊到我的名字。打开房门，里面是偌大的一间讲室，四四方方，空空洞洞，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墙壁挂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三、四十字的“台词”。我被吩咐走过去站在一个划有“十”字记号的位置上，大约距离主考官的桌子两公尺。我走不了几步，即听到一阵窃窃私语。坐在中间的主考官先开口：“刘先生，对不起，可以再从房门那边走过来一次吗？请留意自己的走路姿势。”我服从的再走了一趟，但心里充满疑问。
“刘先生，请问你的职业？”另一个考官问。“学生。”我答。“打铁学徒？”“不是，我是应届的高中五毕业生。”“哦？”坐中间的主考官皱起眉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走路姿势像扛着一担铁，两肩左摇右摆，非常难看。”唇上长着两道胡子的主考官接着说。我的耳朵霎时热辣辣，不知如何回答。事实上也并没有人跟我讨论过我的走路姿势。我自觉走路跟乎常人没有两样。主考官甲很客气的说：“走路也是演技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留心身边的人，你会发觉各类型的人有各类型的走路姿势。刘先生，你的走路姿势将会影响你的演艺事业。”“请再从头走一遍试试看。”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虽然自己对训练班并非抱极大期望，但既来到了，我定要全力以赴。我提一口气，从大门口再重新走一遍过去。我尽量抑止两肩的摆动，但走得极不自然。我站在那“十”字位子上，发觉自己手心竟全是汗。主考官甲点点头。“比较好一点，但仍需改进，来，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考试，请依照黑板上的台词念一遍。”我抬头，唉，原来还有更糟糕的！这黑板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对于一个有轻微近视，严重散光的我来说，就似乎有点为难了！
我眯起眼睛，勉强把台词在心里念了一遍。“你有近视？”胡子主考官问。“有一点。”我答，“对不起，我忘了带眼镜。”其实眼镜我是随身带了来，但自觉戴了眼镜样子怪怪的，所以没说老实话。我朗声念，那是一篇报告新闻形式的台词。按着各位主考官轮流问了我一些问题，都是“你为什么叁加训练班？”“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你最喜欢的人物”等等。整个面试大约半个钟头，比大部分的面试者较长。我一直注意到考官面前各放着一个小铃子，有数次他们都几乎把手指按在铃子上，但略一踌躇，又松手了。我是余佬、李景生当中接受最长面试时间的一个。余佬进去三分钟就给人“叮”了出来，我们后来替他取了个花名叫“三分丁⌒叮∪”。
回去找把道些都跟安琪说了。彼此对这件事的态度都是“既来之，则安之”，不强求。一个礼拜后，我获通知被录取为第十届艺员训练班的学员。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训练班一星期上五天，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钟结束，为期一年，每三个月有一次考试，每次的考试都会把成绩差的学员删掉。课程包括演技训练、编剧、摄影、灯光、现场控制、市场常识、中国戏曲、欧西粤语流行曲、中国舞、现代舞，颇为全面化。班上四十多人，平均年龄是二十岁，因为都这样年轻，大家很快就混熟了。我最喜欢上的课程当然是编剧，每次都花很多工夫去做好功课。
第一学期的编剧科考试，题目是独脚戏一则，规定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一场五分钟长的戏。我写的那个剧本内容是描述一个小贼在抢东西时受了伤，他逃回家，如何为自己包扎伤口止血，突然间有人敲他家门，他慌忙放下手上的绷带，如何逃跑。我自觉以一场独脚戏去发挥，这是一个顶好的剧本了。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在剧本上的创作都颇为自信，负责的导师也特别赞赏我这方面的天分。然而功课好并不代表就是乖学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重施念书时的顽皮本色。第一天上课，尊师见微知着，看出我们这班猴子定是顽皮难当，特地订下规条：凡任何公众物品遭受破坏、毁坏，所有学员均需共同负青赔偿费用。言犹在耳，事情就发生了。
上舞蹈教室练舞，趁小休，大家推来推去的瞎玩。是梁家辉先发起的，他推吴家丽，吴家丽推薛彩霞，薛彩霞推我，但不知哪里来的蛮力，她这一堆，我整个人撞向一列落地的排舞镜子。“砰”一声，碎片四溅，我首当其冲，背脊给一片大玻璃划了一个大伤口。有人尖叫，有人马上跑去导师那里报告，也有人跑过来看我伤得如何。导师大兴问罪之师：“刘德华，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为什么镜子会碎得这么烂？”“撞碎的。”我淡淡的说。“怎样撞碎的？”“撞上去撞碎的。”我的废话把他气得竖眉瞪眼。结果每人科款七十元了事。而我得回一道深深的疤痕。我把伤口给安琪看，她不同情反笑：“滋事分子就是你这种人，活该！”我看着安琪的一张笑脸，“你瘦了。”我道。她微笑看我，不怕肉麻的说：“想你想得茶饭不思。”“你会吗，林安琪？你的排球比谁还重要。”她笑得鼻子也皱在一块。
又是夏天，安琪的头发长长了许多。她穿一件白衬衫，牛仔裤，皮肤晒成棕色，长发随意披在脑后，戴一顶鸭舌帽，神气得很。我们坐在她家的天台上，紧紧靠在一起。飞机从上空飞过。安琪问得漫不经心。“我们会有将来吗？”我脑际一片空白。转过脸看她。她在哼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叶丽仪的“上海滩”。浪奔，浪流，浪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唱得慷慨激昂。我微微撇起嘴角，轻轻笑着。我想我刚才听错了。然而，我还是在这问题上想了一想。
将来？将来彷佛如眼前的天空，不着边际，茫茫然。我已决定念完训练班后，留在这圈子发展自己的事业，但这一步后的路，又已经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了。我跟安琪说：“给我们五年的时问好吗？在这五年内，我专心我的工作，你专心念你的婴儿护理，我会好好地赚钱，五年后，我们一起去日本旅行，好吗？”安琪抿嘴笑了笑。“我可以说不好吗？”我伸出手，跟她勾手指头。“一言为定！”我们一起许下这个诺言。那天是一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训练班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我和梁家辉、潘宏彬成为好朋友。专门在上课时举手发问一些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尖酸刻薄。例如：“老师，为什么你的头不长头发？”我们戴墨镜上课，老师问原因，我们异口同声答道：“因为你的光头太刺眼了。”气得老师呕血。课馀，我们会找一些课外课程充实自己，跑去尖沙咀的青年会练翻筋斗，练粤剧遁手、身段、架式。因为训练班里的竞争也很大，每次考试也删去不少学员，第三期的考试后，两班只删下二十人左右。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前，最棒的是编剧科，每次均拿甲等成绩，有时，还会替同学做枪手，写剧本交功课。 虽然我的兴趣一直在编剧上，但训练班则较注重学员的幕前训练，导师对我的评语是：正面小生人才。实习期间，我跟家辉本着“拚命三郎”的性格，得到最多的机会实习，通告差不多每天都有，古装时装，正派反派，唱歌跳舞，什么都做，只差没扮过女人！晚上放学后有空档的话，又跑去夜总会给登台的歌星伴舞；华尔滋、恰恰、迪斯可，似懂非懂的都全部用上了，遇上唱古装剧主题曲的，还替人家编舞呢！一天到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余佬、李景生和朱强他们每个月只能跟我聚个两、三次，有几次还是他们去夜总会捧我的场才见到面。可是安琪，我却已经整整一个月没见过她了。有数次她传呼我，我匆匆的覆了电话，又匆匆地挂线，我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情况。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终于等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日子，我正计画找节目，正好余佬、李景生、朱强、阿伟传呼我约吃中饭，我连声答应他们。我们约在“京香楼”吃京菜，刚坐下，我即想起安琪就住在“京香楼”的对面大厦。我提出把安琪也叫来吃饭，众人无异议，推派我去打电话。
我打去她家，安琪来接听。我告诉她大家都在“京香楼”吃饭，叫她也一起来。她在话筒那厢迟疑了好一阵子，问：“他们是谁？”“余佬、肥胡、李景生、阿伟，你都认识的。”那边又沉默了。“喂，安琪？”“是，在。”“怎么婆婆妈妈的？”“没有婆婆妈妈，只是我不来吃饭了，我有点不舒服。”她淡淡的说，但任谁都听得出她在找藉口。“为什么？”我嚷，“我们这么久没见面了。”她又推说累。“我们改天再说，我会传呼你。”我叹口气，女孩子真难明白，无端闹起情绪来。余佬以专家口吻说：“没什么大不了，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去就保证雨过天青！”可是“明天”我又忙得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净了。安琪在某个晚上传呼我，她说她有话要跟我说。我们约了在她家的天台见面。我收了工立即就走，脸上还涂着厚厚的化妆品。
她站在月光底下，愁眉深锁。她转过身来，眼角有泪痕。“你哭了，发生了什么事？”我轻问。她伸手摸摸脸，平静地说：“可以帮我做一个抉择吗？”“什么抉择？”她咬了咬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你跟李景生两人当中做一个选择。”我笑了，像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飞机在头上掠过。我想我又听错了。我甩甩头。但随即又听到安琪冷静的声音：“我不想伤害你跟景生，你们两人都对我很好很好，可是我实在不懂得如何做出决定才能令大家都好过点。”我终于明白，错愕得不能自己。我重重的挥拳打向空气。想起那天我们在这里许下的诺言，我不禁叹气。“谢谢你告诉我，安琪。”“对不起。”她低下头说：“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我苦笑道：“我明白事情不能勉强，而我所能做的是等候你的答案，你好好的考虑清楚再告诉我。”我无法大方得替她做出决定。两天后，我有了明确的答案。她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我想做为一个丈夫，李景生会是个比较适合的人选。”我听了，很觉得索然无味。既生瑜，又何生亮？我唯有再以苦笑去面对问题。能够笑，还是好的。
我又投入日以继夜的工作程序，半年实习期过后，我正式毕业。毕业典礼上，我获颁发甲等成绩证书。顺理成章地，电视台邀我签艺员合约。父母当中，母亲投反对票，父亲则自由民主，跟我分析情况。他赞成我不妨一试。“年轻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说。于是在八一年，我跟无线电视签下一纸合约。我拨了电话给林安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我并不恨她，也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我仍然视他俩为我的朋友。适当的时间、适当的人。李景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某年某月，传来他俩的婚讯。我的心里像打翻五味架。但又能怎样？我在他俩结婚那天离开香港，启程去新加坡登台，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工作，我说不出是恰巧还是有意避什么？可是回港后，意外地听到余佬说他们的婚期延后了。原因大家都不清楚，但一年后第二次传来婚讯，不到几天，又宣取消了。个中因由，大家不敢问也不明白。尤其是我，我有拨电话给安琪的冲动。八五年四月，我意想不到的又收到他们的请柬，上面写着：李景生、林安琪，我俩情投意合，谨订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正，假香港大会堂婚姻注册署举行结婚典礼，诚邀各方好友前来分享我俩的喜悦。我拿着这张粉红色的喜帖，鼻子不自觉地酸了起来。安琪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承诺。在她一而再地把婚期延迟，选择了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结婚。刚好是整整的五年。我默默的深受感动。不管事实如何，我愿意相信我和安琪的缘分至此时才淡出。一厢情愿地相信。
六、A级的自信
今日无聊才去睡。“日记”里有几天是父亲的声音：“走！别来烦我！”或是：“走！别发神经！”这都是我强迫他开口录音时收录下的话。我继续我每天的自白：我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碰上试镜的机会。谁会想到在一个金曲颁奖典礼上担任搀扶嘉宾一职的我，竟又得到导演泰迪罗宾的注意。他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走来后台找我。
“你的外型很不错，我想请你为我们的下一部新片‘彩云曲'试镜。”就凭这两句话，我上了新艺城电影公司碰运气。同一时间，导演黎大炜也通过无线电视找我试镜。他约了我在“新香港”的办公室见面。那天我装扮得如时下最流行的“特工队”一样，身穿印有“特工队”大家笑作一团，那个男孩子又回复一脸为难。另一个记者为他解窘：“父母有个儿子，非我兄弟姐妹，谜底是’自己'，哪里是刘德华，你们这班老行尊专欺负新人！别猜什么谜了，拍照，拍照！”照相、访问再照相，经验告诉我，招待会已接近尾声。
这么些年以来，对于招待会或访问的场面早已驾轻就熟，经验累积，我已懂得向不同角度的镁光灯做出反应和回答各类型的问题。我搭着那新人的肩膊，又跟他拍了些合照，情况就一如当年在无线电视台的化妆间内，戚美珍热情地搭着我的肩头，让记者拍照。
那次是我跟记者的第一次接触。感觉是尴尬和无所适从。跟同期的戚美珍和符钰晶相比，我无疑是无名小卒一个，有部分记者甚至对我毫无印象。当戚美珍在化妆间的一端对着坐在另一端的我大嚷：“喂，华仔，过来一起拍照，华仔！”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对着数十对陌生的眼神，我走过去好，还是不走过去好？既怕被人说抢镜头，又怕被人指装清高，两不讨好。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镁光灯连续闪了数十下，闪完了，正想走开，忽觉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我略一迟疑。“咦？华仔，什么事？”戚美珍在旁奇问。“哦，没事。”我慌忙掩饰，举起脚就走，勉强在眼前乱飞的白光点中力求出路。刚好这时有一个新记者走进化妆间，请了戚美珍和符钰晶去停车场拍一些生活照。
剩下我。我耸耸肩，阿Q的笑一笑，刚想坐下，听到有人喊：“喂，华仔，这边！”我抖一抖神，抬头。见到黄日华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此“华仔”不是我这个“华仔”。我顿时像泄气的皮球，重新把身子滑落座位上。没关系，我想，照相照得多就变成纸上明星，招人话柄，我再次阿Q的想。“华仔！”又有人在叫“华仔”。我没有理会，专心整理我的头发。猛地一大掌拍向我肩头。“喂，装明星架子！不用打招呼？！”凶巴巴的，原来是彬仔。他满头大汗，刚从外景回来。我们像十年没见过面似，互相抢话说，交换所见所闻……
三百六十五个跑龙套的日子。我一直沉着气，没有气馁。我以“A”级成绩毕业，也很相信训练班的导师并不胡乱评分。我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可是我手上的一叠“杀手甲、学生乙、商人丙”的通告显示：我还要耐心地等这个机会。等、等、等，每次传呼机一响，就机械地问同样的三个问题：“几点？什么地方集合？什么戏？”后来连“什么戏”也懒得问，因为来来去去不外是甲乙丙丁的角色。这天更惨，跑到荒山岭秃头地拍刺客甲，打得落花流水，汗流浃背。中途休息空档，翻出传呼机，似有口讯待覆。但身处寸草不生之地，何来公共电话？待到回覆的时候，已经是四个小时之后的事了。抓起电话筒，线路一拨通，我就惯性的问：“几点？什么地方出发？”
“你是谁？”完完全全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你找谁？”我忙把电话重复一遍。“我是一九九二号传呼机的主人。”“啊！刘德华！”她以这种近乎兴奋的语调读出我的名字，教我觉得飘飘然。原来她是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部的导播，单慧珠。她道明来意：“我在替一部电视单元剧找男主角，原本已找了严秋华，但后来发觉他的档期给了无线，我只好另觅他人。”单慧珠说话的速度比一般人快，我要很用心才可听到她的每一句话。她是一个急性子的女导演，说不了三句话，就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见面再谈，我要见见你。”
据她之后形容：“每次我找到心目中适当的人选，我就急性子到好像丈母娘看女婿，一副窝囊相，很要不得，哈哈！”但急性子有急性子的好处，至少谈起工作来爽快直接，不用兜圈子。“我喜欢你愤怒的眼神，百分之百就是我要找的。”“哦？”我作诧异状，“我以为我是邻家的小孩。”“你比我想像中开朗。”她点点头，状甚满意，“我看好你！”她拍拍我肩头。“看好”之馀，还是照规矩的试了三次镜。单慧珠的“试镜”有别于人。并非要求演员对着镜头作戏，而是她跟你面对面坐着一问一答。她有许许多多问不完的问题。“试说出你最难忘的事。”“你对情义的看法。”“你心目中‘江湖'的定义。”“你认为最完美的爱情故事。”“你的抱负，你的理想，你的志愿。”像心理医生般无孔不入地探讨你的内心世界。
两个礼拜后，她又再传呼我：“小子，接通告！明早八时，香港电台饭堂见！”
“江湖再见”的剧本就摆在我面前。男主角有个帅气的名字叫“阿龙”。为了“阿龙”，我要学抽烟。两天抽去了一包香烟，差点没呛死！后来又对着镜子练习抽烟的各种神情，我要自己坏透的样子。我花了很多心思去演好“阿龙”这个角色，但毕竟缺乏经验，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剧集播映后，我主观地认为自己演得很生硬，而外间的反应也只是一般。我没料到“阿龙”竟也为我带来观众。那一年我获通知去叁加一年一度的“公益金百万行”宣传活动。当然这样的一出重头戏，说什么也轮不到我担大旗。偏偏发通告那天，负责人跟我说：“刘德华，你那天要担大旗。”我“吓”得张大嘴巴，差点冲口而出：“担大旗的不是汪明荃、郑少秋这等头号人物吗？”
我随即明白那天的工作棗“担大旗”意思何在。宣传队伍自山腰走至山脚，我双手一直高举，担着那一面彩色缤纷的旗帜。沿途群众争相看汪明荃和郑少秋的风采。忽然有一个小女孩冲着我叫：“阿龙，阿龙！”我“霍地”整个人立正。只见她手拿一本小册子给我：“阿龙，请替我签个名字。”我又惊又喜。她可算是我第一个小影迷吧！我悉心设计的签名款式，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我抖着手，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地签下“刘德华”三个字。小女孩看着我的签名，嘴一扁，不悦的说：“我不是要你的签名！我要‘阿龙'的签名！”她朝我作个鬼脸，“你不是’阿龙'！嗤！”她一把抢回我手上的签名簿。我气得脸红耳赤。我跟身旁一起担大旗的彬仔说：“我发誓！如果她不是女孩子，我会揍她一顿！”可是已没机会让我再揍人，“阿龙”之后，我又回复投闲置散的角色。林子祥拍了一个“夜来香”的音乐录影带，我在里面做嫖客甲。周润发主演的“鳄鱼潭”需要杀手一名，也是我。“你是第几届训练班？”他问我。“第十届。”“身手不错。”他点点头。“我学过洪拳。”每次休息空档，发仔都走过来主动跟我攀谈。话题虽然不着边际，但“亦师亦友”的身分从此在我心里奠下。回家我把这天所遇到的说了录在录音带上。至今我已拥有两小箱满满的录音带日记，这习惯自念高中时已养成。无论多累，每晚睡觉前都会把放在床头的录音机扭开，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念念有辞。没事做的那天，也会对着录音机说一句：“字样的T恤，外罩一件天蓝色的混合纤维布料西装外套，颈项上绑一条染红的”牛仔巾“。帅得沿途蠃来艳羡目光。
我推开“新香港”的大门时，我留意到所有的人都向我行以注目礼。我以为自己已帅得如天上的龙，谁料见到黎大炜后不禁自叹弗如黎导演穿一套浅灰色的老西，结一条粉红色的领带，浓眉大眼，看上去任何一方面也比我更具开麦拉面容。我们似乎惺惺相借。黎大炜也把我从头至脚，从脚到首上下看了一遍。他笑着点头：“啧啧，你简直就是‘靓妹仔'男主角的化身！”他把几张台词递给我。我一看。咦！这不就是“江湖再见”里的其中一场戏！“’江湖再见'？”我指指手上的台词，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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